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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s Institute

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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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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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霍普名篇:天生精英、知识分子和国家

MisesCircle精选 Jiav · 11 个月前 · 747 次点击 · 11.89645541

原文发表于2017-03-12

汉斯·赫尔曼·霍普 文
王文玉 译

导读:本文分析了自然精英(传统贵族)的司法竞争体系,如何沦为君主司法垄断的暴政国家及进一步走向群氓的政治分羹,探究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

国家是一个地域内强制行为的垄断者,是连续和制度化地违犯财产权,通过征用、征税和管制来剥夺私有财产所有者的机构。

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呢?有两种国家起源理论。一是外生源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一群人军事征服另一群人的结果。与这一观点联系着的名字有弗朗茨·奥本海默、亚历山大·吕斯托夫和阿尔伯特·杰·诺克。但是,人种学者和人类学家,如威廉·摩尔曼,从历史和理论上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这些批评家指出,并非所有国家都源自外部征服。在他们看来,第一个国家是游牧人欺压定居农民的结果的观点是年代学的一个错误。此外,外生源国家理论还有其理论上缺陷,即征服本身预先假设了在征服者中间存在着国家一类的组织。因此,国家的外生源需要一个更为基本的内生源理论。

这样一个理论是由伯特兰·德·儒弗提出的。依照他的观点,国家是天生精英的结果:私人财产所有者之间自愿交易的自然结果是不平等、等级和精英的产生。每个社会中都有少数天才成为精英。巨额财富、出众的智慧和勇气使这些人拥有自然的权威,他们的意见和判断受到广泛尊重。此外,选择交配和婚姻,加上民间法律和基因遗传,自然权威的地位在少数贵族家族中传承下去。由于长期建立起来的声誉,卓越的成就、富有远见和可做模范的个人举止,人们求助于这些家族的领袖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和恩怨。这些天生精英的领导人成了法官和和平制造者。出于有权威者应有的责任感,或出于对民间正义的关心,他们的服务是免费的,是私人生产的“公共物品”。

在向国家的过渡中,具有决定性一步是审判和和平制造功能的垄断。一旦公认的天生精英之一能够不顾其他精英的反对,坚持一个地域内的所有冲突都由他裁决,国家就产生了。冲突的各方不再能选择其他法官或和平制造者。

君主政体的起源

一旦把国家看作最初的天生精英等级秩序,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人类都生活在君主(而不是民主)制度之下。当然,例外是有的:雅典民主政体、公元前31年之前的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共和国、1291年以来瑞士州、1648年至1673年的荷兰和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格兰。但是,这些是极少数,而且它们中没有一个略微类似于当代一人一票的民主政体。相反,它们也是高度精英主义的。例如,在雅典,有资格投票和走上统治地位的人口不足5%。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才真正走出君主政体时代。

权力垄断

从一个精英成功垄断审判和和平制造功能那一时刻开始,法律和法律的实施变得更加昂贵了。它不再是免费的,也不是自愿交换中的支付,而是靠强制征税来筹措经费。同时,法律的质量也有所下降。一个垄断的法官不用担心因为不公正而失去顾客。他不但不维护原有私有财产法律,应用普遍和不变的正义准则,反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滥用现有法律。

可以预料,国王垄断法律和秩序将导致司法价格上升和质量下降。具有决定性的这一步怎么可能发生呢?的确,其他天生精英会抵制这样的企图。这正是为什么未来的国王一般都与“人民”或“普通人”结盟。诉诸于常有的嫉妒心,未来的国王向人民许诺更便宜和更好的司法,以换取对胜过他们的人(国王的竞争者)的征税,从而削弱他们。第二,国王也谋取知识分子的帮助。

知识分子的作用

对知识分子服务的需求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而增加。然而,大多数人更加关心的是俗事,智力不大有用。除了教会,对知识分子的服务有需求的人只有天生精英,需要他们担任其子女的教师、私人顾问、秘书和图书管理员。知识分子的职位不稳定且收入微薄。此外,天生精英只有极少数是知识分子(即全部时间用于学术研究的人,)多数是俗事缠身的人,但他们至少与其雇用的知识分子一样聪明,所以对“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尊重仅仅是有限的。

因此,不难理解,知识分子被一个夸张的自我形象折磨着,并仇视这一事实。多么不公平啊!他们教育出的天生精英是他们的上级并过着舒适的生活,而他们自己却相当贫穷且依附于他人。一点都不令人吃惊,在国王使自己成为司法垄断者的努力中,知识分子很容易被未来国王拉拢。为换取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为君主政体辩护,国王不仅向他们提供更好、地位更高的职业,而且作为皇家法院的知识分子,他们还能够报复天赋自然精英曾经有的对他们的不尊重。

知识分子阶层的地位改善仍旧是有限的。在君主政体下,统治者(国王)与被统治者之间有明确的界线。被统治者明白,他们永远成不了统治者。天生精英和普通人民都很反对国王的权力膨胀。因此,国王很难增加税收,不可能养活很多知识分子。此外,一旦坐稳了江山,国王给知识分子的待遇不再高于天生精英的待遇。而且,假设国王控制的地域大于自然精英曾经控制的地域,那么,失去国王的恩宠变得更加危险,知识分子的地位变得更加不稳定。

看看主要知识分子的传记吧,从莎士比亚到哥德,从迪卡尔到洛克,从马克思到斯宾塞,我们可以发现大致相同的模式:在19世纪之前,他们的工作都是由私人捐赠人、天生精英、王子或国王赞助的。由于得宠或失宠于他们的赞助人,他们经常改变职业并经常流浪于不同地方。虽然这往往意味着财务方面没有保证,却利于知识分子四海一家(他们熟练掌握多种语言就是证明,)也利于知识分子与众不同的独立性。如果一个捐助人或赞助人不再支持他们,会有很多人乐意填补空缺。事实上,在国王或中央政府的地位相对较弱,天生精英的地位相对较强的地方,知识和文化生活最为繁荣,知识分子最为独立。

民主政体的起源

国家、天生精英和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根本变化只是伴随着君主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变而发生。司法价格膨胀,国王作为垄断的法官和和平制造者滥用旧的法律,这些推动了历史上的反君主政体活动。但是,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混淆盛行。有些人正确地看到,问题在于垄断,而不在于精英或贵族。然而,这样的人太少。大多数人错误地责备统治者的精英主义特征,主张保留法律和法律实施的垄断,简单地用“人民”取代国王和十分显著的王室壮丽。于是,民主取得了历史性胜利。

多么富有讽刺意味。摧毁君主政体的社会力量,恰恰是国王在排除与其争做法官的天生精英时激励和拉拢的社会力量:普通人对胜过他们的人的嫉妒心和知识分子保持其社会地位的欲望。当国王承诺的更好和更便宜的司法成了空话的时候,知识分子转而把国王曾经利用的平等主义情绪对准君主政体。因此,看似合乎逻辑的是,国王也应该被打倒,君主发起的平等政策应该贯彻到底:普通人垄断地控制法院。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成了人民的发言人。

正如入门经济学理论都能够预测的那样,伴随着君主政体向一人一票的民主政体的转变和人民取代国王,事情变得更糟。司法价格大幅度上升,而法律的质量却不断下降。这一转变的最终结局是,公众拥有政府取代私人拥有政府,即公共拥有的垄断取代私人垄断。

“公共物品的悲剧”由此开始。现在,每个人,不仅仅是国王,都有资格攫取他人的私有财产。结果是更多政府剥夺(征税),法律退化,普遍和不变的正义准则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制定法的思想(法律是制定的,而不是发现和永恒地“给定的”;)社会时间偏好变得更加强烈(越来越只顾眼前)。

国王拥有领土并能够将其传给他的儿子,他会努力保护其价值。民主政体中统治者过去和现在都是暂时的照看人,并试图最大化在任政府的各种收入,其代价是资本价值的减少和浪费。

下面是民主政体的一些后果:在一战之前的君主政体时代,政府支出占GNP的比例很少高于5%。从那时起,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50%。一战之前,政府职位占全社会职位的比例一般低于3%。至今,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15%至20%之间。君主政体时代一般都使用商品货币(黄金),而且货币购买力逐渐增加。相反,民主时代是纸币时代,货币购买力总是递减。

过去的国王陷入越来越深的债务之中,但至少在和平时期他们一般都减少债务负担。但在民主政体时代,政府债务在战争和和平时期都增加,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数额。君主政体时代的实际利率曾经逐步下降到大约2.5%。至今,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已经上升到5%左右,等于15世纪的利率。至19世纪末,基本上没有立法。今天,一年之内就有上万条法律和规章被通过。此外,储蓄率随收入增加而下降,家庭破裂和犯罪指数稳步上升。

精英的命运

在民主政体下,国家的权力更大了。自己当家作主的结果是,“人民”的状况大为恶化。天生精英和知识分子呢?关于前者,民主胜利完成了国王羞怯地开始的事业:最终毁灭天生精英和贵族。通过没收般地征税,大家族的财富已经消散。这些家族已经失去并忘记了他们的经济独立传统、智力上的富有远见、道德和精神的领导能力。

今天,富人的财富大多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国家。因此,与众多不那么富有的人相比,他们通常更加依赖国家的持续恩宠。他们一般都不再是长期建立起来的大家族的首领,而是“爆发户”。在他们身上,很少看到美德、智慧、高贵或品味。他们的举止反映的是普通工人的大众文化:只顾眼前利益、机会主义、享乐主义。因此,在社会舆论中,他们的观点并不比其他大多数人的观点重要。

民主政体完成了只有凯恩斯才梦寐以求的事情:“食利阶级的安乐死。”凯恩斯的“长期内,我们都会死亡”的说法恰恰表达了我们时代的民主精神:只顾眼前的享乐主义。不为身后的事情打算是不对的,但这样的思想已经成了典型。民主政体非但没有使工人阶级变得高贵,反而把精英变成了无产者,并有系统地曲解大众的思想和判断。

知识分子的命运

正当天生精英被毁灭的时候,知识分子取得了较为显著和有权势的社会地位。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实现了其目标,变成了统治阶层,掌管着着国家,担任着垄断的法官。

这并不是说,民主选举的政治家都是知识分子(虽然今天成为总统的知识分子肯定多于昔日成为国王的知识分子。)毕竟,知识分子需要的技能和才干,不同于迎合大众口味和成为成功的筹资人。但是,不是知识分子的人甚至也是用税收资助的中学、大学和政府雇用知识分子教育的产品,他们指导教师几乎都来自这个团体。

今天,几乎没有天生精英雇用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或社会理论家。残存的少数老精英,即使想雇用知识分子的服务,财政上也已经负担不起了。今天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政府雇员,即使他们在名义上为私人机构或基金会工作。他们几乎不受消费者需求的影响(终身职位),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平均来说,其报酬远远高于其真正的市场价值。同时,知识产品的质量却不断下降。

你能够从中找到的几乎总是无关紧要和不可思议的东西。更为糟糕的是,在今天的知识产品具有根本重要性和可以理解的范围内,这些产品是邪恶的中央集权论。例外是有的,但是,如果实际上所有知识分子都受雇于各种各样的国家部门,那么,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是,他们长篇大论大多数都是中央集权论的宣传资料。今天,民主政体的鼓吹者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君主政体的鼓吹者都多。

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的前辈及其追随者—的命运就是这一似乎不可阻止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潮流的证明。在30年代和40年代,芝加哥学派仍被认为是左派,且名副其实,弗里德曼主张中央银行制度和纸币制度,而不主张金本位。他诚恳地支持福利国家原理,并提出了有保证的最低收入建议(负所得税,)不过,他无法为其确定一个限度。他提倡累进所得税,以实现他明确地提出的平等主义目标(而且他亲自帮助实施代扣所得税。)弗里德曼支持的一种思想是,国家能够为了资助一些产品的生产而征税,只要这些产品有正的邻居效应或他认为会有这样的效应。这自然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国家能够用税收来资助。

另外,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还是所有浅薄哲学中最浅薄者的支持者:伦理和方法论的相对论。没有最终的道德上的真理,我们所有的实际经验知识最多也仅仅是假设上的正确。然而,他们从不怀疑,必须有一个国家,且国家必须是民主国家。

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芝加哥-弗里德曼学派被认为是右翼的和支持自由市场的,但其观点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事实上,该学派界定了关于政治右派的可敬观点的边界线,只有极端主义者才会越过的边界线。这正是政府雇员带来的舆论的巨大变化。

让我们看看知识分子带来的中央集权论的进一步变形。看一下选举统计数字,你会大体上看到下面的情形:一个人在教育机构中消耗的时间越长,如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与获得硕士学位的人相比,这个人越有可能在意识形态上是中央集权论者,并把票投给民主党。此外,用于资助教育的税收额越多,学术能力测验得分(SAT)越低而且类似智力成绩指标越低。我猜想,传统道德行为和公民操行准则也将下降。

让我们看看如下指标:1994年,议院发言人纽特·金里奇(前国会保守派共和党领袖)公开支持新政和社会保障,并赞扬公民权利立法。这在当时被称为一场“革命”。他赞成的法案和强迫结合几乎完全破坏了私有财产权,侵蚀了订约、结合和分离的自由。这是什么革命呀!革命者诚恳接受中央集权论者的前提和目前灾难的原因。显然,只有在中央集权论占据核心地位的知识分子环境中,这才能称得上一场革命。

历史与思想

情况看似没有希望,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民主政体时代不大可能像新保守主义者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历史的终点,”因为这一过程还伴随着经济的一面。

干涉市场引起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多于这些干涉本来要解决的问题。这将导致越来越多的控制和管制,最终走向成熟的社会主义。如果当前趋势继续下去,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测,西方民主福利国家将像80年代末东方“人民共和政体”那样最终走向崩溃。几十年以来,西方的实际收入已经停止不前,甚或下降。政府债务和“社会保险”计划的成本已经使经济崩溃隐约可见。与此同时,社会冲突也上升到危险的程度。

也许,在当前的中央集权趋势改变之前,我们将不得不坐视经济崩溃。但是,即使是在崩溃的情况下,有些别的事情也是必要的。一次崩溃不会自动造成国家权力的削弱。事情可能变得更糟。

事实上,在新近的西方历史中,中央政府的权力因一次大灾难而真的减少的清晰例子只有两个:二战后路德维希·艾哈德领导的西德和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智利。所以,除了危机,还需要思想—正确的思想,以及能够理解思想和能够及时抓住机会实现思想的人。

但是,如果历史进程并非不可改变,那么,大灾难也不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最终,历史进程取决于思想,正确或错误的思想,以及遵照正确或错误思想做事的人。只有不可改变的错误思想统治才是不可避免的灾难。一旦正确的思想被接受,并在舆论中广为传播,那么,灾难就不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从原理上说,思想几乎能够在瞬间被改变。

知识分子的作用

这把我引向知识分子在彻底改变舆论方面必须发挥的作用,天生精英必须发挥的作用。对两方的要求都很高,然而,要阻止灾难发生或从灾难中成功走出来,双方都必须把这些要求当作他们的天赋责任接受下来。

即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腐败,并对当前的错乱负有责任,但没有他们的帮助,要取得意识形态的革命也是不可能的。政府雇用的知识分子的统治只能由反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来打破。幸运的是,只要有人类,个人自由、私有财产、订约和结社自由、个人责任和义务、作为自由和财产的主要敌人的政府权力的思想就不会消失。原因很简单,他们是正确的,真理支持自身。此外,表达这些思想的过去的思想家的著作不会消失。然而,要有一些活着的思想家读这些著作,牢记、重述、一再应用、提炼和发展这些思想,能够且愿意给出他们本人的表达,并公开地反对、攻击和反驳他们的知识分子同伴。

在知识分子的能力和品格这两个要求中,第二个更为重要,尤其在当今时代。单从智力方面看,事情比较容易。我们经常听到的大多数中央集权论观点很容易被驳斥为道德上或经济上的废话。也有不少知识分子私下里并不相信他们在公众中鼓吹的主张。他们并非简单犯错。他们故意说和写他们明知是不正确的东西。他们缺的不是智力,而是道德。这意味着,我们不但要准备与谬误战斗,还要与邪恶战斗。这是一个更加困难和惊险的任务。除了更好的知识,还需要勇气。

作为一个反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成为贿赂的对象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而且令人惊异的是,有些人又是多么容易堕落:几百美元、一次舒适的旅行、与有权势的人合影,这些常见的事情足以让人背叛自己的思想。这类诱惑必须被当作可鄙的事情加以拒绝。此外,在与邪恶的斗争中,你必须乐于接受,你也许永远不会“成功。”没有大笔财富,没有耀眼的晋升,没有职业声望。事实上,知识分子的“名声”最值得怀疑。

的确,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将被学术组织排挤,你的同事会尽其所能来毁灭你。看看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遭遇吧!20世纪最为伟大的两位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基本上都不被学术组织接受和雇用。然而,在其全部生命旅程中,他们从不妥协,从不后退一步。他们从未失去尊严,从不屈服于悲观主义。相反,面对持续的逆境,他们保持着大无畏精神和愉快的心情,并有令人难以置信高产出水平。他们满足于为真理而献身。

天生精英的作用

这里是留给天生精英发挥作用的地方。没有天生精英,像米塞斯和罗斯巴德那样真正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完成需要他们做的事情。尽管障碍重重,米塞斯和罗斯巴德仍有可能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没有被判处保持沉默。他们仍然教书和发表著作。他们仍旧发表演讲并用他们的见识和思想激励人们。没有别人的支持,这些是不可能做到的。米塞斯得到了劳伦斯·费尔蒂希和威廉·福尔克尔基金会的支持,他在纽约大学的工资是该基金会支付的;罗斯巴德则得到了米塞斯学院的支持,该学院帮助出版和促销他的著作,为他提供一个环境,使他能够说和写需要说和写的东西以及那些在学术圈子、官员和中央集权论者的媒体不允许说和写的东西。

从前,在民主政体之前的时代,当平等主义情绪尚未毁掉有独立财富、独立头脑和判断的大多数人时,不受欢迎的知识分子是由个人支持的。但是,今天还有谁能够独自雇用一个知识分子作他的私人秘书、顾问和孩子的教师呢?那些有能力做到的人时常深深陷入腐败的大政府-大企业联盟之中,他们支持的是那些主导中央集权论学术环境的知识分子白痴病患者,例如,洛克菲勒和基辛格。

因此,支持和传承关于私有财产、订约自由、结社自由和个人责任的真理,与谬误、谎言、中央集权主义恶魔、相对主义、道德腐败和不负责任做斗争的任务不是一个单枪匹马能够完成的,需要在某个组织的旗帜下汇聚各方资源和力量,像米塞斯学院这样,此类组织献身于支撑着西方文明价值观,不妥协,甚至远离权力走廊。它的学术计划、教学、出版和讨论会不亚于恶浪翻滚的大海上一座在道德和知识上庄重的孤岛。

固然,正派的人首先要对自己和家庭尽义务。在市场经济中,他要尽可能多地挣钱,因为挣钱越多,就是对其同胞做的好事越多。

但是,这是不够的。一个知识分子必须献身于真理,无论短期内这么做是否值得。类似,天生精英也有超出其自身和家庭的义务。在商业和职业上越是成功,越是得到他人的认可,他们努力提高道德准则的榜样作用就越重要。这意味着,作为他们的责任,高尚的责任,他们要公开地、自豪地和尽可能宽大地支持他们认为公正和正确的价值观。

他们得到的报答是智力上的灵感、充实的精神生活、力量和知识,作为对人类有贡献的杰出人物,他们将名垂青史。

米塞斯学院必将成为有强大影响力的组织,是重建真才实学的典范,几乎是一所集教学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综合大学。我们也许不能亲眼看到我们的思想取得胜利,但我们将来有一天知道,我们为之贡献了一切,做了一个诚实和高尚的人必须做的事情,并永远为之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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