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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s Institute

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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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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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第二十三章 市场的基料

人的行为 Jiav · 11 个月前 · 300 次点击 · 11.89645541

米塞斯 著
夏道平 译

一、理论与基料

交换论,也即市场经济理论,不是一种纯属理想而不可实行的理论体系。交换学的全部定理,只要其所假定的一些特殊条件是具备的,对于市场经济的一切现象都是一定有效而毫无例外的。例如,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之有无,这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但是,在有间接交换的地方,则间接交换理论的一切通则,对于交换行为和交换媒介就是有效的。像已指出的[1],行为学的知识是关于现实的正确知识。凡涉及自然科学认识论问题的一切引证,以及把这两个极端差异的现实和认知领域相比较而得来的模拟,都是误导的。撇开形式逻辑不谈,决没有「既可用之于靠因果的认知,也可用之于靠最后元范的认知」的那一套「方法论的」规律。

行为学是用概括的方法就人的行为来处理人的行为。它旣不涉及行为于其中的那些特殊环境,也不涉及促起行为的那些价值的具体内容。因此,行为学的基料是:行为人身心方面的一些特征,他们的愿望和价值判断,以及他们为适应环境而调整自己,以达成他们所追求的目的而发展出来的那些理论、学说、和意理。这些基料,即使在它们的结构中是持久的,是全然决定于那些控制宇宙秩序的法则,可是它们是不断地在变动;时时刻刻变动。[2]

真实究竟是怎样,只有靠行为学的概念和历史的了解才可以心领神会;后者必须具有运用自然科学的能力。认知和预测是知识的全体所提供的。科学的各个部门所提供的,总是片断的知识;它必须以所有其他部门研究的成果来补充。从行为人的观点来看,知识的专门化,分作各种科学,这只是一个分工的设计。同样地,消费者在利用各个生产部门的产品的时候,他必须根据各种思想部门和研究部门所形成的知识来作决定。

在处理「真实」这个问题的时候,决不可不理睬这些部门的任何一个。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想抛弃行为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专注于基料——或者照他们现在所说的,专注于制度——的记录。但是,关于这些基料的陈述,决不可能不涉及一套确定的经济法则而作成。一个制度学派的人,当他说某一事象由于某一原因的时候(例如他说大众失业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缺陷的时候),他总要凭借一项经济定理。在反对进一步检讨隐含在他的结论中的那个定理的时候,他只是想避免把他的论议中的错误暴露出来。不涉及任何理论的纯粹事实的记录,是不会有的。把两件事记录在一起或合为一类的时候,也即一种理论的运作。至于它们之间有没有任何关系的问题,只可靠理论来答复。如果是属于人的行为,则靠行为学来答复。如果我们不预先从一个必须的理论的见识出发,而想寻求相关的系数,那是徒劳无功的。这个系数也许有高的数字値,但不指示两组之间的任何意义和相关性。[3]


[1] 见第二章第三节。

[2] 参考Strigl, Die okonomischen Kategorien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Wirtschaft (Jena, 1923), pp. 18 ff.

[3] 参考Cohen and Nagel, An Introduction to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 (New York, 1939), pp. 31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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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二、权力的作用

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指责经济学不理睬权力在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作用。他们说,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也即有选择而行为的个人,是一个不切现实的概念。真实的人是不能自由选择、自由行为的。他受制于社会压力,受制于不可抗的权力分配。决定市场现象的,不是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是权力的一些力量相互影响。

这些反对论之不切实,并不逊于所有其他对经济学的批评。

概括地说,行为学,详细地说,经济学和交换学,并不就「自由」一词的玄学意义而认为人是自由的。人是绝对地受制于他所生活的环境中的自然条件。在行为中,他必须把他自己调整得适于自然现象;自然现象的规律性是不会迁就他的。人之所以不得不行为者,正是因为自然对于他的生活福利之赐与是稀少的。[4]

在行为中,人是受意理指导的。他在一些意理的影响下选择目的和手段。一个意理的威力或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行为人有时确信某个意理的内涵是对的。因而遵照这个意理而行为,以达成他自己的利益。这个时候,意理的威力是直接的。行为人有时认为某个意理是荒谬的因而拒绝它,但是,这个意理是别人所肯定的,他又不得不调整自己以迁就这个事实。这时,意理的威力就是间接的。社会的风俗习惯是人们不得不重视的一种力量。看出了大众接受的见解和习俗是错误的那些人,必须作这样的选择:或者随波逐流以求行为的顺利,或者甘犯大众的偏见、迷信和传统,而蒙不利。

关于强暴的场合也是如此。人在选择中必须考虑到「有一个运用暴力的因素在压迫他」这个事实。

行为学所有的定理,也适用于接受这样的社会压力或自然压力之影飨的行为。一个意理的直接威力或间接威力,以及自然界的压力,只是市场情况的一些基料。至于何种考虑促使一个人不出更高的价格来买到他出了较低的价格而未能买到的货物,那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就市场价格的决定来讲,一个人是否自愿地把他的金钱用在其他的目的,或者是否怕别人把他看成一个暴发户、或一个败家子,或者是否怕犯了政府限价的命令,或是否怕一个竞争者的暴力报复,这些都是不阏重要的。在任何情形下,他之不出较高的价格,对于市场价格的出现是发生同程度的影响。[5]

把财产所有者在市场上所占的地位说成一种经济力量,这是今天的惯例。这种说法是大有问题的。无论如何,这个名词是不适当的,因为它意涵,在这种经济力量的影响下,市场现象是受一些非交换论所处理的法则所支配。


[4] 许多社会改革家,其中尤其是Fourier和马克斯,对于「自然赐与人类的解除不舒适的手段,是稀少的」这个事实,不置一词地放过。照他们看来,「一切有用的东西不是丰富的」这个事实,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不适当而引起的,所以,在共产主义这个「较高层次」的社会中就会消灭。有一位终于不得不讲到自然对人类幸福给与的障碍的杰出的孟雪维克(Menshevik)作家,用典型的马克斯口吻说,自然是最无情的剥削者。参考Manya Gordon, Workers Before and After Lenin (New York, 1941), pp. 227; 458.

[5] 对于市场现象加以强制的干涉所引起的一些经济后果,在本书第六篇已经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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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三、战争与征服在历史上发生的作用

许多作家赞美战争和革命,流血和征服。卡莱尔(Carlyle)和拉斯金(Ruskin)、尼采、乔治斯•索里尔(Georges Sorel)和史宾格勒(Spengler)都是列宁和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付诸实行的那些观念的先锋人物。

这些哲学家是说:历史的行程不是决定于孜孜求利的行商坐贾们那些卑贱的活动,而是决定于斗士和征服者的英雄事业。他们认为:经济学家错在从短暂的自由时期的经验,抽绎出他们认为普遍有效的—套理论,这个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时代,民主的、宽容的、自由的时代,把一切「眞正的」、「永恒的」价值置之不理的时代,庶民最高的时代,现在是在消失中,而且永不再来了。大丈夫气概的黎明时期,需要一套新的人的行为理论。

但是,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否认,战争与征服在过去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否认匈奴(Huns)和鞑靼(Tartars)、凡达尔人(Vandals)和威京人(Vikings,第八世纪至十世纪侵掠欧西海岸的海贼)、诺尔曼民族(Normans)和拉丁美洲的征服者(conquistadors)在历史上扮演的主要角色。决定人类现状的因素之一,是过去有几千年的武装冲突。但是,现在仍遗存而为人类文明之精髓的,不是从斗士们继承下来的。文明是「布尔乔亚」精神的成就,不是征服精神的成就。那些不以工作代替掠夺的野蛮民族,已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如果他们的存在还留有遗迹可寻的话,那就是在那些被征服的民族文明的影响下,他们所完成的事迹。拉丁文明遗留于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半岛。假使Clive爵士和Warren Hastings在印度的统治没有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继承,则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会有一天变成像土耳其在匈牙利一百五十年的统治那样的无意义的历史陈迹。

经济学的任务,不在于检讨那些想复活威京人精神的图谋。它只是不得不驳斥「武装冲突总是有的,这个事实把经济学的敎义化为乌有」的这些说法。关于这个问题,在这里必须再强调下列各点:

第一、交换学的敎义并不涉及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而是关于以生产手段私有和分工制这两个条件为特征的一切行为。在生产手段是私有的社会里面,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人们不仅为直接满足他们自己的欲望而生产,同时也消费别人生产的货物,交换学的一些定理的确是有效的。

第二、如果撇开市场而在市场以外有盗窃刼掠的事情,这些事实也是市场运作的一种基料。市场中的行为者必须考虑到谋杀者和刼掠者的威胁。如果杀人刼掠风行到任何生产行为都显得无用的程度,则生产性的工作完全停止,而人类则陷于每个人对每个人战斗的局面。

第三、为要获得战利品,必须先有某些东西可被掠夺。英雄们必须靠有足够的「布尔乔亚」可被剥削才能生活。生产者的生存,是征服者还可生存的一个条件。但是,生产者用不着有掠夺者才可生存。

第四、当然,在生产手段私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外,还可想出基于分工的其他社会制度。黩武主义的斗士们要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一贯的主张。整个国家必须组成一个斗士的社会,在这里,凡属非战斗人员,除了供应战斗部队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以外,别无他事可做。(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本书第五篇里面已纣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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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四、经济学所处理的实实在在的人

经济学所处理的,是实在的人的一些实在的行为。它的一些定理旣不涉及理想的或完全的人,也不涉及荒唐无稽的「经济人」这个妖怪,也不涉及统计观念的「平均人」。具有他的一切弱点和限度的人,像他所生活、所行为的每个人,是交换学的题材。人的毎项行为是行为学的一个论题。

行为学的题材不只是社会、社会关系、和大量现象的研究,也包括所有人的行为之研究。「社会科学」这个名词和它的一切内涵,在这方面是引起误解的。

除掉行为人从事某一行为时所想实现的那些最后目的可作为衡量人的行为的码尺以外,再也没有科学研究所可用的码尺了。那些最后目的的本身,是超出任何批评而在任何批评以外的。谁也不能确定使别人快乐的是什么。一位冷静的观察者所可问的问题只是:为达成那些最后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是否适于达成行为者所希望的结果。仅仅在答复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学才可对个人的行为、团体内个人们的行为、或政党的政策、压力团体的政策、政府的政策,自由地表示意见。

对别人的价值判断有所攻击,而把这些攻击变换为对资本主义或对企业家的批评,以掩饰这些攻击的武断,这是通常的作法。经济学关于所有这样的陈述是保持中立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财货生产间的平衡明明是错误的」[6]。经济学家对于这个武断的陈述并不提出反对。经济学家所说的是:在不受束缚的市场经济里面,这种平衡是与消费者的行为(从支用他们的所得表现出来的)符合的。[7]至于指责他的同胞,而说他们的行为结果是错的,这不是经济学家的任务。

在市场经济生产过程的行为中,个人的价值判断是至高无上的,如果不要这个制度,替代的就只有独裁。在独裁制下,只有独裁者的价值判断决定一切,尽管独裁者价值判断的武断性并不下于别人的价值判断。

人,的确不是一个完善的东西。人性的弱点,污染到所有的人类制度,因而也污染到市场经济。


[6] 参考Albert L. Meyers,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1946), p. 672.

[7] 这是政治民主或经济民主的共同特征。民主的选举并不保证被选的人是不犯错误的,而只保证大多数的投票人所选的人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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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五、调整时期

市场基料的每一变动,对于市场都发生一定的影响。在所有这些影响完全结束以前,也即,这个市场完全调整到新的情况以前,要经过一个一定长的时期。

交换学必须处理所有各个人对这基料的变动有意采取的反应,而不只是处理在市场结构中这些反应相互作用所引起的最后结果。基料的某一个变动的后果,被另一个同时、同程度的变动后果完全抵销,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这时,市场价格最后就没有多大的变动。统计人员只注意大量现象和市场交易总额表现于市场价格的结果,因而他们忽略了「价格高度方面的变动之不凸显,只是偶然的,并非基料方面的连续而没有一些特殊调整活动」。统计人员看不出这些动静和这些动静的社会后果。可是基料方面的每个变动,都有它自己的过程,在有关的人们方面引起某些反应,而且会搅动市场活动中各个份子间的关系,即令到了最后各种货物的价格没有多大变动,而且在整个市场里面关于资本总额的数字也仍然不变[8]。

经济史会在事后对于调整期的长短提出含糊的情报。取得这样情报的方法,自然不是测量,而是历史了解。不同的调整过程,实际上不是孤立的。数目无限的调整同时发生,它们所循的途径常常交叉,彼此相互影响。要解开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而观察其中的主动和反应的连锁关系,就历史家的了解而言,是一件难事,因而其所了解的非常有限,而且是有问题的。

企业家们是极想知道未来的,因而他们也要了解调整期的长短,可是,对于他们而言,这也是一件最困难的事。为着企业活动的成功,仅仅预料到市场对于某一事件的反应所趋的方向,而没有正确地预料到各个有关的调整期的长短,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企业家在营业行为中所犯的错误,大多数也由于对调整期长短的预测有错误,而那些作预测的「专家」,对于未来的商业趋势之所以预测错了,大多数也是由于同一原因。

在处理那些因基料变动而引起的后果时,通常是把那些后果区分为近期的和远期的。这种区分由来已久,远在现在所用的这些术语(短期、长期)以前。

为着发现一个基料变动所引起的立即后果——短期后果,通常用不着彻底的研究。短期后果大都是明显的,一个不惯于研究工作的天眞的观察者,也会看得出来。经济学研究之所以开始,是因为有些聪明人想到,一件事情的较远后果会不同于头脑最简单的人所看得出的较近后果。经济学主要的功绩,是发现了一些长期的后果,而这些后果迄今未受一般观察者和政治家的注意。

古典经济学家从他们的一些惊人的发现中,为政务导出了一个规律。他们说,政府、政治家、以及政党,在作计划和行动时,不仅要考虑短期的后果,也要考虑长期的后果。这个论断的正确性是不容争辩的。行为的目的在于,以更满意的情况替代现在的情况。至于某一特定行为的结果是不是被认为更满意,那就要看对于它的一切后果——短期的和长期的——的预测是否正确了。

有些人批评经济学,说它忽视短期后果,只着重长期后果的研究。这种批评毫无意义。经济学除掉从直接的后果开始,一步一步地跟着那些连续的反应分析下去,一直分析到最后的后果以外,别无他法来研究变动的后果。长期分析必须充份地包括短期分析。

某些人、某些政党、某些压力团体之所以极力宣扬短期后果的绝对重要,是容易了解的。他们说,政治决不可关心于一个计划的长期后果,决不可因为某一计划虽有短期的利益而长期后果是有害的因而不去进行。値得重视的只是短期后果;「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对于这类激情的批评,经济学家所要答复的只是说:每一决定必须把它的所有后果——包括短期的和长期的——仔细权衡。在个人的行为中,以及公务的行为中,确实有些环境使行为人有充份理由忍受很坏的长期后果,以避免他们认为更坏的短期情况。把家具送进火炉去烧以取暖,对于某一个人也许是方便的办法,但是,如他这样作,他必须知道较远的后果是怎样。他决不可认、为这是一个新奇取暖法的发现而欺哄自己。

经济学所要反对短期主义信徒们之狂热的,尽于此矣。有一天,历史将会说出更多的。它将会确定短期主义(这是路易十五的皇后所说的那句众所周知的「死后的遭遇,管它的!」的遣留)在欧洲文明最严重的危机中所发生的作用。历史将会吿诉大家:有些政府和政党,其政策是要把前人遗传下来的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资本统统消耗掉,短期主义的口号受这种政府和政党的欢迎。


[8] 关于决定货币购买力的那些因素的变动,见第十七章第五节。关于资本的累积和耗损,见第十八章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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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六、财产权的限制以及外部成本与外部经济的一些问题

受法律界定而由法院和警察保护的财产权,是个长时期演进的结果。这些时期的历史,是一部为取消私有财产而奋斗的记录。专制君主们和羣众运动再三再四地想限制或完全废除私有财产。不错,这些企图是失败了。但是,它们的影响遗留在一些观念上;而这些观念决定着财产的法律形成和定义。财产的法律概念,没有充份考虑到私有财产的社会功用,因而有一些疏漏和抵触,从市场现象的决定中反映出来。

为着一致地贯彻,财产权的内容应该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承认财产主有权取得来自财产运用的一切利益,一方面要他承担来自财产运用的一切损害。这样,就只有财产主对于财产运用的结果负起完全的责任。在处理他的财产时,他将会把他的行为所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认为有利的和认为有害的——都考虑到。但是,如果他的行为结果,有些不属于他有权取得的利益范围,有些不属于他应承担的损害范围,那么,在他的计划中不会烦心于行为的一切后果了。凡是不增加他自己满足的利益和不增加他自己负担的损害,他都置之不理。如果关于财产权的一些法律好好地调整到符合私有财产的经济目标,则财产主的行为就不会是这样。现在,他之所以着手某些计划,只因为法律免除他对所引起一些损害的责任。他之所以不作其他的计划,只因为法律不许他取得所可得到的一切利得的权利。

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过去是缺乏的,现在在某些方面仍然是不够的。「每个人如果行为损害了别人,对于这种损害是要负责的」这个原则,大体上讲,是被接受了的。但是,法律上还有许多漏洞,立法者拖拖拉拉没有把它们弥补起来。这样的拖拉,有的是故意,因为这里的漏洞正符合政府当局的意图。以前在许多国家中,工厂和铁路的所有主,对于他们的企业行为所引起的对别人的损害——例如煤烟、噪音、污水、以及不完善的设备所引起的意外事件,对于邻居、顾客、员工、和其他人等的损害是不负责任的;那时的想法是:谁也不应妨碍工业化和交通发展。同样的想法,曾经而且还在怂恿许多政府为奖励投资于工厂铁路而给予津贴、租税减免、关税保护、以及低利贷款等等。在这种场合,这些企业的责任,或者是在法律上或者是在事实上,都减轻了。后来,在许多国家又有一个相反的趋势:工业家和铁路的责任,相对于别的公民和别的行业而言,加重了。这也是有个政治目标在发生作用,即立法者想保护穷人、工资收入者和农民,以对抗富有的企业家和资本家。

财产主对于他的行为所引起的某些损害不负责任,或者是由于政府和立法者的政策使然,或者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条文的漏洞,不管怎样,这总是一些行为者必须考卢到的一个基料。他们遇着「外部成本」这个问题。于是,有些人仅仅因为「成本的一部份不由他们负担而落在别人身上」这个事实而选择某些满足欲望的方式。

极端的例子,是前面所讲的无主的财产那种情形[9]。如果一块土地不为任何人所有,尽管法律的形式主义把它叫做公有财产,这块土地之被利用是不会考虑到不利的后果的。能够把这些报酬——森林的木材和猎物、水域的鱼类、地下的矿铁等——据为己有的那些人们,不会顾虑他们利用的方法所引起的后果。对于他们而言,土壤的蚀耗、镰藏的枯竭、以及对于将来利用的其他损害,都是外部成本,不纳入他们的投入产出的计算中。他们砍伐树木,完全不想到新苗的重生。在打猎捕渔的时候,他们不会避免采用那些伤害渔猎资源的方法。在人类文明的初期,质量优良的土地还有许多没有被利用,当然,人们并不觉得那些伤害资源的掠夺方法有什么错。当这些方法的后果显现在净报酬之减少的时候,耕种者放弃他的农田,迁徙到别处耕种。人们之开始想到那样的一些掠夺方法是浪费的时候,只在人口的密度增加,而第一级土地再也没有可以自由占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巩固土地私有制。私有制开始于耕地,后来一步一步地推广到牧场、森林、和渔业区域。新开辟的海外殖民地区——尤其是美国那么大的空地,当欧洲第一批移民到来的时候,那惊人的农业潜力几乎原封未动。这些殖民地之土地利用,也经过了上述的同样过程。直到十九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那里总有些空地让新来者一拓荒者——自由占有。美国之有拓荒者和其拓荒的经过,都不是美国独有的特征。美国情形之特殊,在于当拓荒者销迹的时候,一些意理的和制度的因素妨碍了土地利用方法适应基料的变动而调整。

在欧洲大陆中部和西部地区,私有财产制已坚固地建立了几百年,情形就不同了。在那里,以前耕种的土地没有地力蚀耗的问题。在那里,森林没有被蹂躏的问题,尽管建筑和开镔用的材料,以及取暖、铸铁、做陶器和玻璃的燃料,长久以来都要靠国内的森林来供给木材。森林的所有主不得不基于他们的私利来保护它。直到最近几年以前,在人口最密的工业地区,还有1/5至1/3的地面是第一级的森林区,而这些森林都是依照科学方法来管理经营的[10]。

详细说明现代美国土地所有权情况之所以形成的那些复杂因素,这不是交换学的任务。不管这些因素是什么,它们毕竟造成了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许许多多农民和大多数伐木业者都有理由把那些因土壤森林的疏于保养而发生的损害看作外部成本[11]。

如果从行为的个人或行为的商号的观点看来,行为的成本有大部份是外部成本的话,则他们所作的经济计算就显然是有缺陷的,而其结果也就是虚假的。这个说法是不错的。但是,这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是生产手段私有制固有的一些缺陷的结果。恰相反,这是遗留在这个制度里面的一些漏洞的结果。这是可以靠修改有关的法律来改革的:修改那些有关损害责任的法律,并废除那些妨害私有权充份运用的法制障碍。

外部经济,并不仅是外部成本的反面。它有它自己的境界和特征。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结果不仅有利于自己,而且也有利于别人,那有两种可能的情形。

一、作计划的行为者认为,他所期待的对于他自己的那些利益是很重要的,以致他情愿支付这个计划所必须的全部费用。至于这个计划也有利于别人这个事实,并不妨碍他独力完成这个计划。例如,一个铁路公司建筑堤场保护它的轨道以免雪崩或山洪的冲击,这个计划也保护邻近的房宅。但是,邻近人家分享这个利益并不妨碍这个公司实施它所认为重要的这一计划。

二、一个计划所需要的费用是很大的,以致因这个计划而得到利益的人们,谁也不愿意全部承担。于是,这个计划的实现,只有靠分享其利益的人多到足够分摊这全部的费用的数目。

假使不是因为这个现象完全被现行的伪经济学误解,关于外部经济这个问题,似乎无须再多讲了。

当消费者们宁可牺牲某一计划(我们把它叫做P)的实现所可得到的满足而去实现某些别的计划的时候,计划P是不能赚钱的。P的实现要用掉许多资本和劳力,而这些资本和劳力是可以用来实现消费者所更迫切需求的那些别的计划的。外行人和冒充的经济学者不知道这个事实。他们坚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稀少性。照他看来,P的实现无须任何代价,也即,无须放弃任何其他的满足;使我们这个国家不能无偿地享受P的利益的,只是利润制度在作祟。

这些短视的批评者还继续说,如果P的不能赚钱,只是由于企业家的计算不顾那些对于他们而言是外部经济的P的利益,则利润制度更是荒谬了,从整个社会观点来看,这些利益不是外部的。它们至少使社会的某些份子受益,因而会增加「总福利」。所以,P的未实现是社会的一项损失。因为专心于别的营利事业,不愿实现这些不能赚钱的计划,填补这个空隙就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以公营事业的形式来经营,或者津贴民间企业家和投资者经营。津贴的方法,或者直接从公库予以金钱津贴,或者间接地用保护关税的手段来津贴,使关税的负担落在产品购买者的身上。

但是,政府为着自己赔本经营或者津贴民间经营,使其不赔本而需要的那笔资金,必须靠课税或借债得来,课税就是减少纳税人的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借债则是减少借贷市场可借给民营事业的资金。政府没有比个人更多的能力可以从无生有。政府花的钱多,民间所能花的就少了。公共工程不是靠一根魔杖的神秘来完成的。它是靠取自民间的资金支付代价。如果政府不干预的话,民间将用这笔资金来经营有利的业务,现在因为这笔资金被政府减削了,民间原可经营的有利业务就必须放弃。每一个要靠政府的资助才可实现的不赚钱的计划,都有一个相对的计划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而被放弃的。可是这未实现的计划却是有利的,也即是说,它将按照消费者更迫切的需要使用有限的生产手段。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把这些生产手段用来实现不赚钱的计划,是浪费。它剥夺了他们所想得到的满足,而强迫他们接受政府所支持的计划。

一般大众是没有想象力的,他们不能超越肉眼的视域来看事情,所以,他们易被欺骗,易被统治者的惊人成就弄得神魂顚倒。他们看不出他们自己为那些成就支付了代价而终于放弃了「如果政府少作那些事情,而他们将可享受的」许多利益。他们没有想象力想到政府所不许可实现的那些可能的事情[12]。

如果政府的干预使用一些边际以下的生产者能够挡得住更有效率的工厂、商店、或农场的竞争而继续生产,则那些神魂顚倒者更是惊讶得手足无所措。这时,他们会说,这明明白白地是总产量增加了,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就不会有这项增加的财富。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恰好相反;总生产和总财富的数量是减少了。高成本的生产被促成了,或被保留了,低成本的生产就被迫减少了,或不继续了。消费者所得到的不是更多,而是更少。

例如,我们常听到的一个说法,说政府在自然资源贫瘠的地区促进农业发展是件好事。这些地区的生产成本高于其他地区:这正是这些地区的大部份土地成为边际以下的土地的原因。如果没有政府资助,耕种这些边际以下的土地的农民就挡不住较肥沃的农场竞争。农业萎缩或不能发展,而这整个区域就成为这个国家的落后地区。由于充份明了这个情况,营利事业就不会在这里投资建筑铁路,把这些不幸的地区与一些消费中心联接起来。这里的农民们的困境不是由于缺乏交通便利而引起的。因果关系是反过来的;因为营利的事业家看出了这里的农民没有好景的前途,他们不愿投资建筑一条缺乏货运而势必赔本的铁路。如果政府屈服于一些压力团体的要求,建筑这条铁路而在赔本的情形下经营,那确实有利于这些贫瘠地区的农地所有者。因为运轮他们产品的成本有一部份由国库负担,他们就比较容易和那些耕种肥沃土地而没有政府补助的农民竞争。但是,这些受惠的农民所得到的利益是由纳税人支付代价的,纳税人必须供给这条铁路所亏损的资金,这旣不影响市场价格,也不影响农产品总供给量,而只使那些原为边际以下的农地经营变成有利,使其他原为有利经营的农地变成边际以下的土地而已。这是把生产活动从那些需要较低成本的土地转移到需要较高成本的土地。这并不增加总供给和总财富,而是减少了它们。因为那些用来耕种高成本土地的资本和劳动增加额是从其他的用途拉过来的,如果留在那些用途,它们将可生产些其他消费财而为消费者所更迫切需要的。政府达到了它的目的一一使国家的某些地区能够得到它们所不能得到的利益,但是,它在别处却制造了一些损失,而这损失超过了受惠地区所得的利益。

智慧创作的外部经济

外部经济的极端事例,见之于各种加工业和建筑业智能方面的产品。指导技术程序的那些聪明设计所提供的服务是无穷尽的,这是它们的特征。因为这些服务是不稀少的,所以没有节省使用的必要。经济财私有制所据以建立的那些考虑,不适用于智慧的创作。它们留在私有权的范围以外,不是因为它们是无形的、非物质的、不可触知的,而是因为它们的服务不会穷尽。

人们到后来才开始认知这种事象也有它的坏处。它把一些这样秘诀的生产者——尤其是技术程序的发明者、和著作家、作曲家——安置在一个特殊地位。他们承担了生产成本,而他们创造的产品所提供的服务却可被每个人自由享受。就他们而言,他们所生产的,完全是或几乎完全是外部经济的。

假若我们旣没有版权制度,也没有专利制度,发明家和著作家就是处在企业家的地位。他们相对于别人而言,享受一种暂时的利益。当他们刚开始自己利用他们的发明或他们的稿本,或者使别人(制造者或出版者)得以利用它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当儿有机会赚得利润,直到每个人可以同样利用它为止。一到这个发明或这本书的内容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它就成为「自由财」,而这位发明者或著作家只享有荣誉了。

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与那有创造力的天才的一些活动无关。空前的事物的发明者或创造者们的作为,不是用之于一般人的那种意义的「生产」或「工作」。他们的作为不因当时的人对他有何反应而受影响。他们的作为是无待鼓励的[13]。

至于其劳务为社会所不可少的那些知识分子,情形就与此不同了。我们可以不管第二流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作曲家的问题,我们无须探究,如果没有这些人的作品,对于人类是不是一个严重损失。但是,为着把知识传授给后代人,为着使行为人得以熟习他们为实现他们的计划所需要的一切知识,那就很明显地要有一些敎科书、一些模板、一些手册、和一些其他非小说的作品。如果每个人可以自由免费复制这些作品,人们大概是不会辛辛苦苦地写这种出版物。就技术方面的发明和发现来讲,这种情形更为明显。这方面的一些成就所需要的广博实验,常常是很费钱的。如果,对于那些发明者和那些在实验上花了很多钱的人们而言,他们所得的结果不是别的,只是一些外部经济,那么,技术的进步大概是要严重地受到妨碍的。

专利制和版权制是最近几百年法律演进的结果。它们在财产权传统的体系中的地位,还在争论中。人们对它们侧目而视,认为它们是不正当的。它们被视为特权,是当年仅靠政府当局授与作家和发明家的特权,因而得到法律保障的一个遗迹。它们的作用是可疑的,因为它们只有在使独占价格下的出卖成为可能时才是有利的[14]。而且,专利法的是否公平,基于下列理由也发生争论:专利法只是奖赏那些在最后阶段完成某些发明而使这些发明进入实际用途的人们。这些发明是逐渐接近成功的,以前还有些人对于这些发明的贡献比享有专利权的这个后继者要大得多,但是,他们没有享受到专利权的利益。

对于赞成和反对版权与专利制的一些议论的检讨,不是交换学范围以内的事。交换学只要强调一点,即:这是财产权划定界域的问题,随着专利和版权的废除,作家和发明家大概就是些外部经济的生产者。

特权与准特权

法律制度对于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所加的限制,并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克服。法律本身,或法律执行机关的行政命令,对于某些特殊人物明白地给予特权,让他们不履行别人所必须履行的义务。另外有些人敢于明目张胆地蔑视法律的限制:他们这种大胆的作为,使他们享有一种准特权。

无人遵守的法律,是无效的法律。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的法律,或不是所有的人都遵守的法律,会给那些豁免了的人们(或由于法律本身或由于他们自己胆大妄为)取得差别租或独占利得的机会。

这种豁免,不管是合法的特权还是非法的准特权,对于市场现象的决定,都没有关系。取得特权或准特权的个人或商号,在取得时如果支付了成本,这些成本不管是合法的(例如执照税)还是非法的(例如贪污官吏的纳贿),也都没有关系。如果输入的禁令对某一数量的进口可以通融,市场价格就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1)这个输入数量,(2)为取得和利用这个特权或准特权的特殊成本。至于这批输入是合法的(例如在数量管制的轮入制下对某些人给予的特权)还是违法的走私,对于价格结构没有关系。


[9] 见第二十二章第二节。

[10] 十八世纪后期,欧洲的一些政府开始制定保护森林的法律。但是,如果把保护森林的任何任务归之于这些法律,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那里还没有什么行政机构来执行这些法律,除掉奥国和俄国政府以外——较小的德意志各邦政府更不必说——实际上都没有力量对抗那些贵族地主来执行这样的法律。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政府的官吏谁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敢于触怒一位波希米亚的(Bohemian)或西利西亚的(Silesian )贵人或一位德意志的大地主(mediatized standesheer)。这些名公巨擘自动自发地负起保护森林的责任,因为他们从财产的保有得到充份的安全感,因而极想把他们的收入来源和财产的市场价值保持住,不让它们减低。

[11] 我们也无妨说:他们把那些土壤森林的注意保护而产生的利益看作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

[12] 参考Henry Hazlitt's book Economics in One Lesson (new ed. New York, 1962)对于政府支出的明朗分析。

[13] 见第七章第三节有创造力的天才。

[14] 见第十六章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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