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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s Institute

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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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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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第二十一章 工作与工资

人的行为 Jiav · 11 个月前 · 994 次点击 · 11.89645541

米塞斯 著
夏道平 译

一、内向的劳动与外向的劳动

一个人可能为种种理由去克服劳动的负效用(也即放弃闭暇的享受)。

1、他可能为使他的身心健康活泼而工作。劳动的负效用不是为这些目的的获得而付的代价;克服劳动的负效用与所追求的满足是不可分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眞正的运动,不以取得奖品和成功的声誉为目的的的运动;眞理和知识的追求,目的在其本身,而不是为的改进当事人自己的效率和技能以完成其他目的。[1]

2、他可能为侍奉神而甘受劳动的负效用。他牺牲闲暇来崇拜神,以求另一个世界的永福,以及在朝圣的过程中,求得宗敎上祭务执行所提供的至乐。(但是,如果他之侍奉神是为的达到一些世俗的目的——他每天的面包和俗务上的成功——则他的行为,本质上无异于用劳动来换得世俗利益的其他行为[2]。)

3、他可能为着避免更大的祸患而作苦工。他甘受劳动的负效用,为的是忘掉或逃避一些沮丧的想头,为的是排遣一些烦恼的情绪;为他自己而工作,好像是游戏的完全改进。这种改进了的游戏决不可与小孩们的单纯游戏相混淆,后者仅仅是发生快乐(但是,也有些其他的小孩游戏。小孩也会懂得排遣于改进的进戏中。)

4、他之工作,可能是因为他宁可工作赚钱取收入,而不享受闲暇的快乐。

第一第二和第三类的劳动,是因为劳动负效用的本身——不是它的产品——提供满足。辛勤劳苦不是为的达到在过程终点的一个目的,而是为的这个过程的本身。爬山的人不仅是想爬到山顶,他是想靠「爬」来达到山顶。上山的高架铁路会把他更快地送上山顶而无麻烦,甚至车费还比爬山的费用(例如导游的收资)便宜些,但爬山的人不愿意乘这种火车。爬山的那种辛苦不会直接使他快乐;它有劳动负效用。但是,正由于克服了劳动的负效用,所以他得到满足。较不费力的下山,并不给他较大的快乐,而是给他较小的快乐。

我们可以把第一第二和第三类的劳动叫做内向的劳动(introversive labor),以示别于第四类的外向的劳动。在某些情形下,内向的劳动可能得到——好像是一种副产品——一些结果,由于这些结果的成就,其他的一些人会甘受劳动的负效用。虔诚的敎徒会为天国的报酬而去看护病人;眞理的追求者,只为知识的寻求而努力的人,可能发现一个实际上有用的东西。就这个程度以内,内向的劳动可能影响市场上的供给。但是,交换学通常只讨论外向的劳动。

内向劳动引起的那些心理学上的问题,在交换学上是些不相干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内向的劳动应该叫做消费。它的完成,照例不仅是需要当事人本人的努力,而且也需要一些物质的生产要素和别人外向劳动的产品。宗敎仪式的举行,需要作礼拜的场所和其中的设备;运动,需要种种器具和装置、训练员和敎练师。所有这些都应归入消费类。


[1] 认知不是为的达到「知,这一行为」以外的目的。使思想家得到满足的是思想本身,而不是在获得完全的知识,完全的知识是我们人类所不可及的。

[2] 把渴求知识和虔诚的宗敎行为与运动和游戏相提并论,并不意涵对前者或后者有何轻蔑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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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二、劳动的喜悦与厌恶

只有外向劳动才是交换学讨论的题目,直接叫人满足的劳动不包括在内。外向劳动的特征是它所要达成的目的,是在这种劳动的完成和其涉及的负效用以外。劳动本身引起负效用。但是,除掉这负效用——负效用是令人厌烦的,而且,即令他的工作能力是无限的,他能够完成无限的工作,这负效用也会敎他节省劳动——以外,有时还有些感情的现象发生,随着某种劳动的进行,喜悦或厌恶的情绪油然而生。

劳动的喜悦与厌恶,都属于劳动负效用以外的领域。所以,劳动的喜悦旣不能减轻,也不能消除劳动的负效用。劳动的喜悦也不可与某种工作所提供的直接满足相混淆。那是一个附随的现象,或发生于劳动的间接满足——产品或报酬,或发生于某些附带的环境。

人们不会为了附随劳动的那份喜悦而甘受劳动的负效用,而是为了它的间接满足。事实上,劳动的喜悦大都是以该劳动的负效用为先决条件。

劳动的喜悦来自下面几个源头:

1、对于劳动的间接满足之期待,预先想到成功和收获而喜悦。辛苦工作的人,把他的工作看作达成所追求的目的的一个手段,他的工作进展,正是向这个目的愈来愈接近,因而他高兴。他的喜悦是预先体会到那个将要到来的满足。在社会合作的体制中,这种喜悦显现于「能够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能够提供同胞们所欣赏的劳务(同胞们的欣赏,表现于购买他的产品或对他的劳动给予报酬)这个满足上。工作者对工作喜悦,因为他享有自尊,他供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而不依赖别人的恩惠。

2、在做工作的时候,工人对于自己的技能和其产品会产生一种美的欣赏而喜悦。这不只是鉴赏别人成就的东西所感到的那种喜悦。这是一个能讲下面这句话的人所感到的骄傲:「我知道如何做这样的一些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3、在完成一件工作以后,工作者因想到已经成功地克服了所有的辛苦和烦难而喜悦。困难的、不愉快的,乃至痛苦的事情,已做完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以内,已解脱了劳动的负效用,因而他喜悦。他觉得「我已经做好了」。

4、有些种类的工作可满足某些特殊的愿望。例如,有些职业是在满足色情欲望一意识的或下意识的。这种欲望或者是正常的,或者是变态的。拜物敎的敎徒们、同性恋者、虐待狂者,以及其他变态人物,有时会在他们的工作中,得到满足他们怪癖的机会。有些职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特别有吸引力。残酷屠杀的工作,在种种堂堂皇皇的职业掩饰下,到处盛行。

种种不同的工作,为劳动的快乐提供一些不同的情况。这些情况的上述的第一和第三模拟第二类更为同质。就第四类讲,它们较少有。

劳动的喜悦会完全没有。精神因素可能完全把它消除。另一方面,你可以有意地以增加工作的喜悦为目的。

对于人的心灵深处有敏锐观察的人,常常有意地提高劳动的喜悦。佣兵的组织者和军头们的一些成就,大部份是在这方面。他们的工作就其提供第四类的满足这方面来讲,是容易的。但是,这些满足并不靠当兵的忠诚。在危急的时候开小差,后来又投到新的军头名下的士兵,也可得到这些满足。所以佣兵的雇主的特殊工作是要加强团体精神和忠诚的训练;有了团体精神和忠诚,才可使那些被雇的佣兵不致被引诱而叛离。当然也有些军头们不耐烦做这些微妙的事情。在十八世纪的陆海军中,确保忠诚和防止叛离的唯一方法,是些野蛮残暴的惩罚。

现代的工业制度并不专心于增加劳动的喜悦,它靠物质方面的改进。有了物质方面的改进,对于它的雇工们作为工资收入者也好,作为消费者和产品的购买者也好,都得到利益。找工作的人这么多,用不着特殊的方法来维繋工人。大众从资本主义制度得到的利益是很明显的,没有一个企业家认为有向工人们做资本主义以前那种宣传之必要。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为大众的需要而大规模生产的制度。产品的购买者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合作生产的工资收入者。绩涨增高的销售量,给雇主提供了可靠的关于大众生活标准提高了的情报。他并不烦心于他的工人们作为工人的感觉怎样。他只专心于把他们当作消费者而为他们服务。甚至在今天,面对那最顽固、最狂热的反资本主义的宣传而反击的宣传,却不多见。

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宣传,是一个组织的计谋,其目的是要以劳动的厌恶代替劳动的喜悦。上述第一和第二类劳动的喜悦,在某种程度以内,是凭一些意理因素的。工人在社会上有他的地位,在社会的生产过程中,他是积极合作的份子,因而他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如果你蔑视这个意理,而代之以「把工资收入者看作残忍剥削者手下的牺牲品」这个意理,那就会把劳动的喜悦变成厌恶劳动的心情。

意理,不管怎样被强调、被敎导,决不会影响劳动的负效用。想用劝说或催眠术来消除或减轻它,那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用语言或敎条来增加它。劳动负效用是一个绝对旣定的现象。精力和生活机能的自然而轻松地发泄,比严厉督促下的努力对于任何人都更适合些。劳动的负效用,也会使一个全心全意、甚至以自我克制的精神专注于工作的人感受痛苦。如果无损于他所期待的间接满足,他也想减轻他的劳动量,而且,他会享受第三类的劳动快乐。

但是,第一类和第二类劳动的喜悦,会受意理的影响而消减,并且被劳动的厌恶代替。第三类劳动的喜悦,有时也如此。一个工人,如果他自己觉得:「使他们甘受劳动负效用的,不是他自己对那约定的报酬有较高的评値,而只是不公平的社会制度」,那么,他就开始恨他的工作了。他受了社会主义宣传的口号之骗,因而不了解劳动负效用是不能用任何社会组织方法来消除的一个旣定事实。他迷惑于马克斯主义的谬见,以为在一个社主义的社会里面,工作不会带来痛苦,带来的却是快乐[3]。

以劳动的厌恶代替劳动的喜悦这件事,旣不影响劳动负效用的评値,也不影响劳动产品的评値。劳动的需求也好,劳动的供给也好,仍然没有变动,因为人们工作不是为的劳动的快乐,而是为的间接满足。变动了的,只是工人的心情。他的工作,他在这个社会分工的复杂制度中的地位,他和社会的其他份子,以及社会全体的阏系,自他看来,都换成新的了。他把自己看作一个荒谬不公平的社会的牺牲者而自怜。他变成一个落落寡欢、成天发牢骚的人,人格不平衡,而且易于相信各形各色的谎言妄语。克服了劳动负效用,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感到的偷快,使人与致蓬勃、精力充沛。工作中感到的厌烦,使人脾气乖张,甚至成为精神患者。一个社会如果弥漫着劳动的厌恶,这个社会就是一些懐恨的、争吵的、愤怨的不满分子的大会合。

但是,关于克服劳动负效用的那种意志的活力,劳动的喜悦和厌恶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偶然附随的、份外的。想使人们只为劳动的快乐而工作,那是不可能的。劳动的喜悦决不能代替劳动的间接报酬。要使人做更多、更好的工作,唯一的方法是给他更高的报酬。若以劳动的快乐来诱惑他,那是无效的。当苏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独裁者们,想在他们的生产制度中给劳动的快乐派上确定任务时,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劳动的喜悦也好,劳动的厌恶也好,都不能影响提供到市场的劳动量。就这些心情在各种各类的工作中是相同的强度而言,这种情形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就那受了工作的特征或工人的特性之影响的喜悦和厌恶而言,情形也是一样。例如,让我看看第四类的劳动喜悦吧。有些职业是会提供一个机会得以享受这些特殊满足的,谋取这些职业的某些人们的那般渴望,倾向于降低这方面的工资率。但是,正是这个后果,使得那些谋取这些职业的渴望比较低些的人们,宁可到他们能够赚得较多的劳动市场的其他部门去找工作。于是,就有一个相反的趋势发生,把第一个趋势抵销了。
劳动的喜悦和厌恶是心理现象,它们旣不影响各个人对劳动的负效用和劳动的间接满足的主观评値,也不影响市场上对劳动所付的价格。


[3] Engels,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lzung der Wissenschaft (7th ed. Stuttgart, 1910), p. 317. See above, 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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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三、工资

劳动是种稀少的生产要素。因此,它能在市场上卖出和买进。如果工作的人同时也是其牵品或劳务的出售者,劳动的价格就包括在这产品或这劳务的价格里面,如果仅是劳动本身的买资,而劳动的产品是由购买劳动的企业家出卖,或者劳动所提供的服务是由一个消费者自己享受,则劳动的价格就叫做工资。

就行为人而言,他自己的劳动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且也是负效用的来源;他不仅是就期待中的间接满足,而且也要就它引起的负效用来对它评値。但是,凡是在市场上出卖的别人的劳动,自他看来(任何人看来也是一样)不过是一项生产要素。一个人处理别人的劳动,与他处理所有稀少性的物质生产要素完全一样。他对它的评价是按照他用之于其他所有财货的一些评价法则。工资率和一切货物的价格,是经由同样的过程,在市场上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可以说,劳动是一种货物。受了马克斯敎条影响的人们,对这个名词的感情方面的联想,是不相干的。这里,我们只要附带地提一提下面这句话就够了:雇主们处理劳动之所以和他们处理货物一样,因为消费者的行为逼得他们不得不如此。

如果笼统地说到劳动和工资,而不加以某些界限,这是不可以的,一律的劳动或一般的工资率,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劳动在质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每类劳动都提供特殊服务。每类劳动都要看作产出消费财和劳务的一种辅助要素而予以评价。对于一位外科医生的工作,与对于一位码头工人的工作所作的评价,其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就间接方面看,劳动市场的毎一部门与其他所有部门都有关联。外科医生的需求增加了,无论增加到什么程度,不会使码头工人成羣地转到外科医生这个行业。可是,劳动市场各部门之间的一些界线不是划得那么严谨明朗的。劳动市场有个持续的趋势,就是工人们经常从他们的工作部门转到条件较优的其他相类似或相接近的部门。因此,一个部门的劳动需求或供给发生变动,最后会间接地影响到其他所有的部门。所有的组合直接地彼此竞争。如果有较多的人加入医生的行业,必定有些人是从接近或类似的行业退出来;而这些类似或接近医生行业的行业,又会有与其类似或接近的行业的人返出来补充。这样可以例推到劳动市场的所有部门。在这个意义下,所有的行业之间都有一个关联,不管每个行业封工作者要求的必备条件,彼此间有多大的差异。这里,我们又想到这个事实:为满足欲望而要求的工作质量的差异,大于人们先天的工作能力的参差[4]。

不仅是各型劳动与它们的价格之间有关联,劳动与物质的生产要素之间也有关联。在某些限度以内,劳动可用物质的生产要素来替代,而后者也可用前者来替代。替代的程度或大或小,决定于工资率和物质要素的价格之高低。

工资率的决定——与物质要素的价格之决定一样——只有在市场上可以达成。没有所谓「非巿场的工资率」这回事,正如同没有所谓非市场的价格。就市场上之有工资来讲,劳动的交易是和任何物质的生产要素一样,是在市场上资出和买进。通常是把雇用劳动的那一部门的生产财市场叫做劳动市场。劳动市场,连同市场的其他所有部门,都是因企业家要谋取利润而开动的。每个企业家都想以最低的价格来买他为实现他的计划而需要的各种劳动。但是,他所叫出的工资必须高到足以从竞争的行业拉出他所要雇的工人。其最高限是决定于他预期中的从这个工人的雇用而增加的销售所可得到的收益。其最低限决定于竞争的企业家们叫出的工资,而那些企业家也在一些类似的考虑下作决定。这就是经济学家说到「每种劳动的工资率高低决定于它的边际生产力」这句话时,心中所想的情况。这个眞理的另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说:工资率决定于劳动和物质的生产要素之供给与预期中的消费财将来的价格。

这种从交换论上对工资率的决定所作的解释,已成为感情上的攻撃目标,但这完全是错误的攻撃。有人说:劳动的需求有独占的势力在。支持这个说法的大多数人,总以为拿出亚当斯密偶然说到的雇主之间为压低工资而有「一种默契的,但是永恒的、一致的联合」这句话[5]就足以证实他们的看法。其他的一些人则含含糊糊地指出,工商各行都有些同业组合。所有这些说法,显然都是空洞的。但是,这些零零碎碎的想法,是工会组织和所有现代政府的劳工政策的主要意理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想法加以彻底的分析。

企业家们对于劳动出卖者所采取的立场,完全同于对物质要素的出资者所采取的立场。他们必须以最低的价格来取得所有的生产要素。但是,如果为着这个目的,某些企业家,某几组企业家,或所有的企业家所提出的价格或工资率太低——也即不符利伯维尔场所决定的——则他们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才可得到他们所想得到的,这种情形,即加入企业家这一阶层的途径,藉制度的障碍封闭起来了。如果对于新的企业家之出现,或已经在营业的企业家的活动之扩张没有防止,则生产要素的价格不符市场结构而跌落,势必为利润的赚取提供了新机会。于是,将会有些想利用现行工资率与劳动边际生产力之间的差距而谋利的人出来活动。他们对劳动的需求将使工资率达到由劳动边际力所限定的髙度。亚当斯密所说的雇主之间的默契联合,即令存在,也不能把工资压到竞争市场的工资率之下,除非进到企业家这个阶层的必要条件不只是头脑和资本,而且也要具有为特权阶级保留的头衔、专利、或特许。

有人说:一个求职者必须在任何价格下出卖他的劳动,不管这价格如何低,因为他完全要靠他的工作能力谋生,别无其他的所得来源。他不能等待,他不得不接受雇主所提出的任何报酬。工人方面的这个固有的弱点使得雇主们容易压低工资率。雇主们,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等待较长的时间,因为他们对于劳动的需求不像工人对于生活之资的需求那么迫切。这种说法是有瑕疵的。它把「雇主们将边际生产力的工资率与较低的独占工资率之间的差额当作额外的独占利得掠为私有,不经由产品价格的减低而转到消费者」视为当然。因为如果他们按照生产成本的降低而减低产品价格,他们以企业家和产品出卖者的身份,就不能从工资的削减而得到利益了。这全部的利得将转到消费者,因而也转到工资收入者(因为他们同时也是产品的消费者);企业家本身只能以消费者的身份分享这份利得。但是,雇主们如要能够扣留来自「剥削」工人的那份额外利润的话,他们在出卖其产品的时候,必须相互结合,把所有的各种生产活动都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普遍独占,可是,这种局面的形成,只有靠在制度上把进到企业家阶层的途径严密地封闭起来。

问题的要点是在:亚当斯密和大部份舆论所说到的所谓雇主们的独占结合,必然是一种需求的独占。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所谓需求的独占,事实上是一特殊性质的供给独占。雇主们之能够靠结合的行动来压低工资,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才有可能,即他们独占了每种生产所不可少的那种要素,而又以独占的方式来限制这种要素的供给。因为,事实上决没有某一物质要素是每种生产所不可少的,他们就得独占所有的物质要素了。这种情形只有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才会出现,在那里,旣没有巿场,也没有物价和工资。

就物质要素的所有主来讲,就资本家来讲,以及就地主来讲,他们就不可能组成一个与工人利益冲突的普遍性的卡特尔。生产活动的特征,在过去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劳动的稀少性大过自然赋与的物质的生产要素的稀少性。因而劳动的稀少性决定了比较丰富的自然要素被利用的程度。我们有些未耕种的土地,有些未开采的矿藏等等,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劳动来利用它们,如果现在在耕种的那些土地的地主们,为着谋取独占利得而组成一个卡特尔,他们的计划将会被边际下的土地所有主们的竞争而归于失败。同样的道理,人造的生产要素的所有主们,如果没有自然要素的所有主们的合作,也不能组成一个普遍性的、有效的卡特尔。

对于「雇主们为剥削劳工而默契地或明示地组成独占」这个说法的反对理由,除上述的以外,还有些别的理由。我们曾经论证:在自由巿场经济里面的任何地方、任何时期,绝不会发现这样的卡特尔存在。我们已经说明,「找工作的人不能等待,所以必须接受雇主们所提出的工资率,不管它是如何低」这不是眞的。每个失业的工人都面对饿死的威胁的说法,也不是眞的,工人们也有储蓄而且能等待;事实证明他们能等待。另一方面,等待也会给企业家和资本家财务方面的伤害。如果他们不能利用他们的资本,他们将受损失。所以,关于在议价中的所请「雇主们的利益」和「工人们的不利」的一切论着,都是没有什么内容的。[6]

但是,这都是些次要的和附带的考虑。中心的事实是:凡是对劳动的需求独占,在一个利伯维尔场经济里面不能存在,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它的出现,只是由于制度上堵塞了进到企业家阶层的途径。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特别指出的。「雇主们独占地操纵工资率」这个敎条,一说到劳动的时候,好像劳动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它讨论像对「一般劳动」的需求,和「一般劳动」的供给这样的一些骶念。但是,这样的概念没有实际上相符的东西。在劳动市场买卖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提供某些特定劳务的特定劳动。每个企业家是在寻找适于完成他计划中的特定工作的那些工人。他必须把这样的专门人才从他们当时的工作部门拉出来。要达成这个目的,唯一的方法是给他们较高的工资。一个企业家所计划的每个创新(一种新物品的生产,一种新的生产程序之采用,为一个分支机构选择一个新的地点,或者只是把自巳的或别人的原有的企业加以扩充)都要雇用当时已在别处受雇了的工人。企业家们不是单纯地面对着「一般的劳动」之缺乏,而是面对着他们所需要的那些特殊劳动的缺乏。企业家们之间为取得最适当的职工而发生的竞争,其剧烈程度并不低于为取得必要的原料、工具、机器、以及在资本借贷市场上为取得他的资本而发生的竞争。个别厂商的活动之扩张,也如同整个社会的活动之扩张一样,不仅是受限于可以使用的资本财的数量和「一般劳动」的供给量。在每个生产部门,活动的扩张也受限于专门人才的供给量。这当然只是一个暂时的障碍,在长期当中,有较多的工人,因为那些缺乏专门人才的部门对专门人才给以较高的工资而受到鼓励,将会把他们自己训练到适于那些有关的专门工作。但是,在变动的经济理论里面,这专门人才之缺乏这个现象,每天都会重新出现,因而决定了雇主们经常在寻求工人。

每个雇主一定要力求以最便宜的代价买到他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在内。一位雇主,如果对他的佣工所提的劳动给以较高于市场所决定的价格,这位雇主就会马上保不住他的企业地位。另一方面,一位雇主如果想把工资率压低到相当于劳动边际力的那个高度以下,这位雇主就不会雇到他的生产设备所赖以充份利用的那些工人。工资率有个必然的趋势,即趋向于与那种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价格相等。如果工资率跌到这一点以下,则来自增雇工人的利益就会提髙劳动的需求,因而工资率又再上升。如果工资率高于这一点,则来自傕用工人的损失就会使雇主不得不解雇工人。失业者求职的竞争,将形成工资率下降的趋势。


[4] 参考前面第七章第三节。

[5] 参考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asle, 1791), vol. I, Bk. I, chap. viii, p. 100. Adam Smith 自己似乎已无意地放弃了这个想法。参考W.H. Hutt,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London, 1930), pp. 24-25.

[6] 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论点,在上列Hutt的书中(pp. 35-72)都有仔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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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四、交换论上的失业

一个找职业的人,如果找不到他所希望的位置,他就必得去找其他的职业。如果他找不到能赚得他所希望的那个报酬的职业,他就必得降低他的要求。如果他不如此,他就找不到任何职业。他只好继续失业。

引起失业的,是那些想赚得工资的人们能够等待,而且是在等待。这个事实正与上面提到的「工人不能等待」的说法相反。一个找职业的人,如果不想等待的话,他在利伯维尔场的经济理论里面,总可找到一个职业,因为,在市场经济里面,经常有些自然资源未被利用,而且,也常常有些人为的生产要素未被利用。只要他肯降低他所希望的报酬,或变更他所希望的职位或工作地点就行了。

有些人,只是在某些时候工作,在其他时期,他们就靠工作时累积的储蓄来过活,在一些大众的文化水平很低的国家,要发动那些准备休息的工人继续工作,常常是件难事。一般人只知道赚钱为的是买得闲暇。他之所以工作只是为的将来不做事。

在文明国家,情形就不一样了。这里的工人是把失业看作一种坏事。为着避免失业,他宁可忍受一点别的牺牲,如果牺牲不太大的话,他在就业与失业之间作选择,也和在其他的一些行为之间的选择一样;他权衡其间的利害得失。如果他选择失业,这种失业就是一种市场现象,这种现象的性质和那些在一个变动的市场经济里面所出现的其他市场现象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把这种失业叫做市场形成的失业或交换论上的失业。

有几种考虑会使一个人作「宁可失业」的决定。这些考虑可以分类如下:

1、这个人相信他不久会在他的居住地,或在他所更喜欢的和受过训练的职业中,找到一个合意的工作。他是要免得从一个职业转到另一个职业,从一个地区转到另一个地区的费用和其他的不利。这种费用有时因某些特殊情形而增加。一位有自己住宅的工人比那些租房子住的工人,更不愿迁离他的居住地。已婚的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少流动性。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某些职业会伤害工人日后回到原来职业的工作能力。例如制钟表的工人如果转到伐木业去做一个时期的工作,他就可能把制钟表的那种技巧失掉了。在所有这些情形下,个人之选择暂时的失业,是因为他相信这个选择从长期看是合算的。

2、有些职业,其需求是受季节变动之影响的。在一年当中的某些月份,对它的需求非常强烈,在其他的一些月份,就变得很弱,或完全消失。工资率的结构减低这些季节性的波动。受这种季节变动之影响的行业,要想在劳动市场上雇用到工人,必须在好的季节所付的工资,高到足以补偿他们因不规律的季节需要而受的损失。于是,有些工人已经把兴旺季节所赚的高工资之一部份,积蓄起来,到了坏的季节就可以不就业了。

3、有些人之所以选择暂时失业,是由于通常所说的一些非经济的考虑,或甚至不合理的考虑。他不接受与他的宗敎、道德、和政治信念不兼容的那些工作。有损他的社会声望的职业,他也是要拒绝的。他受「所谓绅士应当作的和不应当作的那种传统的行为标准」的影响。他不愿意丢面子或身份。

在利伯维尔场上,失业总是自愿的。在失业者的心目中,失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市场结构有时会使工资率下降。但是,一个未受限制的市场上,对于每样劳动,总有一个凡是想工作的人都可得到工作的工资率。最后的工资率,是那些找工作的人都得到工作的工资率,而且是所有的雇主想雇用多少工人就可雇用多少的工资率。这种工资率的高度,决定于工人在每样工作的边际生产力。

工资率的一些波动,是消费者的主权所赖以在市场上表现的手段,有了这些波动,劳动才会适当地配置在各种生产部门。在工人过多的生产部门,工资率下降,在工人过少的生产部门,工资率上涨。于是给个人一种严厉的社会压力。很明显地,它们直接限制了个人选择职业的自由。但是,这个强制性不是严密的。它还为人留有余地,让他能够选择他所认为较适合的。在这个范围以内,他可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为。这是个人在社会分工的架构里所可享有的最大量的自由,而这个强制,是为保持社会合作制度所不可少的最低度的强制。如果说由工资制度发挥出来的这种压力不好,那只有一个代替的办法:即由一个绝对的权威——计划一切生产活动的一个中央统制机构——用命令来为每个人分配工作。这就等于消灭所有的自由。

不错,在工资制度下,个人没有选择永久失业的自由。但是,也没有其他可以想象的社会制度,可以容许一个人享有无限休闲的权利。人之不能免于劳动的负效用,并不是什么社会制度的结果。它是人生和人的行为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情况。

从力学借来一个形容词,把交换论上的失业叫做「摩擦的」(frictional)失业,这是不妥当的。在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里面,没有失业,因为我们把这种结构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假定上。失业是变动经济中的一个现象。因为在生产过程的安排中,发生变动而被解雇的工人,没有马上利用到每个机会取得另一个工作,而要等待较有利的机会。这种事情,不是对情况变动而作的调整之迟缓的结果,而是延迟了调整步骤的那些因素的结果。那不是对那些已发生的变动的一个自动反应,不是与找工作的人们的意愿和选择无关的,而是他们有意的行为结果。那是经过考虑的,不是什么「摩擦的」。

交换论上的失业不可与制度上的失业相混淆。制度上的失业不是各个找工作的人有意决定的结果。那是用强制力把工资率规定得高于利伯维尔场所决定的工资率的结果。制度上失业的讨论,属于干涉主义的诸问题之分析,这里将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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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五、毛工资率与净工资率

雇主在劳动市场所买的以及他以工资所换得的,总是一项确定工作的成就。劳动市场各部门的习惯并不影响对那些特殊成就的确定数量所支付的价格。毛工资率所趋向的一点总是等于来自雇用边际工人而增加的生产在市场上所可卖到的惯格(这当然要考虑到那些必要原料的价格,以及那必要的资本的原始利息)。

雇主在考虑要不要雇用工人的时候,他并不问工人拿回家的工资是多少。雇主关心的问题只是:为着得到这个工人的一些劳务,我必须支付的全部代价是多少?交换论在讲到工资率之决定的时候,总是指的雇主为取得某种劳动的一个确定工作量,所必须支付的全部代价,也即,指的是毛工资率。如果法律或习惯规定雇主除付雇工的工资以外,必须还有其他的支出,这时,工人拿回家的工资就要因之而减少。这种附带的一些支出,不影响毛工资率。这些支出完全归于工资收入者。它们的总额使净工资率减低。

了解这种情况所引起的下列一些后果,这是必要的。

  1. 工资是就时间计算的,或就件数计算的,都没有关系。同样地,在以时间计算工资的地方,雇主只考虑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希望从所雇的每个工人身上得到的平均工作量。他会把在论时计算工资的制度下,给那些偷懒和不诚贲的工人们的一切作为都考虑到。他开革不完成最低工作量的工人。另一方面,想赚得较多任务资的工人必定转到论件计算工资的职业,或者去找一个最低工作量规定得较高因而工资也较髙的职业。

在一个自由的劳动市场上,论时计算的工资是每天支付,每周支付,或每月支付,都没有关系。解雇前的通知期限是长是短,契约是就一定的期限订立的,还是就工人终生订立的,雇工是否有权利返休,而他自己、他的遗孀,他的孤儿是否享有年金,休假曰是否还有工资,生病或残废时是否有救济金或其他的利得,这都没有关系。雇主面对的问题总是一样的:订立这样的一个契约,値不値得呢?就我所可得到的报酬来讲,我不是支付太多吗?

  1. 所以,一切所谓的社会负担和利得的归宿,最后都着落在工人的净工资率上。至于雇主是否有权从他付给工人的工资中扣缴各种各类的社会安全捐,这是不相干的问题。无论如何,这些税捐是雇工的负担,不是雇主的负担。

  2. 在工资上面课税,也是如此。至于雇主是否有权从工人拿回家的净工资中扣掉这些税,这也是不相干的问题。

  3. 工作时间的缩短,也不是对工人的免费赠与。如果他不增方口他的产出量以抵补工作时间的缩短,则论时计算的工资就会降低。如果法律规定工作时间必须缩短而工资率不许降低,其结果就是政府命令工资率提高所必然引起的那些结果一齐出现。同样的结果,也发生于所有其他的所谓社会利得,例如不扣工资的假期等等。

  4. 如果政府对于雇用某类工人的雇主给以补助金,则这类工人拿回家的净工资就增加了这个补助金的数额。

  5. 如果政府对于工资不够某一最低标准的每个工人给以津贴,使他的收入提高到这个最低标准,工资率的高度没有直接受到影响。可是,间接地由于这个制度会诱发原来未工作的人们出来找工作,因而使劳动的供给增加。以致工资率可能降低[7]。


[7] 十八世纪末年,英国由于对法国的长期战争以及用通货膨胀办法筹取战费而陷于贫困;在这贫困中采用了这种权宜的手段(the Speenhamland system)。这个手段的眞正目的,是防止农业方面的工人离开他们的农场到工厂去工作,因为,在工厂里面可赚得较高的工资。所以这个制度实际上的给地主的津贴,使地主免于支付较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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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六、工资与生活费

原始人的生活是个不停止的争取,对那自然赋与的、稀少的生活数据的争取。在这种拚命的斗争中,许许多多的人和整个家族、部落、乃至种族归于灭亡。原始人总是在饿死的威胁下。文明曾经使我们解脱了这些危险。人的生命时时刻刻有危险发生:它会随时被那些不可控制的,或至少是我们现有的知识和潜力所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毁灭,但是,饿死的恐怖再也不会威胁我们这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了。凡是能工作的人,一定会赚到多于基本生活所必需的所得。

当然,社会上也有些不能工作的残废人。还有些只能作少量工作的病弱者,他们不能赚到正常工人所赚到的那么多;有时他们所能赚到的工资率低到无法维持生存。这些人只能靠别人的帮助才可过活。亲戚、朋友、慈善家、救贫机构照顾这些贫穷人。受救济的人们不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合作生产;就其满足欲望的资料之得以供应而言,他们没有行为;他们之得以生活,是因为得到别人的照顾。关于救贫的一些问题,是属于消费安排的问题,不属于生产活动的问题。人的行为理论只涉及消费之资的供应,不涉及消费的方式,因而关于救贫的一些问题是人的行为理论这个架构以外的问题,交换理论之讨论救贫方法,只就其可能影响劳动供给这个范围以内讨论。救贫政策有时会促使一些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懒于工作。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每人平均投资额有个稳定增加的趋势。资本累积超过人口增加而增加。因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率、以及工人的生活水平,趋向于继续上升。但是,这种福利的增进,并不是一个必然的人类演进法则的作用之表现;而是那些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自由发生作用的力量相激相荡的结果。一方面资本耗损,一方面人口增加或减少得不够,那是可能把事情弄得逆转的,如果我们考虑当前的一些政策的取向,那甚至是必会如此的。于是,人们又要再来领会饿死是怎么一回事,可利用的资本财数量与人口数字之间的关系将变得那么不利,以致有些工人赚不到足以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只要这些情况一接近,一定会在社会内部引起一些不可和解的冲突,这些冲突的剧烈可使一切社会纽带完全崩解。如果社会的合作份子有一部份注定赚不够他们的基本生活费用,社会分工就不能维持下去。

「工资铁则」所指的和政治煽动家们所一再提倡的生理上最低生活这个观念,在交换理论的工资理论中没有用处。社会合作所赖以建立起的一个基础是这个事实:依照分工原则而合作的劳动,比个人单独努力更能生产得多,因而身体健康的人们再也不担心饥饿的威胁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最低生活」这个观念,没有交换论上的地位了。

而且,「生理上最低生活」这个观念,缺乏人们赋与它的那种精密性和科学的严格性。原始人的生活环境,是那些受了资本主义的纵容,而惯于享受的后裔所绝不能忍受的,可是原始人却能适应。可见没有所谓生理的最低生活这么一回事。为维持一个人的健康和其生殖力,需要一定量的卡路里,为补充在工作上消耗的体力,需要更多的、一定量的卡路里。这个想法,同样是站不住的。这些关于豢养牲畜和解剖试鼠的观念,无助于经济学家封于有目的的人的行为之了解。「工资铁则」以及本质上相同的马克斯敎条中所谓的决定于「为它的生产,因而也为它的生产所必要的工作时间」的「劳动力价值」[8],是交换论所讲的,一切站不住的观念中最站不住的。

可是,对于工资铁则所隐含的一些观念加以某种意义,这是可能的。如果你把工资收入者仅看作一种动产——奴隶,而认为他在社会上没有其他作用,如果你假定除掉食色的满足以外,他没有其他的追求,而且除掉为满足这些兽欲以外,他也不知道为赚取收入而就任何职业,那么,你就可以把工资铁则看作工资率所依以决定的一个理论。事实上,古典的经济学家们——受挫于错误的价值论——对于这里所涉的问题想不出任何其他的解答。就Torrens和李嘉图来讲,「劳动的自然价格,是使工资收入者得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和延续他们后代的那个价格,不会有任何的增多或减少」这个定理,从逻辑上讲,是他们不健全的价值论必然推演出来的结论。但是,当他们的门徒们发现,这种明明白白的荒谬法则再也不能叫他们自己满意的时候,他们就来修正这个法则,这一修正等于完全放弃对工资率的决定作一经济解释的任何企图。他们想用一个「社会的」最低限的观念,代替生理的最低限的观念,以保持他们所珍爱的最低生活费的想法。他们不再说「为维持工人必要的生活和保持不减少的劳动供给所必需的最低限」。他们换个方式来说:为维持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所承认的生活标准所必需的最低限。尽管日常的经验明明白白地吿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实质工资和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是稳定地上升,尽管由于产业工人社会地位的改善、推翻了社会等级和社会尊严的那些旣有的观念,而那些把人们分隔成各种阶层的传统藩篱,已显得再也不能维持,可是,这些空想家们却宣称,古老的风俗习惯决定工资率的高度!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工业生产为大众的消费一再提供前所未有的新奇产品,这些新产品是过去的帝王们所梦想不到的,现在的一般工人却可享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只有那些蔽于先入的偏见和党派偏见的人们,才会用上述的那种解释来解释工资率。

普鲁士的所谓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把工资率看作和物价及利率一样,都是「历史的题目」;在讨论工资率的时候,它藉助于「适合个人社会地位的所得」这个概念。这不是特别可惊异的事情。这个学派的要旨是在否认经济学而代之以历史。但是,我们觉得惊奇的,倒是马克斯和马克斯门徒们,竟不知道他们对这个学派的赞成正是粉碎所谓马克斯的经济学体系。当十九世纪六十几年,英国出版的那些论着使马克斯相信,再也不容坚持古典经济学家的工资理论的时候,他就修正了他的劳动力价值说。他宣称「所谓自然欲望的广狭和其满足的方式,其本身史演进的结果」,而且「大体上决定于那个国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尤其是决定于自由劳动阶级所赖以形成的那种生活水平的一些条件和习俗。因此,「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进到劳动力价值的决定」。但是,当再说到「就某一定的时间、某一定的国家而言,最低生活所必需的平均量,是一个旣定的事实」[9]的时候,他是自相矛盾而且给读者的误导。在他的心中,再也没有「不可少的必需品」了,若有,也是从传统的观点,而认为不可少的一些东西,也即,为维持那种适合工人们在传统社会阶层中的地位,而必需的那些东西。藉助于这样的解释,那就等于放弃了任何经济学的或交换论的关于工资率决定的说明。工资率被解释为历史事实,不再被看作市场现象,而被看作来自市场以外的东西。

但是,认为实际上工资率的高度是在市场以外决定而强使市场遵照的那些人,不能免于推演出一种理论,而把工资率的决定解释为消费者们评値和抉择的结果。如果没有这样的交换论的工资说,则市场的经济分析就不会是完全的,在逻辑上不会是圆满的。把交换论所研究的对象,限之于物价和利率的决定问题,把工资看作历史事实而接受,那简直是荒谬的。经济理论値得称之为经济理论的,必须能够对于工资率所讲的,不只是说决定于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经济学的特征,是它把那些市场交易上表现出来的交换率,解释为市场现象,而其决定是受一些事象连续的规律性之影响的这一点,正是经济概念与历史了解不同的地方,也是理论与历史不同的地方。

我们很可以想象一种历史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率的高度是由市场以外的干涉力量强使市场遵照的。这样用法令来规定的工资率,是我们这个干涉政策盛行的时代最主要的特色之一。但是,关于这样的事情,这就要靠经济学来査究它的后果了——查究两个工资率之不一致所引起的一些后果,一个是由劳动的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应该在利伯维尔场上出现的工资率,一个是市场以外的强制力,命令市场交易的双方必须遵行的工资率。

不错,工资收入者确有这个想法——工资至少要高到足以使他能够维持一个符合他的社会地位的生活标准。每一个工人关于他应有的社会地位,各有其特殊的想法,正如同他关于他自己的效率和自己的成就各有其特殊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这样的「自以为」和自我陶醉的想法,对于工资率的决定毫不相干。旣不影响工资率的上升,也不影响工资率的下降。有时工资收入者所乐意接受的工资率比那依照他自己的想法,符合他的地位和效率的工资率要低得多。假若雇主给他的工资高于他所希望的,他是受之无愧的。在工资铁则和马克斯的「工资率决定于历史」的说法畅行的那个自由放任的时代当中,实质工资率有个逐渐上升的趋势,尽管这个趋势有时短暂地中断。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标准上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也是以前所梦想不到的高度。

工会要求:名目的工资率至少要适应货币购买力的变动而经常提高,使工人可以保持原先的生活标准而不致降低享受。他们的这些要求,在战时也一样提出。他们认为,即令在战时,通货膨胀也好,所得税的扣缴也好,都不可影飨实质工资的净额。这个主张隐含着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和「所失掉的只有锁炼」的意旨;因此,他们在资产阶级剥削者之间的战争中,是中立的,国家的胜利或灭亡,他们都不关心。对于这些说法的检讨,不是经济学的事情。经济学兵要确认一个事实,即:无论对于把工资率提高到高于自由的劳动市场所会决定的那个工资率以上这件事,提出怎样的赞成理由,都是不相干的。如果由于上述的那些要求,实质工资率眞的提高到有关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高度以上,则那些不可避免的后果一定会出现,至于这些工资率所赖以提高的理论是什么,与这些后果之是否出现毫无关联。

【英文第四版无此段。】

上面所说的,同样适用于「工人有权取得来自工会主持人所说的劳动生产力的改进的全部利益」这个暧昧的敎条。在自由的劳动市场上,工资率总是趋向于劳动边际生产力相一致的那一点。笼统地说劳动生产力,正和笼统地说铁的价值或金的价值一样,都是空洞的概念。说到劳动生产力而不是指的边际的生产力,那就毫无意义。工会主持人所想的,是要为他们的政策加以道德上的辩护。但是,这些政策的后果并不因为辩护的理由而有所改变。

工资率最后决定于工资收入者的国人对于他的劳务和成就所给的评値。劳动之所以和货物一样论价,不是因为企业家和资本家的狠心和无情,而是因为他们是无条件地受到无情的消费者的支配。消费者不会让任何人的自我陶醉得以满足。他们是要得到最便宜的服务。

工资率的历史解释与回溯定理的比较

照马克斯主义和普鲁士历史学派的敎条之说法,工资率是个历史事实而不是个交换论上的现象。我们把这种说法与货币购买力回溯定理[10]作一比较,也许是有用的。

回溯定理确认一个事实,即:凡是可以用来作为交换媒介的东西,在开始作为交换媒介的时候,总会因为其他用途而有交换价值。这个事实并不严重地影响货币购买力的逐日决定;货币购买力的逐日决定,是货币的供给和那些想保持现金的人们,对货币的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回溯定理并没有说货币与货物、劳动之间的任何实际交换率是个历史事象,而与今天的市场情况无关。它只解释,一种新的交换媒介如何能够开始被使用和继续使用。在这个意义下,它说在货币购买力当中,有个历史的成份。

这与马克斯和普鲁士的定理完全不同。照它们的说法,出现于市场的工资率的髙度是个历史事象。消费者(劳动的闲接买者)和工资收入者(劳动的卖者)的评値是完全不关事的。工资率是过去的历史事件所决定。旣不会高于,也不会低于历史所决定的高度。今天,瑞士的工资率比中国的较高这个事实,只能用历史来解释,正如同只有历史才可解释,为什么拿破畨第一成为法国人而不成为意大利人,成为一位皇帝而不成为科西嘉的一名律师。在解释这两国的牧人或泥水匠的工资率之差异的时候,藉助于在每个市场上运作的那些因素,是不可以的。解释,只能由这两国的历史数据来提供。


[8] 参考Marx, Das Kapital (7th ed. Hamburg, 1914), I, 133.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第二节)里面,马克斯和恩格斯把他们的敎条写成这样一个公式:「工资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工资,也即,为维持一个工人作为工人而生存的绝对必需的最低生活费。」这种平均工资「只够延长工人的生命而让他生殖」。

[9] 参考Marx, Das Kapital, p. 134。文中所说的「生活所必需的」这个词是马克斯原著的「Lebensmittel」这个词的翻译。

[10] 参考第十七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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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七、受了劳动负效用之影响的劳动供给

影响劳动供给的一些基本事实是:

1、每个人只能支付有限的劳动量。

2、这个一定量的劳动不能在任何想用的时候使用。【歧义。应为“并非随时可用”。】休息和消遣的时期是不可少的。

3、不是每个人都可提供任何种类的劳动。先天的秉赋和后天的学习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各人所能做的工作也不一样。有些种类的工作所必要的先天秉赋,不是任何训练和敎育所可成就的。

4、如果工作能力没有减退或完全消失,它必须有适当的照顾。一个人在精力必然减返的时期,为与维持他先天秉赋的和后天学习的那些能力,尤其需要特别的照顾。

5、当工作接近于一个人在当时所能作的全部工作量的顶点,而休闲的时间成为必要的时候,疲劳会伤害工作的量和质[11]。

6、人们乐于不劳动,也即乐于休闲。用经济学家的说法,人们认为劳动有负效用。

仅为自己的需要而求直接满足,工作于经济孤立状态自给自足的人,在他开始感觉到闲暇的价值比从工作得到的满足之增加更大的时候,就停止他的工作。满足了最迫切的需要以后,他就认为,那些尙未满足的需要比闲暇次要了。

就一个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工人而言是如此,就工资收入者们而言,也是一样。到了他们已经把他们所能用的全部工作能力用完的时候,他们也就不想工作了。这时,从增加工作所可得到的直接满足,再也不能补偿增加工作所带来的负效用,于是他们也要停止工作。

一般的见解,囿于隔代遗传和马克斯的口号,对于这个事实的了解非常迟钝。它固执,甚至今天还在固执着一个习惯,即惯于把工资收入者看作奴隶,把工资看作资本家给工人维持生命的生活费,等于奴隶和畜牲的主人们给他们的奴隶和畜牲的生活资料。一般的见解总以为:资本阶级法律家的形式主义把这种隶属关系叫做自愿的,解释为雇主和受雇者双方平等的契约关系,其实,工人是不自由的;他是在被迫下行为;他不得不受制于实际上是奴隶的枷锁,因为被社会遗弃的人是没有其他选择的。甚至那些表面上的选择主人的权利也是假的。雇主们之间公开的或默契的结合,把雇佣条件规定得一致,以致这种表面上的自由成为虚幻。

如果你以为工资只是对于工人为保持劳动力和生殖【再生产】劳动力的费用所作的补偿,或以为工资的高度是决定于传统,那么,你把劳动契约课于工人方面的那些职责的每一减轻,视作工人方面的片面利益,这是很一贯的。如果工资的高度不随工作的量和质转移,如果雇主给工人的工资不是按照市场对这工人的成就所决定的价格,如果雇主不是购买一个确定的量和质的劳动,而是购买一个奴隶,如果工资率低到基于自然或历史的理由,而不能再低的程度,那么,你就可以用强迫方式,缩短工作曰的时间,以改善工资收入者的命运。于是就可以把限制工时的法律看作等于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初期,欧洲各国用以逐歩减轻而终于完全废除地主对农奴徭役之征的那些法令,或看作等于减轻囚徒们工作的那些勒令。于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引起的工作日的时间缩短,被认为受剥削的工资奴隶们争来的胜利。凡是责成雇主为工人们谋福利的一切法律,都被称为「社会利得」,被称为「工人无须任何牺牲而得到的施舍」。

一般人认为,这个说法的正确性可由一个事实充份证明,即工资收入者个人,对于劳动契约条件的决定,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影响。关于工作日的时间长短,星期天和其他假期的工作,以及对于用餐和其他许多事情所规定的时间等等所作的决定,都是没有问过工人们的。工资收入者只有屈服于这些规定,否则就要饿死。

这样的推理所犯的基本错误,在前面几节中已经指出。雇主们要的不是一般劳动,要的是适于完成他们所需要的那种工作的那些人。正如同一个企业家必须为他的工厂选择最适当的位置、设备、和原料一样,他必须雇用最有效率的工人。他必须把工作条件安排得可以吸引他所想雇用的那些类别的工人。不错,单独一个工人对于工作条件的安排,没有什么影响。工作条件,像工资率本身的高度、像物价、像那些为大众消费而产生的产品样式一样,是无数的人们在市场活动中相激相荡的结果。它们都是些大量现象,因而不大受到单独一个人的影响。但是,如果你说个人的投票是没有影飨的,因为决定这个问题必须有几千甚至几百万的票;或者说,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人的投票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这种说法是扭曲事实。即令你为了争辩而准备承认这个说法,也不能据以推论出:用极权主义替代民主程序的选举,更能使政府官吏眞正代表民意。在市场的经济民主方面与这极权的神话相对称的,是说:个别的消费者无力对付供给者们,个别的被雇者无力对付雇主们。当然,为大众消费而大量生产的那些货物的质量,不是决定于一个人的嗜好,而是决定于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喜好。某些地区或某些工业部门劳动契约的一些条件,不是决定于单独一个找工作者的行为,而是决定于大多数找工作者的行为。如果午饭的时间习惯上是排在中午和一点钟之间,一个想在下午二时至三时之间用餐的工人,就没有满足他的希望的机会。但是,在这个事例中,这个工人所不得不服从的社会压力,不是来自雇主,而是来启这个工人的大多数伙伴。

雇主们在物色适当工人的时候,如果无法在其他的条件下找到,他们也不得不适应环境来牵就诸多的不便。在许多国家里面,雇主们必须满足工人们基于宗敎、阶级、身份等的考虑而表示的愿望,这样的雇主们,有的被一些反资本主义的斗士污蔑为社会的落伍份子。这些雇主必须把工作时间、假期、以及许多技术上的问题,按照工人们这样的一些愿望来安排,不管这样的安排是如此的麻烦或不便。一个雇主所要寻找的工人,如果其工作是人所厌恶的,他必须用额外的报酬来补偿。

劳动契约所规定的,涉及一切工作条件,不仅涉及工资率的高低。工厂里面的协同工作以及各种企业的相互依存,使劳动契约的内容不可能违离这个国家或这个有关行业习惯上的安排,因而形成了一致的棣准。但是,这种情形旣不减弱、也不消除工人们在这些安排上所发生的作用。对于各个工人来讲,这些安排正如同铁路的行车时间表对于各个旅客那样地不可变。但是,谁也不能讲:铁路公司在决定行车表的时候,不考虑到潜在的顾客们的愿望。铁路公司是要尽可能使更多的旅客满意。

关于现代工业化的演进之解释,已被反资本主义的一些偏见弄糟了。这些偏见包括政府方面的、大众方面的,以及所谓亲劳工的作家们和历史家们。照他们的说法,实质工资率的上升、工作时间的缩短、童工的消灭、已婚女工的限制,都是政府和工会的干涉,以及人道主义的作家所激发的舆论的压迫之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干涉和压迫,企业家和资本家就会把那些来自投资增加和技术改良的利益,全部据为己有。所以,工资收入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要牺牲资本主、企业家、和地主们不劳而获的利益的。这些干涉政策之继续推行是特别可取的。因为,有利于多数人而只牺牲少数自私自利的剥削者,而且使那些有产阶级不公平的利得日渐减少。

这种解释的不正确,是很明显的。凡是限制劳动供给的一切措施,在其增加的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和减低物质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的程度以内,直接或间接加重资本家们的负担。因为这些措施限制劳动的供给而不减少资本的供给,它们增加了那来自生产努力的净生产总额而用以分配给工资收入者的那部份。但是,这净生产总额将也降低。至于一个较小的饼的相对较大的配额是大于或小于一个较大的饼的相对较小的配额,那就决定于各个场合的特殊情况。利率和利润不受劳动总供给灭缩的直接影响。物质生产要素的价格下跌,各个工人完成的工作每个单位的工资率(不一定也是被倮工人的每人的工资率)上涨。产品的价格也上涨。至于所有这些变动的结果是平均收入者的所得改善或变坏,那就是个别情况下的一个事实问题。

但是,我们的这个假定——这样的一些措施不影响物质的生产要素的供给——是不可以的。工作时间的缩短、夜间工作的限制,以及对某类工人的雇用所加的限制,都有损于一部份资本设备的利用,也即等于资本供给的降低。资本财的稀少性因之加甚,这会完全消除劳动边际生产力相对于资本财边际生产力的可能上涨。

如果政府或工会在强迫缩短工作时间的同时,又禁止市场情况所必需的工资率下降,或者,如果原有一些制度防止这样的下降,则其结果必然是「制度的失业」。

过去两百年,在西方文明中留下的资本主义史,是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水平续涨增高的记录。资本主义固有的特征,是为大众消费而大规模的生产。它的推动力是利润动机:藉助于利润动机,工商业者经常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更廉价的一些享受。超过损失的利润只能在进展的经济中才会出现,而且,其程度也以大众生活水平改善的程度为限[12]。所以,资本主义是促使一些最敏捷的人尽他们的能力为迟钝的大众增进福利的制度。

在历史的经验方面,是不能依靠衡量的,货币决不是价值和欲望满足的码尺,因而不能用它来比较不同时期的人们的生活标准。但是,凡未被一些离奇的偏见弄混了对事物的判断的历史家们,一致地认为:资本主义的演进曾经使资本财大大地超过同时期的人口增加而倍增。今天的资本设备,就全部人口的每个人来讲也好,或就能够工作的每个人来讲也好,都比五十年以前,一百年以前,或二百年以前多得多。同时,工资收入者从产出的货物总额中得到的配额也已大大地增加,而这个总额本身也比过去的大得多。接着来的大众生活水平的上升,与已往的情形比较,眞是像奇迹一样。在快乐的往昔,甚至最富有的人们所过的生活与今天美国工人或澳洲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比起来,只能说是平凡。不假思索地一再称颂中古时期的马克斯曾说,资本主义有个必然的趋势,就是把工人们弄得愈来愈穷。其实,资本主义已使工资收入者的生活过得日益丰富,尽管工人们经常反对采用那些使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的发明创新。请试想想,如果一个美国工人被迫生活在中古地主的庄园中,没有铅管类的设备和其他一些被视为当然的新玩意儿,他将如何地苦恼!

物质福利的改善,改变了工人对闲暇的评値。当他的生活过得较舒服,他就会把增额劳动带来的负效用看作一个再也不能被它带来的直接满足所胜过的苦痛。于是,他就急于想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而且也急想不让他的妻子儿女为赚钱而就辛劳的职业。由此可知,使工作时间得以缩短,使已婚妇女和儿童得以脱离工厂的,不是劳工立法和工厂的压力,而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使工资收入者能够有力量为他自己和他家属购买较多的闲暇时间。十九世纪的劳工立法,大体上不过是把当时市场力量相激相荡所已促成的一些变动,给以法律的承认而已。劳工立法有时候走在工业演进的前面,可是,财富的迅速增加马上又使立法与实况相适应了。如果那些所请利于劳工的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只是对那些已发生的变动予以承认,或者不只是对于那些即将发生的变动预作准备,这些立法就要损害工人们的物质利益。

「社会利得」这个名词,是个完全叫人误解的名词。愿意每星期工作四十八小时的工人,如果法律强迫他不得工作四十小时以上,或者强迫雇主们为雇工们的利益而承担某些费用,这样的法律并不损雇主而利工入。不管社会安全法的内容是些什么,它们的负掳最后还是落在被雇者的身上,而不是落在雇主的身上。它们影响那些拿回家去的工资数量:如果它们把工人看一次戏所必须付的价格提高了,它们就制造了制度上的失业。社会安全法没有责成雇主们多花些钱购买劳动,而是对工资收入者花费他们的总所得加以限制。限制了工人照自己的决定来安排自己家务的自由。

这样的一种社会安全制度是好的政策或是坏的政策,本质上是政治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工人的见识和自制力不足以自动地为自己的将来作准备,所以社会安全制度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却不易于平息像下面这样的一些质问:把国民福利委之于投票人决定,而这些投票人正是法律本身所认为没有能力管理他们自己事务的人们,这不是矛盾吗?明明是些需要一个监护人来防止把他们自己的所得胡乱花掉的人们,而又使他们在政治行为中居高位,这不是荒谬吗?把选择监护人的权力委之于被监护人,这是合理的吗?德国,创立社会安全制度的这个国家,是现代两种反民主的制度——马克斯主义的和非马克斯主义的——的摇篮,这决不是偶然的。

关于「工业革命」一般解释的批评

一般的说法,以为现代工业制度史,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史,对于「现实的」或「制度上的」敎义,提供了实证的说明,而且完全推翻了经济学家们的「抽象的」敎条[13]。

经济学家直率地否定工会和政府的劳工立法能够永久为所有工资收入者谋取利益,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但是,那些非经济学家却说:事实已经驳斥了这些谬论;努力于工厂立法的那些政治家和立法者,对于实际问题比经济学家看得更透彻;自由放任的哲学,毫无怜惜地宣称,劳苦大众的遭殃受罪是不可避免的,倒是—些外行人的常识终于抑制了工商业者过份的利润之追求;工人们生活情况的改善,完全是政府和工会的一种成就。

目前对于现代工业化演进史的研究,大部份被这样的见解渗透。那方面的一些历史作家,一开始就用诗情画意来描写「工业革命」前夕的境况。同时吿诉我们,一切事情都是叫人满意的。农民是快乐的,家庭工业的工人也如此。他们在自己房子里面工作而享有经济独立,因为他们保有一块场地和一些工具。但是,「工业革命的灾害像战争或时疫一样落在这些人的身上。」[14]工厂制度把自由工人变成实际的奴隶;把他们的生活降低到仅够生存的水平;把妇女和儿童塞进工厂,因而摧毁家庭生活,动摇社会、道德以及公共健康的基础,至于少数无情的剥削者,则灵巧地奴役大多数人以达成他们的利益。

事实是这样:「工业革命」前夕的经济情况是很坏的。传统的社会制度没有足够的弹性可以适应剧增的人口。农业或行会对于增加的人手都不能容纳。工商业大都具有某种特权和独占力量;它的法制基础是些特许状和专利权;它的哲学是束缚性的,是限制国内外竞争的。在这种厅的家长制和政府指导的工商拥面,无地可容的人数迅速增加。他们实际上是些被遗弃的份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靠那些旣得阶级的残羹冷炙过生活。在丰收的季节,他们可在农场上做点零工赚得些许生活费用;其余的季节则依赖私人的慈善事业和社会救贫组织过活。这些阶层中,精力最旺盛的靑年,成千上万地被迫当兵;其中,有许多是在作战中被杀掉或伤残;有更多的是没没无闻死亡于野蛮的训练与惩罚,死亡于时疫或梅毒[15]。其他成千上万的靑年,最强悍最残忍的,则成为流氓、盗匪和娼妓,政府当局对于这些人无可奈何。大家对于一些新的发明和节省劳力的机械羣起反对,而政府却支持这种反对。这,使得事情完全无改善的希望。

工厂制度是在不断的克服无数障碍而发展起来的。它必须克服大众的偏见、古老的习俗、法制方面的规律、各方权威的憎恶、特权集团的旣得利益、行会的嫉妒。各个厂商的资本设备是不够的,信用的提供极端困难、而且昂贵。技术的和商业的经验都缺乏。许多任务厂的老板失败了;只有少数是成功的。利润有时很大,但是,损失也有时很大。这种情形持续了几十年,直到大家有了经验,知道把赚得的利润之大部份用之于再投资,以扩大生产规模为止。

尽管有这些障碍,但工厂制度终于能够发展起来,这是由于两个理由:第一,有些新的社会哲学的敎义被一些经济学家说明。这些敎义推翻了重商主义、家长主义、和限制主义的威望。它们打破了「节省劳力的机器和程序造成失业而使大家趋于贫困」这个迷信。有了这些不干涉主义的经济学家,才会有近二百年来技术的空前成就。

其次,还有另一个因素,也是使创新的反对力量为之灭弱的。工厂使各级政府和当权的地主阶级解脱了一个重大的、不堪困扰的问题。工厂为贫民大众提供了生计。工厂使救贫院、贫民习艺所、和监狱腾空了。工厂把饥饿的乞丐变成了自力赡养家属的人。

工厂的老板没有力量强迫任何人来做工。他们只能雇用那些愿意在现行工资率下作工的人们。这些工资率虽然是低的,可是比这些贫民在任何其他途径所可赚得的要多得多。如果说工厂把主妇们从育儿室和厨房里拉出来,把儿童从他们的游戏中拉出来,那简直是歪曲的说法。这些妇人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可烹调,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喂养他们的小孩。这些小孩是在饥饿状态下生存。他们唯一的避难所是工厂。严格地讲,工厂解救了他们,工厂使他们免于饿死。

这种情况,确是悲惨的。但是,如果你想责备那负责的人,你决不可责备工厂的老板;工厂的老板——自然是受自利心而非「利他心」的驱使——尽了他们的一切能力来消除这些悲惨事。引起这些悲惨的是,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秩序,也即所谓「好的旧时代」的秩序。

在「工业革命」头几十年的工厂工人的生活标准,如和现代高阶层以及工业界大众的生活情况相比,是坏得惊人的。工作时间很长,工场的卫生环境恶劣。个人的工作能量很快地被用完。但是,事实仍然是:对于那些因圈地运动陷于困境,而在当时、生产制度下无地容身的过剩人口而言,工厂的工作是一种解脱。那些挤进工厂的人们不是为的别的,而是为的改善他们的生活。

自由放任的意理和其衍生物——工业革命,摧毁了那些意理上和法制上进步与福利的障碍。它们推翻了那个不断增加穷民人数的社会制度。早期的加工业几乎完全是迎合富人们的欲望。这些工业的扩张受限于富有阶级所能购买的奢侈品的数量。凡是未从事农产品生产的人们,谋生之道只有靠富有阶层乐于利用他们的技能和服务。但是,现在的情形就不同了。工厂制度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推销方式。它的特征是:产品的制造不是为那少数富人的消费而设计,而是为那些向来在巿场上是无足轻重的消费者而设计的。为多数人制造便宜东西,是工厂制度的目的。工业革命初期的典型工厂,是棉织品工厂。当时的棉织品不是富人们所要的东西。富人们所要的是丝织品和麻纱制品。一到用机器的动力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厂侵入一个新的生产部门,它就开始为大众生产便宜的货物。只有到后来,大众的生活水平因为工业革命而空前地提高了,工厂才把大规模的生产方法也用来制造一些较精良、较昂贵的货物,因为要到这个时候,工厂才能这样作而有利。例如,工厂制造的鞋子有很久的时间只由「普罗阶级」购买,较富的消费者继续找个别的鞋匠定做。那些甚遭物议的「汗衫工厂」,并不为富人,而只为一般平民制造衣服。绅士淑女们总是喜欢定做的服装。

关于工业革命的显着事实是,它为适应大众的需求开启了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时代。工资收入者不再是只为别人的福利而辛苦工作的人,他们自己是工厂生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大的企业,靠的是大众消费。在今天的美国,大规模企业内没有一个部门不是迎合大众的需要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原则就是为一般大众服务。做为消费者身份的一般大众,其购买或不购买,对于企业的命运有决定的力量。就这一点讲,他们是握有主权的。在市场经济里面,财富的取得和保持,只有靠以价廉质美的东西来满足大众的需要,此外别无他法。

许多历史家和著作人,蔽于他们的偏见,对于这个基本事实完全不了解。照他们看来,工资收入者是为别人辛劳的。他们从不提出这些「别」人究竟是谁的问题。

Hammond夫妇吿诉我们:一七六〇年的工人比一八三〇年快乐[16]。这是个任意的价值判断。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用以比较和衡量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不同时间的快乐。为着论辨起见,我们无妨同意一七四〇年出生的人,在一七六〇年比在一八三〇年更快乐些。但是我们不可忘记:一七七〇年英国的居民只有八百五十万人(依照Arthur Young的估计),到了一八三一年,就有一千六百万人(依照人口调查)[17]。这种显着的人口增加,主要地是决定于工业革命。若干杰出的历史家关于这些增加的人口的陈述,只有那些欣赏Sophocles的悲惨诗句的人们才能同意。Sophocles的诗句:生,的确不是最好的事情,一个人一经诞生,最好是快快地回到他所从来之处。

早期的工业家,大多数是和他们所雇用的工人来自相同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生活过得非常简朴,他们所赚得的金钱,只一小部份用在他们的生计,其余的都用在事业上面。但是,当企业家愈来愈富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就开始挤进统治阶级的圈子。那些生长名门的绅士,嫉妒这些暴发户的财富,并怨恨他们对改革运动的同情。他们就以研究工厂员工的物质精神状况并促成工厂立法来打击。

英国的一部资本主义史也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样,是一部不断地改良工人生活水平的记录。这个演进,一方面是与劳动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发展相一致,另一方面是与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增加相一致。经济学家说,工人物质生活的改善,是由于按每人计算的投资额的增加,以及这份增加的资本之利用所引起的技术成就。劳动立法和工会的压力所提高的工资,如果未超过工人们在生产力的檫准下所应得的,那就无害于事。如果超过了,则有害于大众利益,因为资本的累积推迟了,因而劳动边际生产力和工资率的上涨趋势也为之迟缓了。这是对某些工资收入者赋与特权而以其他一些工资收入者作牺牲。这是制造大量失业并减少工人们以消费者的身份所可得到的产品数量。

为政府的干涉政策辩护的人们,以及为工会辩护的人们,每每把工人生活的一切改善,归功于政府和工会的作为。他们说,如果没有政府和工会,今天的工人生活水平就不会比工厂制度初期的更高。

这种争辩,当然不能靠历史经验来解决。关于这些事实的存在,争辩的双方是没有异议的。他们之间的对立,在于对这些事实的解释,而其解释一定是受他们所选择的理论之指导的。那些决定一个理论之正确与否的认识论的和逻辑的考虑,在逻辑上和时间上都是先于有关的历史问题的闻释。历史事实之为历史事实,旣不证明任何理论为眞,也不证明任何理论为伪。历史事实必须藉理论的洞察力来解释。

有很多写资本主义下工人生活史的历史家,不仅对经济无知,而且夸耀此无知。可是,对于健全的经济理论的蔑视,并不意味他们着手他们的研究时,没有任何理论的成见或偏见。他们是受了政府万能和工会神圣这一类流行的谬见的支配。的的确确,韦伯夫妇和Lujo Bretano以及一些二、三流的作家一样,在他们的学问方面,一开始就感染了一个偏见,即对市场结构极端厌恶,对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热烈赞成。他们确实是忠于他们的信念而力求实现。把他们作为「个人」来看,因为他们的坦白和诚实,我们可以宽恕他们;把他们作为历史家来看,我们就不能因为他们的坦白和诚实而宽恕。一位历史家的意旨不管怎样纯洁,决不能因此纯洁而宽恕他采用荒谬的学说。历史家的第一个职责,是要对他自己所用以处理问题的一切学说加以仔细的捡查。如果他忽略这一点而不这样作,轻率地接受时论中一些歪曲和混淆的想法,那么,他就不是一位历史家,而是一个辩护者和宣传家。

这两个相反的观点之敌对,不仅是个历史问题。它也一样地涉及今天一些最热门的问题。这是关于现在美国所谓的工业关系问题的争辩。

让我们只强调这个问题的一方面。广大的地区——东亚、东印度羣岛、南欧和东南欧、拉丁美洲——只是表面上受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这些地区的情况,大体上无异于「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情况。那里有千千万万的人在传统的经济环境中无以为生,这些可怜的大众只有靠工业化才能改善他们的命运。他们所迫切需要的是企业家和资本家。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政策使这些国家不能大大地享受外国资本给他们的帮助,他们必须力求本国的资本累积。他们必须经历西方工业化所已经历的那些阶段。他们必须从较低的工资率、较长的工作时间来开始。但是,误于西欧和北美今天流行的一些学说,他们的政治家们以为,他们能够走一条不同的路。他们鼓励工会的压力和所谓有利于劳工的立法。他们那种狂热的干涉主义,把国内工业所赖以创造的一切企图,在萌芽中都摧毁了。这些人们不了解,工业化决不可以国际劳工局(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fice)和美国产业组织的工会(American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那些信条来开始。他们所固执的这些敎条,为印度和中国的苦力(coolies)、墨西哥的匹鞍(peons——以劳力代替还债的工人),以及其他千千万万在饥饿边缘拚命挣扎的人们,带来这悲惨的命运。


[11] 毎个单位时间的工作量和质的其他一些波动——也即,紧接着休闲之后的再工作时间的较低效率——就市场的劳动供给而言不是很重要的。

[12] 见第十五章第九节。

[13] 把「工业革命」一词形容英国Hanover王室两个George的朝代,是由于有人故意要把经济史弄成通俗的戏剧化,以期使它适合那些强求平等的马克斯策略(the Procrustean Marxian schemes)。从中古的生产方法转变到自由企业制度的生产方法是一七六〇年以前的一个长远过程。即令就英国来讲,直到一八三〇年尙未完成。可是,英国的工业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已大大加速地发展,这却是眞的。所以我们无妨把「工业革命」一词用在对费边主义(Fabianism)、马克斯主义、历史学派、以及制度学派赋与它的情感意义的检讨上。

[14] J.L. Hammond和Barbara Hammond, the Skilled Labourer 1760-1832 (2d ed. London, 1920), p. 4.

[15] 在七年战争当中,有1,512名英国水兵在作战中死亡,同时有133,708名病死或失踪。参考W.L. Dorn, Competition for Empire 11740-1763 (New York, 1940), p. 114.

[17] F.C. Dietz,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New York, 1942), pp. 279 and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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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受市场变化之影响的工资率

劳动是种生产要素。劳动出卖者在市场上所可得到的价格,随市场的情况而变动。

一个人所适于提供的劳动量和劳动质,决定于他的先天禀赋和后天学习的那些特征。天赋的才能不会因任何有意的作为而改变,那是他的祖先遗传给他的。他可以珍惜这些禀赋而培养他的才能,他可以保持这些禀赋不让它们过早地衰退;但是,他决不能超越自然给他的才能所划定的界限。他可以在他的努力中表现几分技巧,以期在市场现况下所可赚得的最高价格来出卖他的工作能力;但是,他不能改变他的性质使它更,市场情况。如果市场情况使他所能提供的那种劳动得到很高的报酬,这是他的好运;如果他的先天禀赋被他同时的人们特别欣赏,这是机会,而不是他自己的功劳。Greta Garbo小姐(电影明星)如果生在一百年以前,她所能赚到的钱一定比她在电影时代所赚到的要少得多。就她天赋的才能来讲,正如同一个农夫保有的一块土地,因为邻近城市的发展由耕地变成了都市土地,可以很高的价格出售了。这都是幸运。

在天赋才能的限度以内,一个人的工作能力靠训练来加强,使其最适于某些特定工作。这个人——或他的父母——负担训练的费用,而其收获,就是学到做某种工作的能力。这样的敎育和训练,增加了一个人的专长,使他成为专家。每种特别训练都是使一个人的工作技能特殊化的。为着学习这些特殊技能,一个人所受到的辛苦和麻烦,训练期间损失掉赚钱的机会,以及支付的一些必要费用,都是基于一个希望,希望提高将来赚钱的能力以补偿。所以,这些损失的忍受可说是一种投资,因其为投资,所以也可说是一种投机。这种投资値不値得,要看将来的市场情况。一个工人在训练他自己的时候,可说是一个投机者,是个企业家。将来的市场情况会决定他的投资是获利或是亏损。

所以一个工资收入者每每有双重意义的身份:一为具有天赋的特定才能的人,一为具有后天学得的特定技能的人。

工资收入者就当时市场所允许的价格出卖他的劳动。在一个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里面,企业家所必须支付的一切生产要素的价格的总和,一定等于(对于时间偏好加以适当考虑以后)产品的价格。在一个变动的经济里面,市场结构的变动会引起这两者间的差额。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则有利润,前者大于后者则有亏损。利润或饀损不影响工资收入者,盈亏都只落在雇主的身上。至于未来的不确定影响到雇工的,只限于下列几项:

1、因为训练而蒙受的时间牺牲、金钱牺牲,以及辛苦和麻烦。

2、为转到某一特定的工作地点而花的费用。

3、在劳动契约订明了一个确定时期的场合,在这个时期里面,这种持定劳动的价格发生变化,以及雇主的资力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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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九、劳动市场

工资是付给生产要素——人力——的价格。正如同所有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一样,工资的高度最后决定于劳动买资的时候对于该劳动所将生产的产品所预期的价格。至于劳动者,是把他的劳动资给一个雇主,由这位雇主把他的劳动和别人的劳动,以及和一些物质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或者是他自己独立从事生产而把这些结合的行为自己承担起来,这是与本问题无关的事情。同质劳动的最后价格在整个市场体系中无论如何是一致的。工资率总是等于劳动的全部产品的价格。「工人有权取得劳动的全部产品」这个流行的口号,是主张消费财应该全部分配给工人们,一点也不该留给企业家和物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这是个荒谬的主张。不管从那个观点来看,凡是人为的东西决不能看作完全是劳动的产品。它们都是劳动和一些物质生产要素经由有意地结合而制造出来的。

在变动的经济里面,市场的工资率有个自动调整的趋势,即调整到最后工资率的那种情况。这种调整是个费时间的过程。调整期的长短,决定于新工作训练所需要的时间和工人们迁居到新地址所需要的时间。而且还决定于若干主观因素,例如工人们对于劳动市场的现状和其前途的展望是否熟习。这种调整,就新工作的训练和住址的迁移所引起的费用来讲,是一种投机行为,因为这些费用的支出只是由于当事人相信劳动市场的未来情况会使这些支出得到补偿而有余。

关于所有这些事情,并没有什么东西是劳动、工资、和劳动市场所特有的。形成劳动市场之特征的,是工人不仅是劳动这个生产要素的提供者,而且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和他的行为是不能分离的。这个事实常被用来批评工资理论,这种批评是不适当的、荒谬的。但是,这些荒谬决不可以妨碍经济学对于这个基本事实予以适当的注意。

对于工人而言,在他所可做的各种劳动当中,他究竟做那种劳动、在什么地方以及在些什么特殊条件与环境下做这种劳动,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一些想法和一些情感,使一个工人宁可就某些工作,不愿就其他的一些工作;宁可往某些地区工作,不愿到其他的一些地区工作;宁可接受某些条件而工作,不愿接受其他的一些条件。一个天眞的观察者也许认、为,这些想法和感情是没意义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偏见。但是这样天眞的学究式的判断,毕竟是无用的。关于这些问题的经济处理,在下述的那个事实当中,没有什么特别値得注意的,这个事实是:工人不仅是从劳动负效用的观点来看他在劳动中所受的辛苦和烦恼,而且也考虑到那些工作的特殊条件和环境是否干扰他的生活享受以及干扰到什么程度。一个工人宁可留在他的本乡本土,不愿迁居到他所不喜欢的地方,因而放弃增加货币所得的机会。这个事实并不比下述的事实更値得注意:一个富有而没有职业的绅士,宁可在繁华的都市过昂贵的生活,而不愿迁居到小的村鎭过便宜的生活。工人与消费者是同一个人;经济理论把工人与消费者的功能统合起来而又把这个单元分裂为二,这只是推理过程所不得不然。人们所作的决定,有关于他们的工作能力之使用者,有关于他们赚得的钱之享受者,可是,他们不能把前者与后者分离。

世系、语言、敎育、宗敎、心境、家庭的牵绊,以及社会环境,都把工人束缚得不能仅凭工资的高度来选择工作地点和工作部门。

如果工人们对于不同的一些工作地点一律看待,在工资率相等的情形下,他们不会舍此就彼或舍彼就此。在此假定下,市场上某些特定种类的劳动当会有些通行的工资率,我们可以把这些工资率叫做标准工资率(S)。但是,如果工人们基于上述的考虑,对于不同地点的工作作不同的评値,则市场工资率(M)的高度会经常与标准工资率差异。在市场工资率与标准工资率之间,有一个尙不致引起工人们从市场工资率较低的地点转移到市场工资率较高的地点去的最高差额,我们可以把这个最高差额叫做附着成份(A)。某一特定地区的附着成份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我们还要进一步考虑到:个别地区因为运输成本(广义的)的关系,关于消费财的供应也有所不同。这些成本有的地区较低,有些地区较高。因此,同量的物质满足所需要的物质投入也就不同了。在某些地区,一个人为着得到同程度的欲望满足,必须花更多的钱,而这种程度的欲望满足(且不说那些决定附着成份的环境),他可以在别处较便宜地得到。另一方面,一个人在某些地区可以省掉某些费用而无损于他的欲望满足,但在其他地区,如果省掉这些费用就会减少他的满足。我们可以把一个工人在某些地区为得到这种意义的同等程度的欲望满足而必须支付的那笔费用,或者他可以省掉而不致减少他的欲望满足的那笔费用,叫做成本成份化(C)。某一地区的成本成份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如果我们假定没有任何法制上的障碍阻止资本财、工人,以及货物从甲地转到乙地,而工人们对于他们的住址和工作地,无论在何处都一律看待,那么,地球的人口分布,将会趋向于按照基本的自然的生产要素之物质生产力以及过去所形成的那些不可转变的生产要素之不动性来分布。如果我不管成本成份,则全球同类劳动的工资率将趋向于一致。

如果在某个地区,市场工资率加上(正的或负的)成本成份还低于标准工资率,我们就可把这个地区看作一个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如果在某个地区、市场工资率加上(或正或负)成本成份,高于标准工资率,我们就可把它看作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但是,这样说法是很不方便的。它不能帮助我们检讨工资率的形成和工人们的行为之一些真实情况。选择另一种说法就比较方便。如果一个地区的市场工资率低于标准工资率加上(正或负的)附着成份和(正或负的)成本成份,也即M<(S+A+C),我们就可把它看作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因此,在一个M>(S+A+C)的地区,则这个地区就应看作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如果没有法制上的障碍,则工人们会从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迁移到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这种迁移一直要继续到每个地区的M=S+A+C为止。

上面这个结论,加以必要的修改以后,同样适用于自力劳作或提供个人服务的那些人们的迁徙。

附着成份和成本成份这些概念,同样地适用于从某一行业转移到另一行业。

这里所描述的一些迁徙,只在没有法制上的障碍防止资本、劳工、和货物流通的情形下才发生的,这几乎是不必说的。我们这个时代是在瓦解国际的分工而力求每个主权国的经济自足。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上面所描述的那些趋势只有在每个国界以内出现。

畜牲与奴隶的工作

对于人而言,畜牲是一种物质的生产要素。也许有一天,人类的道德情操有个改变,因而人给畜牲待遇变得更友善点。可是,只要人们不放任畜牲自由过它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总是把畜牲当作他们自己行为的目标来处理的。社会合作关系只会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因为只有人才能洞察分工与和平合作的意义和利益。

人把畜牲当作一件物质的东西而纳入他的行为计划。在驯养、训练畜牲的时候,人也常常对这动物的心理特征表现欣赏;这好像是和它的心灵发生共鸣。但是,即令在这个时候,人与畜牲之间的鸿沟仍然是不可搭桥的。一个畜牲除掉可以得到食欲、性欲的满足,以及免于环境伤害的适当保护以外,再也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畜牲毕竟是兽类而非人类,正因为它们像工资铁则所想象的工人那样。如果人类只致力于飮食和交配,此外无所事事,人类文明就决不会产生。畜牲之旣不能结合成一个社会,也不能参加人类社会,就是因为它们只求食欲、性欲的满足而不知其他。

有些人也曾以看待畜牲的态度来看待他们的同类,而把同类当作畜牲来对付。他们用过鞭子强迫船奴们像起锚的马那样地工作。但是,经验曾经指出:这丝放纵的野蛮办法,其结果是很坏的。即令最笨拙的人,当他自由工作的时候,其成就总比在鞭子威胁下的工作要好得多。

原始人把妇、孺和奴隶当作他的财产,正如同把畜牲和无生物当作财产,其间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一旦他开始想从奴隶的身上得到一点不同于牛马所能提供的劳务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放松奴隶们的锁链了。他必须以自利的刺激来代替单纯的威胁;他必须以人际的情感来维繋奴隶和自己的关系。如果不再专靠锁链和鞭子来防止奴隶逃亡和强迫奴隶工作,则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就变成一种社会关系。这个奴隶也许悲叹他的不幸而力求解脱,尤其是较快乐的自由日子如果记忆犹新的话,更是如此。但是,尽管如此,他还可忍受那些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态而自作排遣。于是奴隶变得靠勤勉、靠完成那些派给他的工作来满足他的主人;而主人也变得靠合理待遇来激发奴隶的热心与忠忱。于是,在主人与役工之间,发展出一些可称之为友谊的亲密关系。

奴隶制度的颂扬者,当他们说「许多奴隶安于他们的地位而并不想变更它」的时候,或许不是完全错的。事实上,可能有些人、有些人羣,甚至有些民族或种族,是乐于在奴役之下享受安全保障的;他们不感觉到什么羞辱,而乐于提供适度的劳动,以分享寄人篱下的舒适生活,在他们的心目中,偶尔忍受一下主人的坏脾气,不过是一点小小的痛苦,或根本不算是什么痛苦。

当然,在大规模的农场、矿区、工场,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军舰中辛苦工作的奴工们所处的环境,与家庭仆人、旅馆侍女、厨司、和保母们的轻快生活大不相同,而且也不同于小农场的那些不自由的劳工们,挤牛奶的女工、牧人们的生活环境。为奴隶制度辩护的人,谁也不敢赞美罗马农奴或者美国棉田蔗园黑奴的命运。[18]

奴隶和农奴制度的废除,旣不能归功于神学家与道德家的敎义,也不能归因于奴隶主的衰弱或仁慈。在宗敎和伦理的敎师中,赞成奴隶的人数和反对的人数同样地多[19]。奴工的消灭,是因为在自由劳动的竞争下站不住;在市场经济里面,再也不会有奴工了。

购买一个奴隶所支付的价格,决定于从利用他(包括他本人和他的子孙)所可能得到的净收益,这和购买一条牛所支付的价格决定于利用这条件所可能得到的净收益是一样的。奴隶的所有者并没有把什么特别收益据为己有,对于他,并没有在下述的事实中有所谓的「剥削」:奴隶的工作没有报训,而他对于奴隶的劳务所支付的市场价格,可能大于蓄奴所花的衣食住等的费用。购买奴隶的人,必须以他后来所收到的价格来抵偿他已整付的价格,这里,也要考虑到时间偏好这个因素。不管奴隶的所有者是在他自己的家庭中或企业中使用奴隶,或者是把奴隶的劳务租给别人,他都没有因奴隶制度的存在而享受到任何特殊利益。特殊利益完全归于奴隶的贩卖者,即虏掠自由人而去贩卖的人。但是,贩卖奴隶这一行业的利得,当然是取决于购买奴隶的人出价的高低。如果这个价格跌到低于奴隶贩卖业的成本,则这个行业也就不値得做而归于消灭了。

在市场经济里面,利用奴工的企业决不可能与雇用自由劳工的企业竞争。奴工,只能在没有遇到自由竞争劳工的处所才会被利用。

如果你把人当作畜牲来对付,你从他身上所能榨出的东西,就不会比畜牲所能提供的更多。但是,这时有一个事实更显得重要,那就是就生理上讲,人比牛和马软弱,而且,对于一个奴隶的养育和保护所必要的费用,比例于所可收获的结果而言,比养育和保护一匹牛或马的费用,要昂贵得多。如果你想从一个非自由的劳工得到自由人所做的成就,你就必须对他给以特属于人的鼓励。假若这个雇主所想得到的产品,其质与量均胜过在鞭子威胁下所逼出来的产品的质和量,皿必须让辛苦工作的人也分享他的努力成果。不要对懒惰、疏忽加以惩罚,而要对勤勉、熟练、热忱加以奖赏。但是,不管他在这方面怎样做,他决不会从一个受束缚的工人(也即,不能享受他所作的贡献的全部市场价格的人)得到一份等于自由人(也即在自由的劳动市场上被家用的人)所做的成就。奴隶和农奴所产生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其质和量所不能超越的最高限,远比自由劳工的标准要低得多。在产物的质量特别精致的行业中,那些雇用廉价而非自由的劳工的厂商,决不能和那些雇用自由劳工的厂商竞争。正是这个事实,使得一切的强迫工作归于消灭。

有些社会制度曾经把整个生产界或某些生产部门完全为非自由的劳工而保留,不让雇用自由劳工的企业来竞争。于是奴隶和农奴就成为一个森严的阶级制度的基本特征;旣不能因某些个人的行为来废除,也不能加以改变。至于情形不是这样的地方,奴隶主本身的所作所为终于一步一步地废除了这全部奴工制度。使得古代罗马那些冷漠无情的奴隶主放松奴隶们的束缚的,不是人道主义的情操和仁慈心,而是想从他们的财产上面得到最大收益的这个动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集中管理的领地制,而把奴隶变成实际上的佃农,让他们基于自己的利益来耕种他们的佃田,对于地主只就产品的一部份缴纳地租。在加工业和商业方面,奴隶变成了企业家,而他们得自主人所给的资金变成他们的合法准财产。奴隶之大量释放,是因为自由人对于以前的主人所提供的劳务比一个奴隶所可提供的更可贵。奴隶解放,不是奴隶主这方面的恩赐。那是一次信用运作,好像是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自由。自由人有义务在许多年当中,乃至终身对那以前的主人报答定额的金钱和劳务。这个自由人以前的主人,在自由人死亡的时候,对于后者的土地还有特别世袭权[20]。

随着那些使用非自由劳工的庄园之消灭,奴役就再也不是一种生产制度而变成资族阶级制的一种政治特权。一些君主们有权要他们的属下贡献定量的实物或金钱以及定量的劳务;而且,他们的奴隶的子孙也有义务为他们服定期的劳役,或当家事的奴仆,或当军事的侍从。但是,那些非特权阶级的农人和工人,则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打算而经营他们的农田和工场。仅仅是在他们的生产过程完成的时候,君主才来要索他们的生产成果之一部份。

后来,在十六世纪以后,人们也开始在农业方面使用非自由的工人,有时甚至在工业的大规模生产中也如此。在美洲的一些殖民,使用黑奴成为农场的标准生产方法。在东欧——德国的西北部,Bohemia及其属地Moravia和Silesia、波兰、波罗的海的诸国、俄国、匈牙利及其属地——大规模的农业经营靠的是奴隶的劳动。美洲和东欧的这两个非自由的劳工制,是受政治制度保障而免于那些雇用自由工人的企业的竞争。在那些殖民地里面,有许多因素妨阻了自由劳动的充份供给和独立农民这个阶级的成长:例如人口迁入的费用高,保护个人使免于政府官吏和地主贵族的任意虐待的法制之缺乏。在东欧,阶级制度使外面人无法进到农业生产部门。大规模农业为上流社会的份子所占据。小规模的,为非自由的农奴保留。可是,「使用非自由的劳工的企业不能够与雇用自由劳工的企业竞争」这个事实,谁也没有封它发生争论。在这一点上面,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论农业管理的作家们的意见之一致,不下于古代罗马论农业问题的作家们。但是,奴隶和农奴制不会受市场自由活动的影响而废除,因为,这个时候的政治制度已经破坏了市场作用。奴隶和农奴制的废除是靠自由放任的意理所支配的政治行动。

今天,人类又面对着「以强迫劳动代替自由,人把他的工作能力当作『商品』在巿场上出卖的那种劳动」的搞法。当然,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们所应做的工作与奴隶或农奴所应做的工作,其间有本质的不同。他们说:奴隶和农奴的血汗是为一个剥削的地主的利益而流的。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产物是归之于社会,而辛苦工作者是社会的一份子;这里,工作者是为自己而工作。这个理论所忽视的是:把各个同志与那据有一切工作成果的全体同志的集体,视为相同。这只是不符事实的虚构。政府官吏所追求的目的与各个同志的愿望或希求是否相同,这还是一次要问题。重要的是,个人对这集体财富所作的贡献,不是以市场决定的工资形式来报酬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任何经济计算方法;它不能分别决定在产品总量中各种补助的生产要素所应有的配额。因为它不能确定社会得自各个人所贡献的量,所以它不能按照各人的成就来给报酬。

为着区分自由劳动与强迫劳动,不必涉及关于自由与强迫的本质那些玄学上的微妙问题。我们可以叫做自由劳动的,是指一个人或者为着他自己的欲望直接满足而提供的劳动,或者先把它出卖于市场,再把卖得的钱用来满足自己欲望的劳动。强迫劳动是指,在其他的一些诱因的压迫下,所提供的劳动。如果有人不满意这样的说法,因为像自由和强迫这些字眼的使用,会惹起一些足以伤害问题之冷静处理的联想,那么,就无妨选用其他名词。我们可用F来代替自由劳动,用C来代替强迫劳动。最基本的问题并不受名词选择的影响。要紧的事情只是:如果一个人自己的欲望满足,旣不直接、也不间接系于他的工作量和工作质,那么,什么诱因可以激发他甘心忍受劳动的负效用呢?

为着辩解起见,让我假定:有许多任务人,甚至大多数工人,忠诚地以最大努力来完成上司派给他们的工作。(我们且不提社会主义国家在分派工作的时候所将遭遇的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在指派的工作上偷懒和不经心的人怎样处分?除掉惩罚别无他法。他们的一些上司必须具有提出主观的理由,作为判罪、定刑的权威。这是以统治的束缚代替契约的束缚。工人动不动就受上司们任意权力的支配,他是以人身隶属于他主子的任意权力。

在市场经济里面,工人之出卖他们的劳务,正如同别人之出卖他们的货物一样。雇用者不是被雇者的主人。他只是劳务的购买者,而且,他必须按市场价格来购买那些劳务。当然,劳动的雇用者像其他的购买者一样,也会任意作为的。但是,如果他在雇用或解雇工人的时候,任意作为,他就要承受其后果。一个雇主或雇员担任了一个企业部门的经理,就可自由决定雇用工人,也可自由开除他们或削减他们的工资。但是,如果他过于任意行动,他就是损害他的企业或其部门的利益,因而损害他自己的所得以及在这个经济制度中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巿场经济里面的任意作为,将招致对自己的惩罚。市场经济唯一真实而有效的工资收入者的保障,那些决定价格形成的因素的相互作用。市场使工人得以免于雇主和其助手的胡作妄为。工人们和他们的雇主们一样,只受制于消费者的最高权力。靠购买或不购买而决定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的雇用时,消费者就给每种劳动确定了它的市场价格。

使得工人成为自由人的是这个事实:雇主在市场价格结构的压力下,把劳动看作一种商品、一种谋利的工具。在雇主谋利的心目中,雇工只是一个帮助他赚钱的一个人。雇主对雇工所提供的劳务支付工资,雇工为赚得工资而提供劳务。在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里面,没有什么恩惠或刻薄的问题。被雇用的人不感激雇用者的恩宠;他只对他提供定量的某种性质的劳动。

这就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里面,雇主用不着对雇工有惩罚权的道理。至于非市场经济的生产,管理人员必须握有封工人的惩罚权,以促使迟钝懒惰的工人加紧工作。因为监禁的慜罚会使工人不能工作,或至少是大大减低他的工作量,所以体罚曾经是促使奴隶和农奴工作的典型手段。随着非自由劳动的废除,我们不用鞭子作驱策的工具也行。鞭打曾经是奴工的象征。市场社会的份子,把体罚看作不人道的、羞辱的,以致在学校里面、刑法里面,和军队的训练里面,也都废除了。

如果有人相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付疏懒的工人不用强迫手段也行,因为每个人将会自愿地尽他的义务,这人就是陷于无政府主义者同样的幻想。


[18] Margaret Mitchell在她的那部名著《飘》(Gone With the Wind)里颂扬南方的奴隶制度,可是,她足够小心地不涉及农场奴隶的生活细节,而只描述家庭奴仆的生活情形。在她的故事中,家庭奴仆显得像是奴隶羣中的「贵族」。

[19] 关于赞美奴隶制度的文献,可参考Charles和Mary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1944), I, 703-710; 以及c.e. Merriam, A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es (New York, 1924), pp. 227-251.

[20] 参考Ciccotti, Lew Declin de l'esclavage antique (Paris, 1910), pp. 292 ff.; Salvioli, Le Capitalisme dans de monde antique (Paris, 1906), pp. 141 ff.; Cairnes, the Slave Power (London, 1862), p.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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