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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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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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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是符合伦理的——我们不能停止脚步

禅心云起 Jiav · 11 个月前 · 354 次点击 · 11.89645541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既符合伦理、也是审慎的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是符合伦理的
——我们不能停止脚步
*

❦文 / 约翰·哈里斯
John Harris
译:禅心云起

LeapsMag编者:本月的棘手难题:我们是否应该使用CRISPR。【注:CRISPR是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的缩写,意为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RISPR是细菌遗传密码及其免疫系统的一个定义性特征,是细菌用来保护自己免受病毒攻击的防御系统。伴随CRISPR的Cas基因一旦激活,就会产生特殊蛋白质(一种酶),能够充当切割DNA的“分子剪刀”。】这种新技术可以实现精确的DNA编辑,改变人类胚胎基因以根除疾病——甚至可以增强理想的性状?LeapsMag网站邀请三位重量级专家参与辩论(注:本文作者是其中一位)。

现在全球各地的研究人员,都已经开始用CRISPR 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宜开展伦理辩论:这类研究应该被摆在桌面上还是应该绝对排除?

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让基因编辑这项工作能够继续从事下去,如有可能的话,使其足够安全,以便利用于人类本身。这不仅为成年人的有效治疗法铺平了道路,更重要的是始终保持这样的可能性:利用基因编辑保护胚胎更不易于罹犯主要疾病,并防止其他使人衰弱的遗传条件通过它们传给后代。

对胚胎基因编辑的反对意见依赖于三个论证:

基因编辑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会影响到子孙后代,其观点是人类生殖细胞系(germline)神圣不可侵犯。

它对人类后代构成了一种未知的从而是不可接受的风险。

无法获得后代的同意意味着我们万万不可使用基因编辑。

我们应该清楚,不存在什么预防措施;正如迟到的正义不算正义,迟到的治疗也不算治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的权利宣言》中)荒谬地赞同将人类基因组作为人类共同遗产保护的概念。同样,“奥维耶多公约”第13条规定:

“寻求修改人类基因组的干预措施仅可用于预防、诊断或治疗目的,并且只有在其目的不是用来为后代引入任何基因组上的修饰。”

如果不以“为后代引入任何基因组上的修饰”为目的,那到底要怎样才能实施任何此类修饰呢?欧盟委员会没做任何解释。英国、德国都很明智,没有签字同意这类废话(美国也没有),其他许多国家都持强烈保留意见。

关于第1点,对生殖细胞系干预措施的许多反对意见强调:这种干预措施是令人反感的,因为它们会影响“好几代人”。然而,这种说法不仅适用于所有辅助生殖技术,也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生殖。

有性生殖从未获得过监管机构的许可

关于第2点,想想每年约有790万名儿童——占全世界总分娩数的6%——出生时具有遗传或部分遗传起源的严重天生缺陷。如果有性生殖是由科学家发明的,而非源于进化生物学机制,那么它永远不会被监管机构许可——效率太低且非常危险!

对后代造成损害的风险要多轻才是可允许的?如果以有性生殖为恰当基准,那么就需要证明其他改变生殖细胞系的技术有特别严重的可预见危险。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科林斯(Francis S.Collins)在其关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声明中提到了第3点,他说:

“反对参与这项活动的强有力论证仍然存在(…)其中包括严重且无法量化的安全问题,即未经下一代同意而以影响到他们的方式改变生殖细胞系所带来的伦理问题。”

“严重且无法量化的”安全问题出现在所有新技术当中,但同意之所以毫不相干,简单而充分的理由就是:能够同意或拒绝同意自己生殖细胞系中这些变化的相关人尚不存在。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尚未降生者做决定而不必考虑其意见,因为他们不能到场同意乃不可避免。所有想成为或可能成为父母的人,就那些可能影响未来子女的问题,都会自行做出无数决定。他们一向这样做,没有征得未来子女的同意。

“未经同意”非但不成为不替未来子女做决定的理由,还恰恰是我们必须做这样决定的理由——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这里的道德义务是做出正确的决定。

乔治·萧伯纳和艾莎道拉·邓肯可能是杜撰的例外。邓肯似乎对萧伯纳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不一起生个小孩呢?有我的外表和你的大脑,他肯定不会失败。”然后她接受了萧伯纳更理性的评估:“是的,但如果他有我的外表和你的大脑,那要怎么办呢?”

如果这里有显而易见的责任,尽可能合理考虑父母的其他优先事项,那么肯定就是尝试创造一个最棒的孩子,一个最健康、最聪明、最能抵御疾病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要条件允许,就会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教育、疫苗及良好饮食。全盘考虑,这就是为求最好的结果而行动的意义所在。我们有道德上的理由这样做;虽然它们不一定是压倒一切的理由。

治疗和增强之间,没有伦理上有意义的界线。当我在伦敦公寓里写下这些文字时,我沐浴在“合成阳光”下,这是最古老、最神奇的增强术之一。在它发明之前,我们的祖先不得不在黑暗中喘息或躲藏。随着合成阳光——火光、烛光、燃油灯光和电灯光的出现——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和娱乐。

史蒂芬·霍金最初预测,在地球不适宜我们居住以前,我们可能有大约76亿年的光阴可过;他最近修正了自己关于地球可供持续居住并与其物理存在相矛盾的立场【注:地球实际寿命顶多30亿年】:

“为了人类的未来,我们还是必须继续进入太空(…)如果不逃离我们这个脆弱的星球,我认为我们将无法存活到下一个千年。”

我们确信,未来将不再有人类,也不再有地球。我们要么被自己的愚蠢或自然的蛮力所抹去,要么通过一个比达尔文进化更理性和更快速的过程进一步发展——我在《增强进化》(Enhancing Evolution)一书中描述了这个过程。更确定的是,地球将不存在。我们的太阳终会熄灭。这个星球上的一切生命可能性,也将随之沉寂。正如我的新书《如何是好》(How to Be Good)中所说: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可能希望:我们的后代进化得更好,发展出生存所需的科学和技术,让我们(他们)能够找到另一颗星球去殖民,甚至可能再造一颗星球;同时,更好地处理生活在这颗星球上的问题。”

我们迟早必须逃离我们脆弱的星球和我们脆弱的“本相”(nature)。有一种方法,能同时增强我们完成这两件事的能力,那就是改善人类自身。我们可以用“足够安全”的方式这样做。一如既往地开展基因编辑科学研究,直至我们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的那一刻,是我们不可避免的道德义务。

我们当然不能停下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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