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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s Institute

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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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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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s Circle 第 41 号会员, 加入于 2018-11-16 13:23: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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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济的认知与人的行为

人的选择和行为的自由,受三方面的限制。第一是物理学上的法则,这些法则是冷酷无情的,是绝对的。人,如果想活下去,就得调整他的行为来适应它们。第二是个人的一些先天的特征和气质以及环境因素的运作;我们知道,它们旣影响目的的选择,也影响手段的采取,尽管我们对于它们的运作所具有的认知颇为模糊。最后第三方面,是关于手段与目的互相连结的那些现象的规律性,也即,不同于物理学和生物学法则的行为学的法则。

关于这第三类的一些普通法则的说明,以及类型方面和形式方面的解释,是行为学,和其迄今最进步的部门——经济学的主题。经济知识的本体,是人类文明结构中的基本因素;它是现代工业化和最近一两百年当中,所有道德的、知识的、技术的和医疗的成就所凭借的基础。至于经济知识提供给人们的这些丰富宝藏,今后是否被善于利用,或置之不用,这就要由人们来决定。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善于利用它,且不理睬它的敎义和警吿,他们不会消灭经济学;将被消灭的,是社会和人类。
## 二、经济学与价值判断

有些人指责经济学对于价值判断保持中立;另外一些人认为经济学随便作价值判断而指责它。有些人说经济学必然要作价值判断,所以不眞是科学,因为科学是中立于价值判断的;另外一些人又说,好的经济学应该是、而且能够是不偏不颇的,只有坏的经济学家违犯这个基本要求。

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之所以会有语意混淆,是由于许多经济学家不适当地使用了一些名词。一个经济学家研究政策a能否达到它之所以被推荐而预定达到的结果p,他发现a的结果不是p而是g;这个结果,甚至从这个政策a的支持者来看也是不好的。如果这个经济学家叙述他这一研究的结果,而说a是一个坏的政策,他并不是宜布一个价值判断。他仅是说,从那些想达成目的p的人们的观点来讲,这个政策a是不适当的,在这个意义下,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攻击保护贸易政策。他们论证保护贸易,不会像它的主张者所相信的,增加财货的总产量,而是相反地减少总产量;所以,从那些想有较多而非较少的物产供给的人们的观点来讲,保护贸易是坏的政策。经济学家之批评政策,是从那些政策所想达成的目的的观点来批评的。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说最低工资率是个坏政策,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政策的后果与推荐这个政策的人们的意愿是相反的。

从相同的观点,行为学和经济学都重视人类生存和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即,在社会分工下的合作,比起自给自足的个人孤立,是个更有效率的行为方式。行为学和经济学并不说人们应该在社会架构下和平合作;它们仅仅说,如果人们想使他们的行为比别种方式的行为更成功,他们就得这样作。道德规律,是社会合作的建立、维持、和加强所必要的;遵守这些道德规律,不要认为是为一个神秘存在体而作的犠牲,而要认为是采取最有效的行为方法,是为得到更高价值的报酬而支付的代价。

这是以自律的、理性的、自愿的伦理来替代直觉说和天启的圣训那一类的他律的敎条。这个替代,正是一切反自由的学派和敎义联合起来猛烈攻击的。他们一致指责功效哲学把人性以及人的行为的最后原动力描述和分析得那么冷酷严肃。对于这些批评的反驳,几乎见之于本书的每一页,再也不必多说了。只有一点必须再提到,因为一方面它是所有现代唱反调者的中心论点,另一方面,它给那些怕学经济学这门吃力学科的普通知识分子一个很好的借口。

他们说,经济学,在其「合理」的前提假定下,假定人们惟一地,或最重要地志在追求物质福利。但在实际上,人们常常是不理性的。他们受那种想实现某些神话和幻想的冲动所支配的时候,较多于受那种想享受较高生活标准的冲动所支配的时候。

经济学所必须答复的是这样:

1、经济学并不假定人们惟一地或最重要地志在追求物质福利。经济学,作为较广泛的人的行为学之一部门,是处理所有的人的行为,也即处理人的有意追求其所选择的目标,不管这些目标是什么。把「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的概念应用到所选择的目标上,这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也可把这个极据(也即,我们的思考既不能分析它,也不能把它约之于其他最后的什么东西),叫做不合理的。但是,这样一来,任何人所选择的毎个最后目标,也可说是不合理的。像第六世纪Croesus那样的大富豪之以财富为目的,并不比一个佛敎和尙之以贫穷为目的更合理或更不合理。

2、这些批评者,在使用「合理的目的」这个名词时,心中所想的是对于物质福利和较高的生活标准的愿望。他们是说,一般地讲,尤其就我们现代人讲,人们被那种想实现神话和梦想的愿望所驱使的时候,较多于受那种想改善他们物质福利的愿望所驱使的时候。这个说法是不是封,这是个事实问题。尽管有理解力的人,都会提出正确的答案,我们不妨不理这个问题。因为经济学对于神话,旣不说什么赞成的话,也不说什么反对的话。对于工会的理论、信用扩张的理论、以及所有那些被认为神话的理论,经济学都是完全中立的。它处理这些理论只是把它们看作关于手段的理论。经济学并不说工会的那一套理论是一套坏的神话。它只是说,为所有想赚得工资的人提高工资,那不是一个适当的手段。至于工会神话的实现,是否比工会政策的那些必然后果的避免更为重要,那就留给每个人去作判断。

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可以说,经济学是脱离政治的,或非政治的,尽管它是一些政策和每种政治行为的基础。我们还可进一步说,它是完全中立于一切价值判断的,因为它总是说到手段,从不说到最后目的的选择。
## 七、经济学与自由

经济观念在公共事务的决定上所发生的主要作用,可以解释一些政府、政党、和压力团体为什么一心一意地要限制经济思想的自由。他们是要宣传「好的」学说,同时不让「坏的」学说声张。照他们的看法,眞理并不仅仅凭它是眞理即有力量会使它最后胜利。为着实现眞理,必须有警察或其他武装的暴力行动作后援。在这个见解下,眞理的标准是看谁能以武力致胜。这意涵:指挥一切人事的上帝或某种神秘力量,总是使那些为正义而奋斗的人胜利。政府是来自上帝,因而它有消除异端邪说的神圣使命。

不宽容异端而加以迫害的这种学说,包含着许多矛盾,而且,在逻辑上是不一贯的。对于这种矛盾和不一贯,没有详加讨论的必要。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像现代政府、政党和压力团体所建立的这么灵巧的宣传和压迫制度。可是,所有这些庞大的建构,遇到一个伟大的意理向它们攻击的时候,马上就像小孩用纸牌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

今天,经济学的研究几乎成为法外的事情。不仅是在野蛮专制和新野蛮专制的国家是如此,在所谓西方民主国也如此。经济问题的公开讨论,几乎完全抹煞了经济学家在两百年前所讲的一切。他们在讨论物价、工资、利率、利润的时候,好像它们的决定,都不受扭可法则支配的。政治家劝吿工商业者减少利润、降低价格、提高工资,好像这些事情都靠个人们的善意。在讨论到国际经济关系的时候,大家又很轻快地采纳了最天眞的重商主义者的一些谬见。很少人知道所有这些著名学说的一些缺点,或认识到为什么基于这些学说的政策必然引起普遍的祸患。

这些都是可悲的事实。对于这些事实,我们该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方法,即,永不放松眞理的寻求。
## 六、经济学与公民

经济学不可拘限于学校敎室和统计官署里面讲授,更不可留在秘密传授的圈子里面。它是人的生活和行为的哲学,它关系每个人和每件事。它是文明的精髓,也是我们人「合乎人情的存在」(man's human existence)所不可少的东西。

我提到这个事实并不是像某些专家一样,故意夸大自己的知识部门的重要。今天,给经济学重要地位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所有的人。

今天,一切政治问题都涉及广义的经济问题。当前关于社会公共事务的一切议论,都涉及行为学和经济学的基本因素。每个人都摆不脱经济问题。哲学家和神学家对于经济问题,似乎比对于前辈人所认为的哲学和神学的主要问题,更有兴趣。今天的小说和剧本,大都从经济学说的角度来处理所有的人事——包括性的关系在内。每个人都会想到经济学,不管他知道或不知道他所想的是经济学。加入一个政党和投他的选票,这个公民就是在无意中对于主要的经济理论采取一个立场。

在十六、十七世纪,宗敎是欧洲政治争论中的主要问题。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主要的问题是代表制政府对王权专制之争。今天,是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个完全要靠经济分析来解决的问题。诉之于空洞的口号,或诉之辩证唯物论的神话,都是不管用的。

任何人没有方法可用以逃避他的本身责任。凡是疏于检讨一切与自己有关的问题的人,就是自甘放弃他固有的权利而受制于一个自命为超人的干部,在生死攸关的重要事情上面,盲目地信赖「专家」,或不假思索地接受那些流行的标语和偏见,那就等于放弃自决权而听任别人摆布。在今天的情形下,对于每个有理解力的人而言,没有比经济学更重要的,他本人的命运以及他子孙的命运都与它密切相关。

对于经济思想体系能够有所贡献的人,是很少的。但是,所有懂道理的人,都得熟悉经济学。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公民的基本责任。

经济学再也不能是知识的秘授部门,再也不是少数的学者和专家所专有的知识。经济学处理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它关系到每个人,它属于所有的人。它是每个公民所应当研习的。
## 五、一般教育与经济学

在那些没有复杂的语言集团发生困扰的国家里面,国民敎育,如果限之于读、写和计算,就会办得很好。对于聪明的小孩,再敎点最浅显的几何学、自然科学和本国现行法律的基本概念,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到他想更进一步,严重的困难就发生了。基层水平的敎育必然是注入式的。如果把一个问题的各方面看法都摆在靑年们的前面,让他们在许多不同的意见中加以选择,这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能够把自己所不同意的意见,像自己所同意的一样,乐于讲给学生听,这样的敎师,也是难得找到的。还有,主办这些学校的党派,可以在校内宣传它的主义或信条,而轻蔑其他党派的主义或信条。

在敎会学校里面,自由主义者解决这个问题是把政治与宗敎分开。在自由国家,公立学校不再讲授宗敎的敎义。但是,学生的家长可以自由地把小孩们送到敎会所办的学校去。

可是,这里的问题不只涉及宗敎敎义及某些与圣经冲突的自然科学理论。它甚至与历史和经济学的敎学更有关系。―般人对于这件事所知道的,只是关于国际史的敎学。现在,有些人说到历史的敎学必须避免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chauvinism)的影响。但是,很少的人知道公平而客观这个问题,同样地,这也发生在国内史的敎学方面。敎师自己的和敎科书作者的社会哲学,会渲染他们所讲的和所写的故事内容。为使小孩和靑年们易于了解,必须敎得简单扼要;可是愈简单扼要,效果也愈糟。

照马克斯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的看法,学校里面所敎的历史被古老的自由主义的观点污染了。他们想以他们自己的历史解释来替代「布尔乔亚」的历史解释。在马克斯的见解中,一六八八年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十九世纪欧洲大陆的一些革命运动,都是布尔乔亚的运动。这些运动的结果,是封建制度的崩溃。资产阶级的优势随着建立。无产阶级的大众没有得到解放;他们只是从贵族阶级的统治下转而受资本主义剥削者的阶级统治。为着解放劳工,打倒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必要的。干涉主义者主张用德国式的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或美国式的新政来实现。另一方面,正统的马克斯主义者则断言: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才会有效地解放无产阶级。

在高中,甚至在学院这个阶段,历史和经济学的传授,实际上是注入式的。大多数的学生,确实不够成熟到有自己的判断。

如果国民敎育比实际的更有效率,那些政党将更是要来控制学校,以决定这些课程的敎法。但是,普通敎育对于后代人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观念之形成,所发生的作用不大。报纸、广播和周围的环境的影响力,远比敎师和敎科书的影响来的大。敎堂、政党以及压力团体的宣传,也胜过学校的影响力,不管学校所敎的是什么。学校里面所学的东西常常是很快地就忘掉,不能够长期保持住以对抗一个人所生活的环境继续不断的锤击。
## 四、经济学和一些大学

靠税收支持的一些大学,是要受执政党的支配的。政府当局只任用那些准备宣扬他们所赞成的观念的人们做敎授。因为,所有非社会主义的政府,今天都坚信干涉主义,所以,他们只任用干涉主义者。在他们的见解中,大学的首要任务,是把官方的社会哲学向下一代推销。[2]他们用不着经济学家。

但是,干涉主义在许多独立的大学也一样地流行。

按照古老的传统来讲,大学的目的不只是敎学,同时也要促进知识与科学。大学敎师的责任不只是把别人发展出的知识体系传授给学生。他应该对他自己那一门的知识库藏有所增益。他应该是举世知识界的一位有充份资格的一份子,在走向更丰富、更优良的知识道路上,他是一位创新者或先锋人物。一个大学不应甘心承认它的敎授在其专业领域中不及别人。每个大学敎授都要认为,自己比得上他那门学科中其他的大师。像他们当中的最伟大者一样,对于知识的进展,他也贡献他的一份。

「所有的敎授是同等的」这个想法,当然是个假想而非事实。在天才的创造性作品与专家的论着之间,有个很大的差异。可是,在经验研究的领域里,倒是可以抱持这个假想。伟大的创新者和简单的例行工作者,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用的是相同的技术性的研究方法。他们做实验室里试验或收集历史性的记录。他们的工作外表是相同的。他们发表的论着所指涉的是相同的科目和问题。他们是可等量齐观的。

在理论科学,像哲学和经济学方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没有什么是例行工作者按照刻板的模式所能成就的。这里没有那些需要专门论着的作者勤勤恳恳不辞劳苦的工作。这里没有经验方面的研究:所有的成就都要靠深思熟卢与推瑭的能力。这里没有什么专门化,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处理这个知识体系的任何部份,实即处理它的全体。有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从心理和敎育的观点形容博士论文的时候,他说,这种论文给作者一种骄傲自信,自信在他的那个知识领域里有一个小角落,尽管小,他不比任何人差。很明显地,这种后果,不会因一篇经济分析的论文而发生。在经济思想的集合体中,没有这样孤立的角落。

对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人,在同一时期从来没有十个以上。有原创力的人,在经济学方面如此之少,在其他知识领域也同样地少。而且,有原创力的经济学家,有许多不是雇于敎师羣的。但是,大学和学院所需要的经济学敎师是数以千计。学术界的传统是要求每位敎师发表原始贡献以证明他的学问。仅是编敎科书和手册等不能算数。一位大学敎师的声望和薪水,是看他的学术性著作而不是看他的敎导能力来决定的。一位敎授不得不出版几本书。如果他觉得他没有适合的能力写经济学的书,他就去写经济史或叙述经济学。但是,为着不丢面子,他又要坚称他所处理的问题是纯经济学的,而不是经济史。他甚至于还要强说,他的论着所包括的仅属经济研究的正当范围,只有这些论着才是经验的、归纳的、和科学的,至于那些「讲坛」理论家纯抽象的著作,都是无用的空论。如果他不如此,他就得承认,在经济学的敎师当中有两类的人:一类是他们自己对于经济思想的发展曾经有贡献的人,一类是在这方面没有贡献,而在其他方面,如最近的经济史方面,做得不错的人。这样一来,学术界的气氛,就对他们变得不利了。许多敎授们——幸而不是所有的教授——存心轻蔑他们所谓的「空理论」(mere theory)。他们想用那个没有系统的历史的和统计的数据的凑合来替代经济分析。他们把经济学分散为许多独立的部门。他们专攻农业、劳工、拉丁美洲、和其他类似的一些分目。

使学生们熟习一般的经济史,乃至最近的经济发展,这确是大学敎育的工作之一。但是,所有这一类的敎学,如果没有经济学作基础,一定是要失败的。经济学不容许割裂为一些特殊部门。它所处理的,必定是一切行为现象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分别处理生产的每个部门,行为学的一些问题就不会成为显而易见的。研究劳动和工资,而不涉及物价、利率、利润和亏损、货币和信用,以及其他一切有关的重大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工资率的决定这个问题的实质面,在「劳动」这一课程当中甚至不会接触到。事实上,没有「劳工经济学」或「农业经济学」这样的东西。我们只有一个首尾一贯的经济学。

这些专家们在他们的讲演和发表的论文中所讲的那些,都不是经济学,而是各种压力团体的论调。他们不理睬经济学,因而不得不成为某一压力团体的意理的俘虏。甚至那些不公开偏袒某一压力团体而号称中立的专家们,也于无意中赞成干涉主义者一些基本信条。在讨论各形各色的政府干涉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坚持他们所说的「纯消极主义」。如果他们批评政府所采的措施,他们只是为的推荐他们自己的那个牌头的干涉制以替代别人的干涉制。他们毫不愧疚地赞成干涉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论点——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有利于无情的剥削者,不公平地伤害绝大多数人的重大利益。照他们的看法,凡是论证干涉主义徒劳无益的经济学家,就是受大企业收买而为不公平的权益作辩护的人。所以,他们主张必须把这样的歹徒排斥于大学以外,而且,不让他的论文发表在学校的刊物。

学生们迷惑了。在数理经济学家所授的课程中,他们被塡塞了一些关于均衡状态的公式,在均衡下再也没有什么动作了。他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些方程式对于经济活动的了解,没有任何用处。在专家的演讲中,他们听到许许多多关于干涉措施的细节,他们必然推想到一些矛盾荒谬,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均衡,而且工资率与农产品价格也没有高到工会和农民所想的那么高。于是,他们觉得激烈的改革,显然是必要的。但是,怎么样改革呢?

大多数学生毫无抑制地拥护敎授们所推荐的干涉主义这种万灵药。他们相信,当政府实行最低工资率,供给每个人适当的食物和住宅的时候,或者当人造奶油的销售和外国糖的输入被禁止的时候,社会情况就叫人完全满意了。他们没有看出老师们所讲的话里面有许多矛盾,老师们某一天感叹竞争的疯狂,第二天又感叹独占的罪恶;某一天抱怨物价下跌,第二天又抱怨生活费上涨。这些矛盾,大多数的学生察觉不到。他们是要取得学位,是要尽快地向政府或某一有力量的压力团体谋得一个职位。

但是,也有些头脑敏锐的年轻人看透了干涉主义的那些谬误。他们接受了老师们对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反对,但是,他们不相信干涉主义的那些个别孤立的措施能够达成它所追求的目的。他们一贯地把敎师们的思想推演到最后的逻辑结论。于是,他们转向社会主义。他们向苏维埃制度欢呼,认为它是一个新的、更好的文明的开始。

可是,使得今天的许多大学成为社会主义苗圃的上述情形,在经济学系里面却不像其他各系那么多。经济学系里面还可以找到若干杰出的经济学家,甚至在经济学系敎其他课程的敎师也熟习经济学家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这种情形与许多敎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的敎师不同。这些敎师们是以断章取义的粗疏的辩证唯物论作基础来解释历史。其中,有些人即令是因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而热烈反对马克斯主义,他们仍然受着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的政治纲领所表现的那些观念的支配。他们把经济萧条、大量失业、通货膨胀、战争和贫穷,解释为资本主义下必然的祸害。这些祸害只会随资本主义的过去而消灭。

******
[2] G. Santayana,在讲到柏林大学(当时的普鲁士大学)的一位哲学敎授的时候,他说,对于这个人而言,似乎是:「敎授的职责是循着政府指定的路线,拖着一船法定的货色疲累地走」。(Persons and Places [New York, 1945], II, 7.)
## 三、预测

工商业者终于了解,信用扩张所创造的市面繁荣不会持久,而是必然要走向萧条的。当他们有了这一了解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趁早知道萧条将要到来的时日,对于他们是很重要的。于是,他们就向经济学家请敎。

经济学家知道这种市面繁荣终归要导致萧条。但是,他不知道、也不能知道危机何时会出现。这要看个案的一些特殊情况来决定。许多政治上的措施也会影响其结果。我们没有什么法则可据以估计这个市面繁荣可延续多久,或下一次的萧条何时到来。而且,即令有这样的一些法则,对于工商业者也没有用处。个别的工商业者为避免营业上的损失而需要的,是要在别的工商业者还相信经济萧条到来的时期还远的时候,他会预先知道那个转机的时曰。这样,他的优越知识就可使他有机会调整他的业务,以免受到损失。但是,如果市面繁荣的结束可以按照一个公式来预测的话,则所有的工商业者都会同时预先知道这个时日。这样一来,他们大家都依据这个消息来调整他们的业务,其结果就是立即显现出百业萧条。这时,任何一个工商业者要想避免损失能已太迟了。

假若估计未来的市场结构是可能的话,未来也就不是不确定的了。如果眞的如此,那就没有企业损失,也没有企业利润。一般人希望于经济学家的,却超越了人世间任何人的力量。

「未来是可预测的:某些公式可用以代替企业活动之所以成为企业活动的那种特别领悟;熟习了这些公式,任何人都可以从事工商业」。这个想法,正是成为现代反资本主义政策之主因的那些谬见和误解的衍生物。在所谓马克斯哲学的整个体系中,一点也不提到「行为的主要任务在于为不确定的未来作准备」这个事实。「带头的人」(promoter)和「投机者」这两名词,现在只用作骂人的下流语,这个事实明白地表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于行为的基本问题是什么,甚至连想都没有想。

企业家的判断,是巿场上不能买到的东西之一。企业观念不是大多数人所会有的。它不只是产生利润的正确的远见,而是比其余之人的远见更好的远见。奖金只归于那些不受大众所接受的谬见之误导,而有其独特判断的人物。利润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有人为那些被别人忽视的未来需要而作准备,因而,这些人就得到别人所得不到的利润。企业家和资本家如果深信他们的计划是健全的,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的物质福利拿来作赌注。他们决不会因为一位专家敎他们怎样做他们就怎样做。靠秘密消息在证券和商品交易所做买卖的那些无知的人们,准会赔掉他们的本钱,不管他们所得到的灵感和「内幕」消息是什么来源。

事实上,经济学家和工商业者都充份知道,未来是不确定的。工商业者知道经济学家不会给他关于将来事情的任何可靠的消息,经济学家所能提供的,不过是关于过去的统计资料的解释。就资本家和企业家来讲,经济学家关于未来的意见,不过是些靠不住的推测。他们都是不容易受愚弄的。但是,因为他们十分正确地相信:知道那些可能与他们业务有关的一切数据,终归是有用的,所以他们订阅一些刊登经济预测的报纸和杂志。他们只想不漏掉任何可利用的消息来源,大规模的企业总要馐用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家做他们的职员。

经济预测不能使未来的不确定成为确定,因而不能使企业精神失去它固有的投机性。但是,「预测」在收集和解释那些关于最近经济趋势的数据方面,却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服务。
## 二、作为一门专业的经济学

早期的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经济学的一些问题。在演讲、写信的时候,他们是要把他们思考的所得传递国人。他们想影响舆论,因而使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健全、合理。他们从来不把经济学看作一门专业。

经济学家成为一个专业者这种发展,是干涉主义的衍生物。专业的经济学家是个工具性的专家,他帮助政府干涉民间经济活动而设计种种措施。他在经济立法方面是个专家,今天的经济立法,其目的总是在妨碍市场经济自由运作。

成千上万的这种专家,在各级政府机关里面、在各种政党的总部里面、在压力团体里面、在政党报纸和压力团体刊物的编辑室里面,忙忙碌碌。还有一些被工商企业聘为顾问,或经营独立的顾问机构。其中有的闻名全国,甚至全世界;有许多是在他们国家里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羣中。这样的专家,常常被请去管理大银行和大公司的业务,常常被选为立法者,也常常被任命为阁员或部长。他们在最高的政治事务方面与法律专家相抗衡。他们所扮演的这种突出的角色,是我们这个干涉主义时代最特殊的现象之一。

这一羣如此重要的人物,无疑地包括着极有才能的人,甚至包括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但是,指导他们活动的那种哲学,却缩小了他们的眼界。靠着与某些特定政党和压力团体的关系,而又急于获取特权,于是,他们就变成偏于一方面的人物。他们对于他们所主张的政策所可招致的较远的后果,置之不问,而只顾他们所服侍的团体的短期利益。他们努力的终极目的,是牺牲别人而为他们所服侍的团体图利。他们着意于使他们自己相信:人类的幸福与他们团体的短期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想把这个观念推销于大众。为较高的白银价格、较高的小麦价格、或较高的食糖价格,为他们工会份子的较高工资,或为对较廉的外国产品课征关税而奋斗的时候,他们声称是为至善、自由和正义,为他们国家的繁荣,乃至为文明而奋斗。

一般人大都厌恶国会的游说者(lobbyists),而把干涉主义的立法所引起的不良后果归咎于他们。其实,祸根比这更深远。各种压力圑体的哲学已渗透立法部门。现在,国会议员所代表的,是小麦的种植者、畜牲的饲养者、白银的生产者、农民合作社、各种工会,以及那些不靠关税就经不起外国产品竞争的工业,和许多别的压力圑体。行政部门的情形也如此。农业部长把自己看作农民利益的保护者;他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粮价高涨。劳工部长把自己看作工会的支持者;他的主要任务是使工会尽可能地庞大。每一部都有它自己工作的方针而彼此冲突。

今天,有许多人在感叹创造性的政治家太缺乏,可是,在干涉主义占优势之下,政治界的参与,只有那些和一个压力团体相互提携的人们才有份。一个工会领袖或一个农民协会的执行秘书的心境,不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所应具备的心境。为一个压力圑体的利益而服务,不会有助于一个大政治家之所以成为大政治家的那些性质的发展。政治家的职份必然是长期政策的制定;但是,压力团体是不关心长期的。德国威玛宪政和法国第三共和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客们只是些精通压力团体利益的专家。
## 三、老辈自由主义者的幻想

群众,大伙子的平凡人,不会有任何理念,健全的或不健全的都不会有。他们只是在知识领袖们所宣扬的一些意理之间加以选择。但是,他们的选择是最后的,而且决定了事情的趋势。如果他们选择坏的主张,那就无法防止灾祸的到来。

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社会哲学,没有想到不健全的理念之流行所可引起的危险。古典经济学家和功效主义思想家的理性主义,没有什么是可以反对的。但是,在他们的敎义中也有个缺陷。他们轻率地假定,只要是合理的事情仅凭其合理就可以行得通。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舆论也可能赞成不健全的意理,这种意理的实现就会危害人们的福利,乃至破坏社会合作。

有些思想家批评自由主义的哲学家对于平凡人的信任,可是,对于这种思想家加以蔑视,却成了今天的时髦风气。但是,Burke和Haller,Bonald和de Maistre注意到自由主义者所忽视的一个基本问题。Burke等人对于羣众的评估比他们的对方所作的评估要切实得多。

保守的思想家基于这个幻想一传统的父权政治制度和经济建构的严肃性是可以保持的。他们特别赞美那种曾使大家富庶,甚至曾使战争人道化的旧的社会政治制度。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使人口增加因而在旧的制度下容纳不下过剩人口的,也正是那旧制度的成就。他们对于站在他们所想永久保存的社会秩序以外的那个阶层的人,闭目不见。他们对于「工业革命」前夕,人类所急于克服的那个迫切问题,没有提出任何解决的办法。

资本主义供应了世界所需要的,使继续增加的人口可以过较高的生活水平。但是,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的先锋和支持者,忽视了一个要点。一个社会制度,不管怎样有利,如果得不到大众支持,总是行不通的。他们没有预料到反资本主义的宣传会成功。神化了的国王有其神圣使命这个神话,被自由主义者戳穿以后,自由主义者自己却陷于另一个迷信,迷信不可抗拒的理知力量,迷信公意(the volonte generale),迷信大多数人的神灵启示。他们以为,在长期当中,社会情况的进歩、改良,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拦的。在揭开了古老的迷信的时候,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一下子为理知竖立了无上权威。他们以为自由主义的一些措施,将会为这个新意理之造福人羣提供十足的证据。聪明的人,谁也不会怀疑。在这些哲学家的心意中,绝大多数人是明智的,他们能够正确地思想。

这些老辈的自由主义者从未想到,大多数人会依据别的哲学来解释历史经验。他们没有料到他们所认为反动的、迷信的,和不理智的那些想法,会在十九、二十世纪得势。他们假定所有的人都具有正确推理的能力,而竟如此地深信这个假定,以致完全误解了那些预示的意义。照他们看,所有那些叫人不愉快的事情,都是暂时的退步、偶然的揷曲,从永恒的观点来看,人类历史的哲学家对于这些事情是不重视的。不管反动者会说什么,有一项事实是他们所不能否认的:即,资本主义为激增的人口提供了一个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

正是这个事实为大多数人所争论的。所有社会主义的论着,尤其是马克斯的敎义,其要点总是说,资本主义是使劳工大众愈来愈穷。就一些资本主义的国家来讲,这个谬论不会被忽视。就一些落后国家来讲,这些国家仅仅受到资本主义一点虏浅的影响,空前的人口增加而大众并没有愈来愈穷。这些国家,与进歩国家比较的时候,是穷的。他们的穷是人口激增的结果。那里的人民,宁可多生孩子而不期求较高的生活标准。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他们却保有财富以延长平均生命,这个事实仍然存在。如果生活之资没有增加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养活较多的孩子。

但是,有些人居然说,马克斯关于资本主义癀进的预言,大体上被最近八十年的历史证实了。说这种话的人,不仅是马克斯主义者,而且许多是所谓「布尔乔亚」的作家们。
## 二、经济学与舆论

如果我们了解经济学的实际应用必须有舆论的支持,则认识论的这个基本差异的重要性也就明白了。在市场经济里面,技术上的一些创新的实现,只要一个或少数开明人士承认那些创新是合理的就行了,羣众方面的愚昧不能发生阻碍作用。就这些创新讲,无须在事先赢得大众的赞成。开始时即令有人嘲笑,它们也可自由进行。后来,到了新颖的、更好的、更便宜的产品出现在市场的时候,原先嘲笑的人们又争先恐后地来抢购这些产品。一个人不管怎样笨拙,他总会知道,双鞋子的价钱有高低的差异,总会知道欣赏新颖而更合用的产品。

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经济政策方面,情形就不是这样。最好的学说,如果得不到舆论的支持,也就无用、也就行不通。政治制度不管是怎样,决不会有个政府是以某些违反舆论的学说作为政权的基础而可长久统治的,终归是大众的哲学大行其道。从长期看,不会有不合舆情的政治制度这回事。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差异,并不影响这最后的归趋。这差异不过是方法上的差异:为适应大众所持的意理,政治制度所用以调整的方法有所不同。违反舆情的专制君主只有靠革命来打倒,民主政治下不合舆情的政治领袖,可以靠下次和平的选举换掉。

舆论的权威不仅是决定经济学在思想和知识的复合体所占的独特角色。它也决定人类史的全部过程。

通常关于个人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的那些讨论,都是不中肯的。凡是被想到、被作到,以及被完成了的事情,都是一些个人的成就。一些新的观念和一些事物的创新,总是不平凡的人们的功绩。但是,这些伟大的人物,如果不说服舆论,那就不能照他们的计划来调整社会情况。

人类社会的发展,靠的是两个因素:杰出之士的智力想出一些健全的社会经济理论,以及这些人士或其他的人们能够把这些意理说服大众。
关注人的行为的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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