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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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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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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家如何发起“反废弃战争”?

MisesCircle精选 Jiav · 11 个月前 · 237 次点击 · 11.89645541

原文发表于2018-11-20

克里斯·卡尔顿 文
禅心云起 编译

有人希望证明,对于保护环境免受私营工业污染,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也许他们最常引用的历史形象就是19世纪的芝加哥河(Chicago River)。到内战快结束时,芝加哥拥有全美最大的牲畜饲养场:联合牲畜饲养场(Union Stock Yard)。猪、牛在那里屠宰,切成可供销售的肉块,上好包装,再配送到美国其他地区出售。每屠宰一只牲畜,都给屠宰企业带来必须处理的伴生废物。这些屠宰企业最初给的答案是,将废物倾入芝加哥河,这导致腐肉的恶臭和冒泡的污水,留给到访这座城市的游客极其不堪的印象。

确实,以任何标准而论,这都是一场生态灾难,因为连接到许多其他水道的河流,被牲畜废物、粪便和人造污水所污染。早在19世纪50年代,芝加哥市民就担忧受污染河流对其健康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担忧,值得认真考虑:要如何克服这些问题。

当然,许多理论家提出了以经济理论和历史先例为基础的合理解决方案。瓦特·布拉克用一整本书论证河流水道的私营化,这将容许私人禁止乱倒工业和生活垃圾(芝加哥河仅仅是“公地悲剧”的一例演示)。通过水道私营化,财产主就有了维护其财产的个人激励,并有权阻止人们污染水道。赖恩·麦克马克(Ryan McMaken)指出法院系统集中化,造成受污染者提诉能力实际遭政府法规封死的法律环境。如果有人(当他们住在下游时)试图起诉那些污染了上游的企业,政府法规实际上保护污染者免于承担责任,只要他们的排污量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

这些都是需要熟悉的重要思想。但同样重要的是,首先要以更简单的方式,理解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如何在没有任何直接的、制度化的激励(无论私人的还是政府的激励)下对污染发挥了抑制作用。诚然,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利润激励”确实助长了把垃圾倾入公共财产或无主财产中的动机。但即使没有任何上述的体制改革,同样的利润动机也会鼓励废弃物的自然减少,这个事实几乎从未被人认识。

1871年,芝加哥市试图通过聘请工程师实际改变水道流向来解决污染问题,以便将污染物送往伊利诺伊河而非密歇根湖。这不仅是一项代价高昂的(而且不是非常有效的)努力,也难以说是一项环境友好型的政府解决方案。相比之下,先前倾倒垃圾的企业开始寻找将废品转化为可销售商品的解决方案。如果可以把废品拿来出售,他们也就不再需要处置废品。

正如历史学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所指出的那样,

“如果在解释[肉类加工商的]成功时,有哪个因素比冷藏技术更重要,那就是他们不遗余力地使用所屠牲畜的每一部位。芝加哥人如此频繁吹嘘,使之变得有些陈词滥调:加工商利用了生猪的一切除了它的嚎叫之外。”他继续写道:“加工商膜拜于效率的祭坛,靠发动反废弃战争来保住经济资源。”

和亚当·斯密的著名观点(“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发生共鸣,克罗农提到的“反废弃战争”从来不是环境慈善事业而想赚更多钱之欲望的产物。但无论意图如何,后果都是污染的急剧减少。

菲利普·阿莫尔(Philip Armour)在19世纪末发表了一段经验之谈:

“有一段时间,牛的许多部位都被浪费了,城市卫生受到了垃圾损害。现在,通过采用最有名的方法,再没有什么被浪费掉,钮扣、化肥、胶水等等东西,来自于之前是无用废物和健康威胁的材料,对于全世界而言,从总体上都变得更价廉物美了。”

找到一种废品利用方法的愿望推动了创新,有时候就像使用不适合人类食用的“废肉”给猪增膘那样简单,克罗农称之为“将人们不愿意食用的猪肉部位转化为他们愿意食用的的猪肉部位的早期循环利用形式。”

推动废物利用的新方法取得了成功,利用以前的“废肉”,起初制出肥皂和蜡烛等产品,后来又制出了刷子、绳索、酵素,甚至罐头食品(如猪肉和豆类罐头)。对比于历史学家喜欢描述的混浊水道,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一位参观者,描述了各家工厂如何利用一头牲畜各个部位的方式:

“一切东西(不过分拘泥细节),每一样与屠牛相关之物,都被出售并投入使用。角成为角制品;腿骨笔直部位会被售给餐具制造商等;肠子成为香肠肠衣;肠子里的东西用做肥料;肝脏、心脏、舌头、尾巴还有胃,作为食品在全国屠夫的柜台上销售;关节骨被磨成骨粉,用途多多;血液干燥后成为粉末做商用出售;烘干的膀胱被卖给药剂师、烟草商等;脂肪被制成人造奶油;蹄、脚等等部位化为胶水、油脂及肥料的成分。”

当然,在逐利心推动下,这些减少废弃(浪费)的创新,并不是肉类行业所独有的。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十分出名的一件轶事是:他派遣员工翻遍竞争对手的垃圾以取走钢屑(那些已被扫地出门的“铁皮”)。然后卡内基会把这些“铁皮”融化并卖掉。

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雇来化学家来收集各家炼油厂的废品(废油),为之寻找一些用途。化学家们不仅想出了三百多种可用废油制造的可销售产品,如油漆和清漆,而且这种全力以赴消除了倾倒油废料(19世纪私营企业污染另一臭名昭著之例)的激励。

人们经常指出汽车是人造污染的源头,但他们很少从历史角度来了解到,汽车的出现,解决了长期污染每个主要城市街道和水道的马粪和马尸问题。

即使是环保煽动者指出的,对人类消费不可持续性发出不祥警告的垃圾填埋场,也被利用于提供环境友好型能源,这种方法十分有效,瑞典作为采用这一循环利用的典范,每年向挪威购入成千上万吨垃圾。【注:瑞典拥有世界先进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在瑞典业界流行一句话:“4吨垃圾等于1吨石油”。由于本国垃圾不够用,瑞典还主动向邻国及欧盟各国购入垃圾。】

但是,当我们承认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家精神带来的环境效益时,值得注意的是,减少废弃并不仅仅提高了工业家的利润,还降低了消费品的成本,“反废弃战争”将无利可图的生产领域转变为有利可图。

菲利普·阿莫尔账簿的一项记录显示,他购买、加工和运输一批牛的成本为48.38美元,但他从卖肉中所获收入仅38.17美元——这会让他蒙受10.21美元的损失。牛皮销售的单个项目给他带来了额外的6.30美元。但由于所有业务都在最大限度上运营,因此“销售副产品”最终带来了4.50美元的收入,使他扭亏为盈。他“全部交易的净利润”经计算仅为0.59美元——极其微薄的利润。如果没有废品利用上的不断创新,顾客将不得不为肉类和皮革掏更多钱。

你不必在成为进步主义左翼成员后,才会关心环境并担忧污染问题。芝加哥市民在内战前十年就合情合理地忧虑受污染河流对健康的危害。虽然政府意图靠花费大量的纳税人金钱雇用工程师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仅仅将污染转移到城市以外。而私营企业家实际靠找到了有效方法,将垃圾转化为人们愿意付钱的东西,从而真正解决了问题。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协助改善了环境,还让消费品对工人阶级市民来说变得越来越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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