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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s Institute

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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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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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的民族主义理论

tuyuxiao Jiav · 11 个月前 · 344 次点击 · 11.89645541

原文发表于2018-10-15

赫苏斯·德索托 文
屠禹潇 译
朱海就

引言

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问题以及民族国家(nation。下文将nation翻译为“民族国家”,将state 翻译为“政权国家”——译注)的存在总会让现在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思想家感到非常不适。一方面,他们承认民族主义曾经扮演了恰当的角色。例如,它营造了让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得以陷落的氛围,并在一些历史事件中对抗干预主义和中央集权制度。另外,当欧洲在统一化进程中越来越表现出干预主义和中央集权倾向时,一些重要的欧洲古典自由主义(liberal)领导人,如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认为民族国家是对抗这些倾向的不可替代的组成要素。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者的简政放权能够引起一个自发的竞争过程。它能减少国家机器(state)的管制和干预措施。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民族主义在很多情况下又为人类的自由带来了许多障碍。我们不必回忆上个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意大利因其国家社会主义而造成的灾难,单就回想一下前南斯拉夫成员国的战争或者继任的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对各种自由的践踏便可见一斑。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民族主义的双面性,让自由意志主义者在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分离主义以及不同民族国家关系等概念上保持统一。

民族国家(nation)的概念与特征

如果我们把社会合作过程称为“公民社会”,那么民族国家也许能被视为这一合作过程的一部分。它是人类在互动过程中自发产生并被使用的一套规则。它由一系列强有力的,具有导向性的文化、语言、历史、宗教行为习惯以及相对次要的种族特征等要素构成。在组成民族国家本质的这些习惯性行为中,一群个体自发使用的语言成为辨别不同民族国家的最重要的标志。

我们如此描述民族国家概念的本质,同奥地利学派(以下简称奥派)在阐述社会制度的形成、性质和演化方面所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奥地利学派认为社会制度(如文化、道德、法律、经济、语言等)的演化与自发的形成是人类去中心化的互动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由一些个体主导,他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拥有过人的企业家警觉和敏锐性,从而发现能够实现自己目的的最为恰当的行动方式。这些行动方式在社会进程中通过人际的学习和模仿不断得到试验,并在全社会扩展开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制度总在不断地演化,并就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家来说,构成这个民族国家的所有语言和文化符号都在持续地变化。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制度存在着重叠和竞争,制度连续不断地产生、完善和发展,也可能因为吸收了其他国家的制度而停滞甚至彻底消失。语言变得越来越丰富和高级,词量增多,语义扩展。简而言之,民族国家就是社会演化的体现,一个民族国家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历史或文化特征,这些特征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市场”中持续地演化并相互竞争。没有人能够事前了解每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是什么,甚至不知道哪个民族国家会在未来独占鳌头或维持下去。

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在司法制度、经济制度以及作为公民社会一部分的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如果简而言之,社会就是一个复杂的人类互动过程,人类在使用各自熟悉的语言的基础上建立起各种交换关系,这些语言也正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基本构成。另外,人类在互动过程中会有一定的标准、规则和行为习惯,它们不仅是法律的原始素材,同时也是一整套规范化的行为,如选择什么类型的道德、教育手段,待人接物的方式,穿着习惯以及信仰等。分析到最后,它们都构成并包括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中。社会群体会采用最适于实现自身目的的规范化行为,这些规范化行为便在自发的筛选过程中盛行开来。这个过程始终处于变动和演化之中。人类缺乏足够的信息,无法刻意地设计这些复杂的社会过程。因为他们必须吸纳大量的信息和实践知识,而这些信息和知识是社会中的个体在行动中不断习得和发现的。因此,动用暴力手段强制推行某一民族国家特定的规范化行为注定失败。同样地,从理论上来说,通过暴力协调社会成员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奥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发现社会主义不可行性的理论完全适用于分析在民族国家层面利用暴力人为为社会过程制定某个既定目标的情形。而这正是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很难理解的。

上文的解释以及对民族国家动态变化的特征的描述让我们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准则,即一个拥有固定边界的政治意义上的“政权国家”(state)必然对应于每一个“民族国家”(nation)。实际上,如果我们能明白,民族国家是公民社会在持续的演化和试验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总会有很大一部分个体在这个试验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其他民族国家行为的影响。他们甚至没有察觉到自己受到了影响,并最终将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吸收进来,或者创造出新的文化。我们知道,民族国家总是在相互竞争、演变和交互。如果把民族国家视为一个动态的历史实体,那么民族国家不可能同一个严格固定的、僵化的地理概念捆绑在一起。如果非得暴力地将变化的民族国家固定在一个预先设定的地理界限内,只能导致无法和解的冲突和战争。人类和社会蒙受巨大损失,最终威胁到民族国家自身的存亡。相反,如果把民族国家理解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不同民族国家在自由的环境下,必须通过交流性的竞争过程才能存在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根本性的原则,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讨论。

自由意志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则

两个不同的国家之间要想建立一个健康、和平和自发的关系,必须具备四个根本原则:国家的自决原则、国家间自由贸易原则、自由迁徙原则以及一套非政权国家干预的国际货币体系,如传统的金本位制。我们将在下文逐一分析这四个原则。

民族自决原则意味着每个社会群体(不论是否同属一个民族国家)必须始终都能自由地决定他所偏好的政权国家。换句话说,公民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能自由决定从属于哪一个政治集团。因此,在所有成员自由表达意愿的基础上,一个民族国家很可能分属于几个不同的政权国家。例如,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和活力的民族国家,但他们分散在不同的政权国家中。毫无疑问,美国和英国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德语民族同样也是一例。超过1亿的德语民族个体分散在三个重要的欧洲政权国家:联邦德国、奥地利以及瑞士的一部分地区。当然,不同民族国家的成员也能组成一个单一的政权国家。瑞士有许多行政区(canton),由德语民族、法语民族以及意大利语民族成员组成。同样地,就西班牙来说,至少存在三个民族群体:卡斯提尔人、加泰隆尼亚人和巴斯克人。

对于民族自决原则而言,我们可以观察到两个方面。首先,个体不需要明确地选择某个特定的政权国家(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权国家的分离可能是由全民公投确定的,正如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离)。在很多情况下,个体会通过习俗,也就是在某个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导下选择政权国家。一个民族国家的大部分成员曾在历史上默默地接受了某个政权国家,但他们仍然可以在这个特定的政权国家内与其他语言族群生活在一起。其次,民族自决原则并不完全等同于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也就是说,的确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可能性,居住在特定地理区域的个体在选择特定的政权国家时,需要遵照他所属的民族国家大部分成员的选择。但民族自决原则与之相比更具有一般性,在任何情况下,不论公民社会的个体从属于哪个民族国家,都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政权国家。这意味着,不同民族国家的成员自由地分散在不同的政权国家的现状完全符合我们的民族自决原则。此外,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由一个民族国家构成的政权国家,其少数群体是否选择脱离这个政权国家,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无法容忍一个少数群体脱离原来的政权国家后,转而系统性地使用他们当初经受的暴力手段让新产生的社会群体中的少数人屈服。

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必须遵守的第二个原则是自由贸易原则。实际上,如果一个民族国家选择划定地理边界,将自己同外界隔离开来,对自由贸易设置障碍,动用干预主义的管制和保护主义措施,那么他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组织经济和社会活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自给自足是不可行的。国际劳动分工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高水平的阶段,没有任何一个地理区域包含现代经济繁荣所必需的所有稀缺资源。这意味着,一个实施保护主义的民族国家最终不得不用暴力拓展自己的边界,以便获得经济、物质和人力资源。这说明,民族国家的保护主义不可避免的通往冲突和战争,其目的正是为了扩展自身的边界,占领更多的市场和生产资源。因此,国家社会主义和保护主义会让所有民族国家之间出现对抗性的战争,最终摧毁和消灭民族国家自身的存在。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那些大型的战争总是源于保护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如果有一个各民族国家共同参与的一般性市场,私有产权得到尊重,经济贸易自由化,当今那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如中东的动乱)自然就会消失。

与自由贸易原则相关的是这样一条经济法则: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权国家越小,它越不容易实施会产生冲突和战争的中央保护主义和社会主义管制措施,它不得不接受自由贸易的原则。因为政权国家越小,政权国家内的居民越容易发现,如果没有自由贸易,根本不可能利用国外的市场和资源。相反地,从疆域和人口角度来说,一个政权国家越庞大,它越容易自给自足地组织自身的经济活动,居于其内的人很难发现他们因自由贸易的缺失而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尽管这条重要的经济法则只是一个支持去中心化的初步证据,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而言,是否应该尽可能以最小单位建立政治组织,是否应该始终支持分离主义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尽管在那些情况下,对个体自由来说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如果个体不能依照自愿协商和相关法律自由迁徙,那么贸易必然不是充分自由的。如果自由迁徙不存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总会存在非常巨大的收入差距,这种收入差距源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性垄断(人为设立的边境和管制手段阻止人们的自由迁徙)。最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会发生动乱和暴力。但是,自由迁徙必须遵从一定的规则和原则,从而保证不同个体、社会群体以及民族国家能自由地交流和互动,而不是将自由迁徙用于实现某些强制性的或干预性的目的。因此,人的迁徙不应该受到“福利政权国家”(welfare state)的补贴。个体之所以选择迁徙,必须出于自身成本和风险的考虑。若非如此,通过强制手段将某个社会群体的收入转移给另一个群体,就会像磁铁那样人为地吸引移民。它不仅阻碍人口的再分配过程,并会产生极大的社会冲突。移民给“福利政权国家”带来的危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事实上,在当代社会,“福利政权国家”是给移民制造障碍的最主要的原因。要解决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合作,唯一的方式就是取消“福利政权国家”,建立起完全自由的迁徙制度。

另一方面,自由移民绝不意味着新迁徙进来的个体立刻拥有政治投票权利。那可能导致移民潮中的一部分族群操控政治。想要移居国外的个体必须弄清楚自己为什么选择进入一个新的文化环境,如何在新环境中改进自身的生活条件。但不应该给予这些移民利用政治强制手段的权利(例如民主投票权利),以防他们干预或改变他们即将进入的那个民族国家市场的自发过程。只有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之后,他们才会被认为完全接受了新环境的文化原则,到那时才应考虑给予他们相应的政治投票权。

此外,移民必须表明他们愿意遵从新的社会群体,如此才能使他们贡献自己的劳动、技术和企业家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将拥有独立的生存手段,不会成为社会救济的负担并自力更生。

最后,也是自由移民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那就是移民必须谨慎地遵守新迁之地社会群体的实体法律(特别是当地的刑法),尊重新社会实行的私有产权制度。这样才能避免大规模的侵占行为(例如巴西的favela贫民窟就是建立在原本并不属于移民的土地上)。移民带来的最显而易见的问题通常产生于人们并没有在事前对相关的产权进行明晰和(或)保护。这意味着,新来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对原住民产生外部性,最终导致排外行为的爆发以及代价高昂的暴力活动。当资源被私有化以后,这些冲突将会降到最低甚至可以完全避免。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自由意志民族主义的原则就是避免任何形式的货币国家主义(nationalism)。民族主义者和政客只能采用国际间(自发形成的)货币体系(如传统的金本位制)。这能避免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并对保护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进行限制,防止他们制造出随意更改交换比率的混乱环境。如果不是德拉吉(Draghi)和他的助手们采用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将欧元摧毁,欧元完全可以充当标准国际货币,规范欧元区不同的民族—政权国家,迫使他们采取必要的自由化和节制消费的改革。

自由意志民族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假设上述的四个原则都实现了,民族国家或民族性不仅不会对社会交流过程产生破坏,甚至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角度来看都是积极的。因为它能丰富、强化并加深和平、自发的社会合作过程。如果我们想象上述四个原则都被运用,尤其是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徙原则得到遵守的环境,如欧盟。很明显,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没有政权或民族国家愿意单独采用干预主义手段或设立强权制度。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欧洲的民族主义如何充当抵御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势力的安全阀。这些民族主义思想蔓延在欧洲重要的官僚部门,具有代表性的如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以及其他欧元狂热者。我们必须记得,当欧洲的一些政权国家或地区试图建立更严格的管制,征收更高昂的税负时,这些地区的投资和居民立即逃离到干预更少的其他政权国家或民族国家。所谓的疑欧派自由主义者(Eurosceptic liberal)(至少是从撒切尔夫人开始的)曾经捍卫了自由意志民族主义模式,对抗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的一些中央集权措施。这并非一时兴起,也不是一种反常现象。因为民族国家在自由贸易环境下的相互竞争会使最自由的措施和管理方式得到扩展,并让其他地区也逐渐运用它们。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完全理解,那些阻碍欧洲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共同体的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为何会在布鲁塞尔高度集中。事实上,除非所有的欧盟国家都实施干预主义政策,否则单个国家(对劳动、社会或税收等)的干预行为并不能成功。因此,社会主义者(不论他们是否是民族主义者)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将政治决策中心设立在远离其他政权或民族国家的欧洲中心,给予布鲁塞尔的政治机构更多的力量和优先权。这对其他各个政权或民族国家构成了威胁,它们的影响力本身就已经降到了很低的程度。这正是英国脱欧的深层原因。它在中长期内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增加欧盟内外的国家、地区制度和经济之间的竞争。

另一个例子便是西班牙。西班牙的各个地区以及民族之间显然存在着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徙。这在不同的地区产生了简政放权的效应。但这种效应因不同党派(包括加泰罗尼亚的党派)的社会主义者的偏见而没有得到持续性的扩展,导致较严重的干预和中央集权。因此,几个自治区,如巴斯克地区和纳瓦拉,在马德里的带领下削减遗产税(削减约30%)。西班牙其他地区(尤其是加泰罗尼亚)的居民仍然承受着高额的遗产税。至今为止,大约4000家企业(其中包括许多大型企业)因不堪忍受加泰罗尼亚的社会主义者和民族分裂政府的威胁而逃往马德里和其他更自由的自治区。

特别要提及的是纳瓦拉和巴斯克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它们拥有单一的、完全自治的地方行政管理部门。独立征收地区的税负,为地区提供所有的公共服务。这种“完全去中心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将会也应该被扩展到西班牙的其他地区。

政权国家在自由意志民族主义中的作用

四个原则(民族自决原则、自由贸易原则、自由迁徙原则以及如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竞争模式应该在政权国家内部的各个层面向上和向下拓展。向上拓展的例子如我们前文提到的,由各个政权和民族国家组成的欧盟内部的自由竞争。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地带来自由的增加,对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管制措施进行限制。但是这个模式同样也需要向下扩展。这涉及到构成欧洲不同政权国家的各个地区和民族国家。例如,我们认为,西班牙的自治区演化过程最理想的状态是西班牙的每一个地区或民族国家实现彻底的去中心化管理(正如纳瓦拉所实行的那种去中心化模式)。

那么在我们所推崇的这种民族国家自由竞争体系中,政权国家(state)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政权国家真的需要发挥作用,那也必然是在法律上维护上述四个原则,促进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自愿、和平合作。就西班牙而言,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就在于它是否能在一个单一的区域或者不同区域之间确保自由意志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则,包括自由的从事贸易和企业活动的原则以及自由迁徙原则得到贯彻。同样地,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欧盟存在的合法性就在于它是否遵从欧盟建立之初的精神,包括当时签订的《罗马条约》。另外,任何政权组织(state organization )都不能对那些本可以由其他相对较小的政权组织胜任的事务进行干预。这意味着,政权组织的范围越大,它越应该放弃一些细枝末节的政治内容,将自身的能力用于有关司法裁决性质的事务上(如人权法庭的工作基本上是保护产权,维护自由贸易原则)。除了司法裁决,另一个充当保护措施的手段是由较小的政权组织建立起最大(绝不能是最小的)管制和税收清单。简而言之,关键在于我们要防止去中心化的地区之间虽然名义上存在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徙,但当地的居民仍然受到压迫的情形。因此,除了通过民族国家之间的自发竞争自然而然地减少干预措施,我们也需要政权国家或者更高层级的政权组织人为设定一些最高限度的管制措施和税收政策。此时,民族国家的竞争可以降低税收和管制;同时,去中心化的地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逾越事前设定的最高税收和管制标准。因此,欧盟通过干预手段强制推行规则,从而建立欧洲法律共同化的过程必须被抛弃,代之以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放权竞争。在这个过程中,欧盟只能扮演一个司法性质的角色(保护生命和财产权利,守护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徙原则),并设定对各个成员国最高限度的经济、社会和财政管制、干预措施。

自由意志民族主义VS社会主义民族主义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很容易明白,当今的民族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恶都是源于没有很好地运用自由意志民族主义的四个原则。换句话说,当民族主义不再同自由意志主义相结合,而是与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狼狈为奸时,民族主义就不是社会和平协作的积极力量,而是成为社会冲突和灾难的隐患。也就是说,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干预主义以及系统性地使用强制手段,而非在于民族主义本身。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很多情况下,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都会滥用或诉诸民族国家的概念证明自己的强制手段的合法性。一旦我们分析任何特定的民族冲突,我们就能明白冲突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而不在于民族主义。例如,政府兴办教育会产生冲突,那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变成了公共服务,它由税收支撑,选择传授哪种语言也成为一项政治决定,因而大部分的民众都遭受了系统性的强制。在教育自由化的情况下(教育补助券以及其他体制能保证民众自由地选择),民族政府在语言教育方面制造的冲突将会消失。正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总结道:“我们不可能像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样,通过强大的政权国家(state)和中央权力取得永久性的和平,政权国家越是干预个人的生活,政治就对个体的影响越大,在人口混合区,人们的冲突也会越多。如自由主义所想的,将国家权力限制在最小的程度,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那些朝夕相处的不同民族个体之间的矛盾。真正的民族自治体现在个体拥有反对政权国家和社会的自由。对个人生活和经济的‘国家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族之间的对抗。”

国家社会主义者能否转变为自由意志民族主义者

我们至此已经分析了自由意志民族主义。并且,当有人或多或少借助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曲解和表达民族主义时,我们就可以用自由意志民族主义的思想进行辩论。

我们可以告诉一个非常热爱自己民族的民族主义者,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只有两种模式:一是在我们已经分析的自由贸易、自由迁徙、民族自决和传统金本位上的民族合作模式,二是建立在保护主义、政府干预、货币国家化以及系统性强制之上的民族合作模式。民族主义者很容易明白,建立在强制性的保护主义(对经济、语言和文化)和干预主义基础上的模式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失败。自给自足政策会引起战争和破坏,最终极大地削弱和摧毁他们本试图保护的民族。因此,建立在保护主义之上的民族关系是不可维系的。民族主义者应该认识到,唯一可行的方式是各个民族国家应该在自由意志主义原则(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徙等)的基础上平等地竞争。

假设民族主义者接受了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徙原则,下一步的任务就是从理论上向他们解释,如果他们在自己的民族内部实行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当于一个社会主义者),除非他们能在更广阔的地理区域,在所有与他们竞争的民族国家都实行管制措施,否则他们的管制注定会失败。换句话说,仅仅在一个政权或民族国家(如欧盟内的一个国家)内部实行管制和干预措施,却不能通过布鲁塞尔的政令将同样的强制措施施加给欧盟其他的成员国是非常荒唐的。因此,幻想着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如果他们坚持不懈地追求干预目标,最终只能将政治和经济决策中心从他们试图捍卫的民族国家迁移到政权国家的政治中心或迁移到他们的民族参与的政治组织的中心去(前者如西班牙的马德里,后者如布鲁塞尔)。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有着社会主义倾向的雅克·德洛尔、让-克洛德·容克以及其他欧元狂热者不断地强化布鲁塞尔的权力也是符合逻辑的。但让人疑惑不解的是,许多民族主义领导人在他们自己实施干预政策时,又会保护自己的民族国家不受政治权力的扩张的侵害。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理解,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在历史上不断地为自己争取特权(保护主义等),毫不迟疑地前往马德里签订“协议”,制定出捆绑了所有其他地区的国家法令,最终却增加了马德里的政治权利,侵害了他们宣称所要捍卫的民族。他们需要为马德里的中央集权负主要的责任。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人需要像这些短视的(追求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那样为马德里的中央集权负责。而这一历史的悖论似乎在欧盟重复上演。不同地区或民族国家的领导人天真地认为他们的做法能减少自己的政权或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却没有意识到增加成员国的特权就是在扩张中央集权者的权力,扩张布鲁塞尔的权力,最终的结果可能更糟糕。因此,这些天真的民族主义者试图保护布鲁塞尔的扩张对自己的政权或民族国家的危害;同时他们又是天真的欧洲狂热分子,带着社会主义的观念,最终导致布鲁塞尔权力的增加。他们并未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既持续地削弱了西班牙的民族观念和最重要的标志(如君主制度),也逐渐在地域层面上逐渐降低民族观念的重要性(地方性的决策相对于布鲁塞尔的决策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力)。

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同社会主义的融合是多么错误和愚蠢。它将破坏真正的自由意志主义精神。而自由意志主义精神才应是不同民族国家建立和平、和谐、良好的民族关系的基础。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对民族主义者的干预主义倾向进行理性的辩驳。那些在干预主义和强权意识形态中追求理想的民族主义者最终会明白,真正与他们试图保护的民族相冲突的是各个领域(经济、文化和语言等)的干预政策。但在此时此刻,他们偏爱的正是这些干预政策。

也许,对民族主义者追求干预主义的一个合理解释是他们自身的自卑、懦弱和缺乏自信心。这也正是为什么越是衰退的、缺乏自信的民族国家,越是喜欢动用暴力手段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从原则上来说,一个衰退民族的政权越强大,它在没落前越是暴力(正如巴斯克地区,或举另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如加泰罗尼亚民族在语言和其他领域实行的干预措施)。一个民族国家如果相信自己的未来,不惧怕同其他民族国家平等地竞争,那么这个民族国家将会盛行我们本文所讨论的自由意志主义合作精神。

结语:追求自由意志民族主义

本文分析的自由意志民族主义所得出的结论,能够帮助我们解释疑欧派的发起者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为什么相对于那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天真的狂热欧洲政客来说是正确的、前后一致的。我们赞同的是自由贸易、自由迁徙下的国家,因为这样的国家是对反对控制、强权和干预,保护生命的最有效的手段。同样地,我们要让每个国家中短视的民族主义者认识到,任何不是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下所追逐的民族理想(national ideal)都不可避免地会对他们原本想要捍卫的民族带来灾难。缺乏自信心,缺乏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语言价值的自信导致他们使用强制手段保护自己的文化和经济,最终将威胁到它们与其他民族国家的自由竞争过程。只有在自由环境下,一个民族国家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并且,民族主义者们越快认识到那些重要的根本性原则,他们就越早抛弃那些悲剧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正在侵害他们自己民族以及被迫与之共同生活的其他民族。自由意志民族主义不仅是能够与民族国家发展相互兼容的民族主义概念,同时也是所有社会群体未来能够和谐、和平、有效地合作的原则。


[注]
本文为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德索托教授(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2018年10月2日—4日在西班牙大加那利岛举办的朝圣山会议上的发言。这是一篇关于“国家”这一制度的重要文章,文章说明什么样的国家才会带来自由、和平与繁荣,以及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应该遵循的四条基本原则,对中美关系问题有非常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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