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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s Institute

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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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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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第二十四章 利益的和谐与冲突

人的行为 Jiav · 11 个月前 · 456 次点击 · 11.89645541

米塞斯 著
夏道平 译

一、市场上的利润与亏损的最后根源

市场情况反复无常的变动,使经济制度不能成为均匀轮转的经济而一再地产生企业利润和亏损,有些人受益,有些人吃亏。因此人们得到结论:「一个人的利得是另一个的损失;如果没有别人损失,谁也不能得到」这个武断的说法曾经某些已往的作家提出。在现代的作家中Montaigne是第一个复述的人;我们简直可以把这个说法叫做Montaigne的武断。这个武断是新旧重商主义的精髓。在所有现代重商主义的敎义中,都含有这个意思:在市场经济的架构里面,一国内部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是冲突的,任何国家与其他所有的国家之间,更是冲突的[1]。

就货币购买力因现金诱发的变动对于延期支付的影响而言,Montaigne的武断是对的。但是,就任何种类的企业盈亏而言——不管这些盈亏是出现于静态经济(这里,利润的总额与亏损的总额相等),还是出现于进步的或退步的经济(这里,盈与亏的两个总额不相等),这个武断完全是错的。

在一个未受束缚的巿场社会里面,一个人之所以获得利润,不是由于他的同胞们的困境或苦难,而是由于他减轻或完全消除同胞们的不适感。伤害病人的是那些病,而不是治病的医生。医生的利得不是来自疾病的流行,而是来自他给病人的诊治。利润的最后根源,总是关于将来的远见。比别人看得远、看得准,而又能把自己的活动调整到适于将来的市场情况的人们,赚得利润,因为,他们能够满足大众最迫切的需要。有些人所生产的货物或所提供的劳务,购买者抢着买,因而他们赚得利润;有些人拿到市场去卖的商品是大众不愿以够它总成本的代价购买的,因而他们赔本。但是,前者的利润并不是来自后者的亏损。这些亏损是因为对于未来的消费者需要缺乏先见之明。

影响供需的外来事件有时会来得很突然、很意外,以致有人这样说:有理知的人,谁也不能料到这些事情。于是,嫉妒心强烈的人就认为,从这种变动赚得的利润是不公平的。但是,这样武断的价值判断,并不改变利害关系的真实情况。对于一位病人而言,用大的价钱请一位医生诊治,确比缺乏医疗要好些。否则他不会请敎医生。

在市场经济里面,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利益没有任何冲突。亏损是由于对将来的缺乏远见。如果每个人和市场社会的所有份子,都能正确地预料到将来情况而且据以行动,则大家都有利得。如果情形眞是这样的话,则资本与劳力不会有一点浪费在较不迫切的欲望之满足上。但是,人,毕竟不是全知的。

从怨恨和嫉妒的出发点来看这些问题,是错的;把观察点限之于各个人一时的地位,也同样是错的。这里,有些社会问题,必须就整个市场制度的运作来判断。可以保证社会每个份子的需要得到最可能满足的,正是「那些比别人有更能预料将来的人们在赚取利润」这个事实。如果要为那些受害于市场变动的人们而削减利润,则供给对于需求的调整不仅不会改善,而且弄得更糟。如果我们不许医生有时收取高的诊费,那并不是使选择医生职业的人数增加,而是这种人数减少。

交易总归是买卖双方都有利的。即令一个人在赔本的价格下出卖,也比完全不出卖或只在更低的价格下出卖,还好些。他的赔本是因为他缺乏远见;即令他所接收的价格是低的,出卖毕竟使他的损失有一限度。如果买者和卖者都不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交易是他们所能选择的最好的行为,他们就不会实行交易。

「一个人的利得是别人的损失」这个说法,适用于盗窃、战争和刼掠。盗窃的赃物就是失主的损失,但是,战争与商业是两件不同的事情,Voltaire在一七六四年写他的哲学词典Patrie这一条的时候,他写着:「要做一个好国民就要希望本国以贸易致富,以武力致富;很明显的,一个国家如果不牺牲别国就不能致富,如果不加害于别国,就不能称强。」Voltaire和许多其他的作家(包括他的前辈和他的追随者)一样,认为研习经济思想是不必要的。如果他读过和他同时的休姆的论着,他就应该知道,把战争与对外贸易相提并论是如何地荒谬。Voltaire这位对一些古老的迷信和谬见的伟大揭发者,竟不知不觉地陷入这个最可悲的谬见中。

面包商人以面包供给牙科医生,牙科医生为面包商人诊治牙痛。面包商人也好,牙科医生也好,都未受害。如果把这样的劳务交换与武装流氓的抢劫面包店,看作同一事情的两个表现,那就是大错。对外贸易不同于国内贸易的,只在于货物和劳务的交换超越了两个主权国的疆界。奇怪的是:在休姆、亚当斯密、李嘉图以后的数十年,拿破仑皇子——也即后来的拿破仑第三——还写着:「一国输出的货物数量,与这一国为它的荣誉和尊严,对它的敌国所能放射的炮弹数量成正比。」[2]关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之后果的一切经济敎义,到现在还不能摧毁重商主义这种谬见——「对外贸易的目的在于把外国人弄穷。」[3]——的势力。揭发这种武断和其他类似的一些幻想和错误的根源,这是历史研究的工作。就经济学而言,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了。


[1] 参考Montaigne, Essais, ed. F. Strowski, Bk. I, chap. 22 (Bordeaux, 1906), I, 135-136; A. Oncken, Geschichte der National?konomie (Leipzig, 1902), pp. 152-153; E. F. Heckscher, Mercantilism, transl, by M. Shapiro (London, 1935), II, 26-27.

[2] 参考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Extinction du pauperisme (?d. populaire, Paris, 1848), p. 6.

[3] H. G. Wells(在他的The Worm of William Clissold, Bk. IV, sec. 10)用这些字句来描写英国贵族们的典型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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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二、生育节制

生活数据之天然的稀少,逼得每个生物在生存斗争中不得不把所有其他生物看作不共戴天的仇敌,而惹起残酷的生物学上的竞争。但是,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讲,当分工制度代替了个人的、家庭的、部落的和国家的经济自给自足的时候,不可解的利害冲突就消失了。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面,只要人口还没有多过适度的数量,是不会有利害冲突的。只要增加的人口就业后的报酬,超过人口增加的比例,那就是利益和谐而不会利益冲突。这时,人们就不至于为争取有限的生活资料而彼此为敌。他们在追求共同的目的下成为合作者。人口数字的上升并不削减而是增加各个人的平均份。
假若人们所追求的只是营养和性的满足,人口就会趋向于超过有限的生活数据所限定的适度数量,但是,人们所要的不止于单纯地过活和性交;他们要过像人的生活。不错,环境的改善,通常是引起人口增加;但是,人口增加会落在生活数据的增加之后。如果不然的话,人们决不会成功地建立社会关系,不会成功地发展文明,就鼠类和微生物而言,生活数据一增加,他们就繁殖到超过资料所能维持的限度;没有一点东西剩下来以备其他的目的的寻求。工资铁律的基本错误,在于它把人——至少是把工资收入者——看作只有动物冲动的东西。主张工资铁律的人们没有看出,人之异于禽兽是由于他还要追求一些特属于人的目的,这些目的,我们无妨叫做较高尙的或较庄严的目的。

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是伟大的思想造诣之一。连同分工原理,它给现代生物学和进化论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两个基本定理对于人的行为科学之重要性,仅次于错综复杂的市场现象中的规律性之发现。对于马尔萨斯法则提出的反对论,也如同对于报训律提出的反对论一样,是浅薄不足道的。这两个法则都是不容争辩的。但在人的行为科学体系里面派给它们的任务,与马尔萨斯派给它们的不同。

非人的生物完全受马尔萨斯所描写的生物学法则的支配[4]。对于它们而言,「它们繁殖的数目趋向于超过生活数据,因而那些得不到生活数据的『冗员』就被淘汰掉」这个说法是有效的。最低生活数据这个观念,就非人的禽兽而言,有一个不含糊的、独特的确定意义。但是,就人来讲,情形就不同了。单纯的动物学上的冲动是所有的动物所共有的。可是,人把这种冲动的满足统合于一个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特属于人的一些目的,尤有它们的地位。行为人也要把他的性欲满足做到合理化;这是经过正反两方面的考虑以后的结果。人并非像公牛一样盲目地受性欲的支配,如果他认为成本——预料中的不利——太高,他就会自制而不性交。在这个意义下,我们无妨采用马尔萨斯所用的「道德的节制」(moral restraint)这个名词,但不含任何价值或伦理的意思[5]。

性交的合理化已经包含生殖的合理化。后来又有一些与节制性交无关的节制后嗣的方法被采用。人们采用弃婴或杀婴,以及堕胎这些残忍办法。最后,他们学习了不致怀孕的性交行为。在最近几百年当中,避孕法已经改良,而且采用的人也大大增多了。可是这个方法是早已知道的、早已实行了的。

现代资本主义带给一般大众的财富、以及资本主义带来的卫生环境和医疗防治方法的改良,大大地灭低了人类的死亡率,尤其是婴儿的死亡率,而使平均寿命延长。现在,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节制生育如要成功,只有比以前更加厉行。进到资本主义的这个转变——也即把以前曾经束缚私人创业和企业功能的那些障碍予以消除——已深深地影响到性行为的习惯。新的事情并不是生育节制的实行,而只是实行生育节制的愈来愈多。尤其新的是生育节制的实行不再限于社会的上层阶级,而且普及全社会。因为资本主义使社会的所有阶层都脱离了贫民境界,这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社会效果之一。它把手工劳动者羣的生活水平提高,因而他们也成为「布尔乔亚丄也会像小康的市民们那样想、那样作。为着他们自己和子女们都能保持住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就也参与生育节制。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进步,生育节制成为一个普遍运动。由此所见,进到资本主义的这个转变,伴着两个现象: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降低。平均寿命延长。

在马尔萨斯的时代,还不可能看出资本主义在人口方面会发生的效果。今天再也不容怀疑了。但是,有许多人蔽于一些浪漫的偏见,竟说这是特属于西方文明的白种人衰颓堕落的现象。这种浪漫思想引起一个严重的忧虑,那就是亚洲主义的亚洲人(the Asiatics)没有把生育节制推行到西欧、北美、和澳洲人的同样程度,因为,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现代方法也使东方的人口死亡率降低,因而他们的人口增加比西方国家的快得多。在这种情形下,印度人、马来亚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自己对于西方的技术和赞疗的成就没有贡献,只是把它们当作意外的赠品来接受。)不会到最后仅凭其人数之优势来压榨西方人的子孙吗?

这些恐惧是无稽的。历史的经验吿诉我们,所有高加索民族对于资本主义带来的死亡率减低的反应,是降低出生率。当然,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不一定推论出一般的法则。但是,行为学的思考会指出,这两个现象有必然的连续性。关系生活福利的外在环境有了改善,使人口数字的增加成为可能,但是,如果生活数据的增加量因养活增加的人口而完全消费,那就没有剩余的东西可用以再提高生活。文明的进步就到此为止;人类就处在一个停滞状态。

如果我们假定防治疾病的发明是由一种幸运所达成的,而这个发明的实际利用,又无须大量的投资,也无须大量的费用,则上述的那种结果更为明显。当然,现代的医药研究,尤其是研究结果的应用,是需要大量资本和劳力的。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们决不会在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出现。但是,在以前曾有过不同的事例。天花的种痘预防法,不是来自费钱的实验室研究,而且那些原始的、粗疏的方法,应用起来所花的成本也有限。如果天花的种痘预防法,早已在那些没有推行生育节制而又未进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普遍采用,请试想现在的结果会怎样?那就是人口大大增加,而生活数据没有随之增加,平均生活水平就要降低。于是,天花的预防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个祸因。

亚洲和非洲的情形大体上是一样的,这些落后地区的人民,从西方接受了一些现成的防治疾病的办法。他们甚至有时可免费享有药物、医院设备,乃至医生的服务。白种人支付这些成本,有时是出之于人道的想法,有时是为他们自己的利害关系所迫。不错,在这些落后国家,输入的外国资本,以及用本国的小小资本而采用的外国技术,也会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因而引起平均生活水平走向改善的趋势。但是,这不足以抵销由于死亡率降低,出生率没有适度降低而引起的相反趋势。落后地区的人民与西方接触,并没有得到利益,这是因为这种接触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心;没有把他们从一些古老的迷信、偏见,和误解中解放出来;它只是改变了他们的技术和医疗知识而已。

东方民族的一些改革家,想为他们的同胞得到西方国家所享受的物质福利。迷于马克斯的、民族主义的、军国主义的一些观念,他们以为,为达到这个目的只要引进欧美的技术就行了。斯拉夫民族的布尔雪维克和民族主义者,以及他们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同路人,都不了解他们的人民所最需要的不是西方的技术,而是在一些别的成就以外还产生了这种技术知识的那个社会秩序。他们最缺乏的,是经济自由和民间的原创力,企业家和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实际上寻求的,只是工程师和机器。产生资本主义的那个西方精神,对于东方人还是陌生的。他们只输入一些资本主义的行头或道具,而不许资本主义原封输入,这是没有用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功绩不会在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中达成,也不能在一个没有巿场经济的世界里保持住。

假若亚洲人眞的进入西方文明的轨道,他们就得毫无保留地采纳市场经济。那时,他们的民众将会超越现在的贫困境界而和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一样实行节制生育。再也没有过多的人口出生,以致妨碍生活水平的改善。但是,如果东方民族将来还是只接受西方的一些物质的成就,而不信奉它的基本哲学和社会意理,他们将永远留在现在这样劣势的贫困地位。他们的人口可能大大增加,但是,他们将不会超脱出他们的困境。这些悲惨贫穷的民众对于西方国家的独立,不会构成严重的威胁。只要武器还有需要,市场社会的一些企业家决不会停止生产更有效力的武器,因而保障他们的国人得以优越的装备胜过仅有黩武精神而非资本主义的东方人。两次世界大战的军事经验,已重新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在军需生产方面也是卓越的。资本主义文明,除非它自己毁灭自己,外国的侵略者决不能摧毁它。凡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精神被容许自由发挥的地方,战斗部队总会好好装备而不是落后地区的庞大军队所可对抗的。我们常常听说,「秘密」武器的制造公式被大家知道了是很危险的。这也未免过度夸张。如果战争再起,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人员,总会走在只知道抄袭模仿的那些民族的前面。

发展了资本主义制度而继续保持它的这些民族,在任何方面都比别的民族优越。他们之急想保持和平,并不是他们柔弱而不能作战的说明。他们爱好和平,因为他们知道武装冲突是使社会分工解体而有害于各方面的。但是,如果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他们在军事上也显示他们的优越效率。他们会击返野蛮的侵略,不管侵略者的人数有多少。

把出生率故意地调整到适于幸福生活的可能的物质供给量,这是人的生活和行为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也是文明和财富、福利的增进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至于节制性交是不是唯一的节制生育的有利方法,这是一个要从身心卫生的观点来决定的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扯到世世代代发展出来的一些伦理敎条,那是荒唐可笑的。各个世代所面临的情况不是一样的。但是,行为学无关乎这个问题的理论研究。它只是确定一个事实:凡是在没有生育节制的地方,就不会有文明和生活水平改善的这一类的问题。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得由政府来管制生育率。人民的性行为也和其他方面的行为一样,要纳入组织中。在市场经济里面,每个人自动自发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不愿生下「不降低他的家庭生活水平就不能养活的孩子」。因此,出生率受到限制,由资本供给量和技术知识水平所决定的那个适度人口不至于超过。各个人的利益与其他所有的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那些反对生育节制的人们,是想废弃保持人类和平合作和社会分工所不可少的一个办法。凡是平均生活水平因人口的过度增加而下降的地方,不可分解的利害冲突势必发生。每个人又在生存斗争中成为其他所有人的敌人,消灭敌人是增进自己福利的唯一办法。那些宣称生育节制违反上帝意旨或自然法则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是在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的眞相。自然限制了改善人类生活所必要的数据。自然情况旣如此,人,就得在相互仇杀或社会合作二者来选择。但是,如果人人纵欲生殖,社会合作就不可能。人在节制生育的行为上,正是把他自己调整到适于自然情况。性行为的合理化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联系所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长期地看,生存的人数不会增加只会减少,而且将使每个人的生活穷困悲惨,和数千年前我们祖先所过的生活一样。


[4] 当然,马尔萨斯法则是一个生物学的而不是行为学的法则。但是,这个法则的认知,对于行为是不可少的,因为它有利于行为学显出人的行为之特征。因为自然科学没有发现它,经济学家必须填补这个缺陷。人口法则的历史也推翻了一个流行的神话,就是:关于人的行为科学落后,要向自然科学借用若干东西的神话。

[5] 马尔萨斯用这个名词也是没有住何价值或伦理涵义的。参考Bonar, Malthus and His Work (London, 1885), p. 53.我们还可用「行为学的节制」代替「道德的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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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三、「正确了解的」利益和谐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人盲目地赞美他们的祖先在原始的「自然境界」所享受的幸福。经由这些古老的神话、童话、和诗歌,这种原始幸福的影像就成了十七、十八世纪一些流行的哲学的成份。在他们的用语中,「自然的」这个形容词,是指在人事方面是好的和有利的,而「文明」一词则有「臭名」或「耻辱」的涵义。人脱离了原始境界(在原始境界里面,人与其他动物很少差异)就被认为人的堕落。当时,这些赞美往古的浪漫主义者宣称:那时人与人之间没有冲突。在伊甸园里面,和平不受干扰。

可是,自然并不造就和平和善意。「自然境界」的特征是不可和解的冲突。每个人是其他所有的人的敌对者。生活数据是稀少的,养不活所有的人。冲突决不会消灭。如果有一帮人为打击共同的敌人而联合起来,在敌人被消灭了以后,在这帮胜利者当中又会为战利品的分配问题而发生新的冲突。冲突的根源,总是在每个人的所得份都会减削别人的所得份。这是一个不容和平解决的难题。

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成为可能的,是分工后的较高生产力。它消除了自然的利益冲突。因为凡是有分工的地方,就不会再有「不可增加的供给量」的分配问题。幸亏在分工下劳动的较高生产力使财货的供给量加倍增加。这是个显着的共同利益。保持并加强分工与合作,会消灭一切根本上的冲突。行为学上的竞争,代替了生物学上的竞争。它使社会全体份子的利益达于和谐。不可和解的生物学上的竞争所从而发生的那个条件——也即所有的人大体上是争夺一些相同的东西这个事实——转变成有利于利益协调的一个因素。因为许多人,甚至所有的人都要面包、衣服、鞋子、和车辆,所以,这些货物的大规模生产才行得通,而且生产成本也因之减低,大家可以低价买到。与我同时同地的一些人,和我一样,也需要鞋子这个事实,并不使我更难于得到鞋子,而是使我更易于得到,抬髙鞋子价格的是「自然没有供给更多的皮革和其他必然的原料」以及「要把这些原料做成鞋子,必须忍受劳动的负效用」这个事实。那些和我一样急想买到较便宜鞋子的人们的行为学上的竞争,使鞋价便宜,而不是使鞋价更贵。

这就是关于市场社会中,全体份子之利益的正确了解的利益和谐定理的意义[6]。当古典经济学家作这个陈述时,他们是要强调两点:第一、每个人都利于社会分工的保持,这个制度使劳动的生产力加倍增多。第二、在市场社会里面,消费者的需求终于指导一切生产活动。「不是所有的人的欲望都可满足」这个事实,不是由于不适当的社会制度或市场经济制度的缺陷。这是人生的一个自然状态。「启然赐予人类不竭的财富丄「贫穷苦难是由于人们不能组成一个好的社会」这个信念是完全错误的。改革家和空想家描述成天堂般的那种「自然境界」,事实上是一个极端贫困的境界。边沁说过:「贫穷不是法律的作品,而是人类的原始状态」[7]。这就是说,就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来讲,也比没有社会合作时的人们,生活好得多。他们也受惠于市场经济的运作而分享文明社会的利益。

十九世纪的改革家们也未放弃原始的人间天堂这种神话。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把它纳入马克斯的人类社会进化论。但是,他们不再把黄金时代的极乐世界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改造的模型。他们把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的邪恶,和将来人们在社会主义的福地所可享受的理想幸福相对照。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将会解除资本主义用以箝制生产力发展的那些束缚,将会无限地提高劳动的生产力,无限地增加财富。自由企业和生产手段私有制的保存,只是有利于少数寄生的剥削者,对于大多数的工人是有害的。因此,在市场社会的架构里面,「资方」和「劳方」之间不可和解的冲突总是盛行的。这种阶级斗争的消失,只有在一个公平的社会组织——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是干涉主义的——代替了显然不公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

这样的说法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普遍接受的社会哲学。这不是马克斯创造的,尽管它的流行是由于马克斯和马克斯门徒们的著作。现在接受这个说法的,不仅是马克斯的门徒们,有许多强调反马克斯主义的人们以及口头上赞成自由企业的人也接受它。它是罗马天主敎的社会哲学,也是安格鲁天主敎的社会哲学;新敎各派和东正敎中许多有名的人物也支持它。它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乃至各形各色干涉主义所共有的一个主要部份。它是德国Hohenzollerns皇室和法国力图复辟Bourbon-Orleans王朝的保皇党人的社会政治哲学,乃至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者所共同的意理。至于这些方面和党派之间的对立或敌对,只是关于一些偶然事件——例如宗敎、敎条、宪政制度、外交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关于用以代替资本主义的那个社会制度的特质。但是,他们都同意于一个基本的说法,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是有害于工人农民这绝大多数人的主要利益的;他们都以「社会正义」的口号要求废除资本主义[8]。

所有的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作家以及一些政客们,都是从两个基本的错误观点来分析批评市场经济。第一、他们没有看出:凡是为将来的欲望满足而作准备的一些努力——也即人的一切行为——必然是投机性的。他们天眞地假定,关于用来为消费者作最好准备的那些方法,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主管生产的独裁者(production tsar或中央生产管理局)来投机(推测)。他「只」要用那些有利于他的子民们的那些方法。主张计划经济的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工作是要为将来的欲望满足作准备——将来的欲望是与今天的欲望不同的;是要以最方便的办法为这些不确定的未来欲望作最好的准备,而使用各种可用的生产因素。他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是要把稀少的生产要素分派在各种生产部门,而分派得使那些被认为更迫切的欲望较那些次迫切的欲望先得到满足。这个经济问题决不可与技术问题混淆。技术知识只会吿诉我们,在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水平下,可以成就些什么。它不答复像「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在许多可采用的生产程序中,应该采用那一个」这一类的问题。主张计划社会的人们,不懂得这个要点,所以,他们迷信主管生产的独裁者在他的决定中不会有错。在市场经济里面,企业家和资本家不能避免犯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们既不能正确地知道消费者想要什么,也不能正确地知道,他们的竞争者要做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经理,是不会犯错的,因为,只有他有权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也因为没有别人的行为会干扰他的计划[9]。

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经济的批评所涉及的第二个错误,是来自他们错误的工资理论。他们没有看出工资是对工人的成就——他的努力对有关货物之加工的贡献——所支付的代价,或者如一般人所说,工人的劳务增加了原料的价值,工资是对这个价值所支付的代价。不管是计时的工资或计件的工资,雇主总是购买工人的劳务而不是购买他的时间。所以,「在未受束缚的市场经济里面,工人对于他的工作没有亲身的兴趣」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社会主义者说,那些以每小时、每天、每周、每月,或每年为单位赚得工资的工人,当工作有效率的时候,并不是受他们自己的自利心所驱使;这是最错误的说法。在论时计工制下的工人,之所以不敢疏忽、不敢胡混,并不是崇高的理想和责任感发生作用,而是一些很实在的论证在督促他。工作愈多、愈好的工人,协到愈高的报酬,想赚得更多的工人,必须增加他所完成的量,并改善他所完成的质。雇主们决不会胡涂到让他们自己受懒惰工人的欺骗;他们决不会胡涂到像那些给成羣胡混的官僚们照例发放薪水的政府。工人们也不会愚昧到不知道偷懒和无效率是要在劳动市场上受严重惩罚的[10]。

社会主义的作家们旣把工资在行为学上的性质误解了,而又以这个误解的工资论作基础(这是个不稳定的基础),提出关于「劳动生产力将因他们的计划之实现而增加」这种异想天开的神话。他们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作热情受到严重的损害,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收获他的劳动成果,他的辛辛苦苦只是增加雇主——寄生的不作事的剥削者——的财富。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工人将会知道,他的工作是为社会的利益,而他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这个认识会促使他尽最大的努力来工作。劳动生产力于是大大地增加,因而财富也大大地增加。

但是,把每个工人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视同一体,这纯然是个法律上的和形式上的虚构,而与真实的事情无关。一个工人在加强他的努力时所作的牺牲,只是他一个人单独承担,而那因他的加强努力而增加的生产,只有极小极小的一部份分到他,而改善他的福利。如果一个工人偷懒怠工,他就完全享受这休闲的快乐,至于因他的偷懒而减少的生产,对于他所分得的那一份,减少得微乎其微。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所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自利心发生的一切诱因,完全消失了,而且,还对偷惰的人给以奖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利心激发每个人的勤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使每个人懒惰。社会主义者还可胡扯地说:社会主义社会的降临,会使人性发生神奇的改变,高尙的利他心将会取代卑鄙的自利心。但是,面对现有的经验,他们再也不应该沉溺于这种神话了。[11]

凡头脑淸醒的人,都会从这些彰明较着的理由得到这个结论——在市场经济里面,劳动生产力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得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这个认识并没有从行为学的,也即科学的观点,解决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与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之间的争论。

不顽固、没有偏见,且具有善意的社会主义者还可这样说:「在市场社会里面生产出来的净所得总额P,可能大于社会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净所得总额p。但是,如果社会主义制度把p平均地分摊给社会所有的份子(也即,p/z=d),则那些在市场社会里面,其所得小于d的人们,将会因为社会主义替代了资本主义而得到利益。而且,这一组人可能是社会的大多数。不管怎样,市场社会全体份子的利益和谐这个说法之站不住,是很明显的。由于市场经济的存在,有一羣人的利益是受害的,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的生活就好得多。」对于这个论断,自由主义者们有异议。他们相信p会远远地落在P后,以致d会小于市场经济里面赚得最低工资的那些人的所得。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这个反对论,无疑地很有根据。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论点所加的驳斥,却不是基于行为学上的考虑,所以缺少行为学的论证所固有的那种明确而不容争辩的说服力。它是基于一个有关联的判断,P与p两个数量之差的估计。在人的行为方面,这种数量的知识是得之于领悟,关于领悟是不能得到大家完全同意的。行为学、经济学、和交换论都无助于这样的数量问题的纷争之解决。

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还可再进一步说:「即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人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最穷的人还穷,我们还是要拒绝资本主义。我们基于伦理的理由,看到资本主义是不公平的、不道德的制度而不赞成它。我们基于通常所说的非经济的理由而赞成社会主义,即令它减损了每个人的物质福利,我们也宁愿忍受。」[12]这种对物质福利傲然无动于中的态度,是一些逃避现实的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和禁欲的隐士们的特权,这是不容否认的。可是,相反地,使得社会主义受人欢迎而博得许许多多的人拥护它的,却是「它会比资本主义给大家更多的生活舒适」这一幻想。但是,无论如何,这样偏袒社会主义的议论,不是那些从劳动生产力方面来理论的自由主义者所能影响的。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如果对于社会主义的计划所提出的反对理由只是说「社会主义将会降低所有的人,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再也没有其他的理由提出,那么,就行为学来讲,要宣布一个最后判断,那是不可能的。人们应该基于价值判断的立场和关联判断的立场,来判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他们应该在两个制度之间来选择,正如同在许多别的东西之间加以选择。我们无法发现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以把这个争论解决得叫每个头脑淸醒的人都同意。每个人的选择自由和判断自由,不可用任何借口来消灭。可是,事情的眞相完全不同。在这两个制度之间是不容选择的。人类的分工合作只有在市场经济里面才有可能。社会主义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社会经济组织制度,因为它缺乏任何经济计算法。对于这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是本书第五篇的事情。

确认这个事实,并不等于眨抑从生产力方面推论出来的社会主义反对论的确实性和说服力。这个反对论是很有力的,以致淸醒的人谁都不迟疑地选择资本主义。可是,这种说法仍然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同制度之间的一种选择,接受一个制度,拒绝另一个制度。但是,这不是二中取一的事情。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因为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之建立是人力做不到的。这个选择不是两个制度之间的选择,而是资本主义与混乱之间的选择。在一杯牛乳和一杯钾氰化合的溶液之间来选择的人,不是在两种飮料之间选择,而是选择于生死之间。一个社会,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选择,不是在两种社会制度之间选择,而是选择于社会合作和社会解体之间。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它是我们人类能在其中过着人的生活的任何制度的替代物。强调这一点,是经济学的任务,正如同强调钾氰化合的溶液不是飮料,而是致命的毒物,乃是生物学和化学的任务一样。

事实上,生产力的议论是有坚强的说服力的,以致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旧策略而耍新的手法。他们急于想转移论点,而把独占问题抬出来大事喧嚷。所有现代的社会主义宣言,无不在独占这个问题上面大做文章。政治家和敎授们也争先恐后地描述独占的罪恶。我们这个时代,简直被叫做独占资本主义的时代。今天,偏袒社会主义的前锋议论,都是涉及独占问题的。

不错,独占价格的出现(不是指未索取独占价格的独占之出现),引起了独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独占者不是按照消费者的愿望来生产独占货物的。独占价格高到什么程度,独占者利益就优于大众的利益到什么程度,而且,市场的民主也就受到限制。有了独占价格,就有了利益冲突,而非利益和谐。

关于在专利权和版权制度下,因出卖物品而接受独占价格的那些说法,是可能发生争论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专利权和版权的立法,则这些书籍、乐谱、技术的创新不会出现。大众支付独占价格所买到的东西,是在竞争价格下所买不到的东西。但是,我们很可不管这个问题。这与我们今天大独占的争论没有什么关系。当人们讨论独占的坏处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在那未受束缚的市场经济里面,有个一般的而不可避免的趋势,趋向于以独占价格替代竞争价格。他们说,这是「成熟的」或「后期的」资本主义的特征。不管在早期资本主义的演进中情形是怎样,也不管对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正确了解的利益和谐这个说法的有效性是如何想法,现在再也没有像和谐这样的问题了。

上面曾经指出[13]独占化的趋势是没有的。许多国家有许多货物是以独占价格出卖的,而且,还有许多货物在世界市场上以独占价格出卖。但是,几乎所有的这些独占价格的事例,都是政府干涉的结果。它们不是产生于那些活动于利伯维尔场上的因素的相互作用。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是为抵销巿场价格的决定力量而作的那些努力所引起的后果。说到「独占的资本主义」,这是歪曲事实的说法,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说「独占的干涉主义」,或「独占的国家主义」。

至于那些在一个不受束缚和政府干涉的市场上也会出现的独占价格,是属于次要的。这些独占价格是些产量不多,而集中于某些地区的原料的价格,因而是地域性的有限空间的独占。可是,在这种情形下,即令政府的政策旣没有直接也没有间接要建立独占价格,而独占价格也是会出现的。消费者的主权,不是完全的,市场的民主程序,也是有些运作上的限制的,这是我们所必须承认的。在某些例外而稀少的次要事例中,即令在一个未受政府干涉的束缚和破坏的市场上,生产要素的所有主和别人之间的冲突也是有的。但是,这些冲突的存在,并不损害市场经济里面大家利益的一致性。市场经济是个唯一能够运作,而且实际上已经在运作的社会经济组织。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它弄不出一个经济计算的方法。干涉主义所引起的后果,从它的主张者的观点来看,一定比它所想更换的那个不受束缚的市场经济的情形要坏些。而且,当它推行到超越了一个狭窄的实用范围以后,它就要马上毁掉它自己[14]。情形既是这样,唯一能够保持并进而加强社会分工的社会秩序,就是市场经济。凡是不愿社会合作归于瓦解,而回复到原始野蛮状态的人们,都乐于市场经济永久保持下去。

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正确了解的利益和谐那些敎义,是有些缺点的,他们没有看到市场的民主程序是不完全的,因为,在某些次要的事例中,即令在未受束缚的市场经济里面,独占价格也会出现。但是,更为明显的是,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决不能被认为是社会经裙组织的一个制度。古典经济学家的利益和谐论,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以为毫无例外地,生产要素的所有主总是受市场程序的驱使,不得不按照消费者的愿望来运用他的资产。现在,这个命题必须放在「在社会主义下没有经济计算的可能」这个知识的基础上。


[6] 我们也可用「长期的利益」来代替「正确了解的利益」。

[7] 参考Betham, Pinricples of the Civil Code, in "Works," I, 309.

[8] 罗马敎会的官方敎条摘录于敎皇Pius XI的通谕Quadragismo anno (1931)。安格鲁天主敎的敎条是由Canterbury的大主敎William Temple写在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Order (Penguin Special, 1942)这本书里面的。欧洲大陆新敎敎义的代表作,是Emil Brunner的Justice and the Social Order这本书(M. Hottinger译。New York, 1945。)。一件很有意义的文献是一九四八年九月the World Council of Chruches提出的报吿里面论「敎会与社会混乱」这一节。这件报吿是向出席会议的一百五十个旧宗派的代表们建议采取适当行动。关于俄国东正敎最杰出的说敎者Nicolas Berdyawe的一些想法,参考他的The Origin of Russian Communism (London, 1937),尤其是pp.217-218和225。我们常常听说:马克斯党人与其他社会主义及干涉主义党人之间的主要不同,是马克斯党人主张阶级斗争,而其他党派则把阶级斗争看作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利益冲突的一个可悲的结果,而想用他们所推荐的改革来消除它。但是,马克斯党人并不是为阶级斗争而鼓吹阶级斗争。在他们的心目中,阶级斗争之所以是好的,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有用的手段,凭这个手段,「生产力」(在马克斯主义中,生产力是指导人类演进过程的一个神秘力量)就必然使「无阶级的」社会实现,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旣无阶级,当然也就无阶级冲突。

[9] 关于这个迷信的彻底揭穿,见本书第五篇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能。

[10] 参考第二十一章第五节。

[11] 本文所驳斥的这个敎条,John Stuard Mill是个最好的说明者。(参考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eople's ed. London, 1867], pp. 126 ff)。但是,Mill只是为着反驳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议论而用到这个敎条。那个议论是说,消灭了对自利心的诱因,那将有害于劳动生产力。他没有盲目到这样讲:劳动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会加倍提高。关于Mill的理论之分析和辩驳,参考Mises, Socialism, pp. 173-181。
[12] 这种议论方式,是许多有名的基督敎社会主义的宣传家所常用的。马克斯的门徒之宣扬社会主义,则是基于「社会主义会使生产力倍增,而为每个人带来空前的物质福利」这个理由。仅仅是在最近,他们才改变他们的宣传策略。他们宣称,苏俄的工人比美国的工人更快乐,尽管他们的生活水平比美国工人低得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下,就凭这一点,就可补偿物质的困苦而有余。

[13] 参考第十六章第六节。

[14] 参考本书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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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四、私有财产

生产手段的私有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建构。这个建构的存在是市场经济之所以为市场经济的特征。凡是没有这个建构的地方,那就没有市场经济的问题。

所有权就是对那些会来自财货的劳务之充份控制。这个行为学上的所有权和财产权观念,有别于各国法律所陈述的所有权和财产权的定义。政府机构以强制办法使任何人得免于权利之被侵占,因而给了财产所有者之充份的保障,这是立法者和法庭所持有的财产的法律概念。如果这个目的适当地实现了,则财产权的法律概念与行为学的概念是一致的。但是,现在的情形不是如此,而是有了一些废除私有财产的趋势,即经由法律的改变,把财产所有主对他的财产有权作的那些事情的范围改变了。这些改革,固然保留私有财产这个名词,而其目的在于以公有替代私有。这个趋势是各派基督敎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计划的显着特征。但是,这些派别的领袖们,像纳粹哲学家Othmar Spann那样直言不讳的倒也不多。Spann曾明白宣称,他的计划一实现,私有权这个建构,将只保留「形式的意义,事实上只有公有权。」[15]为着免于流行的谬见和混淆,对于这些事情有提出的必要。行为学在讨论私有财产的时候,是讨论实际的控制,而不是讨论法律的一些名词、概念和定义。私有财产是指财产所有主决定生产要素的使用,而财产公有,则是指政府控制生产要素的使用。

私有财产是个合乎人性的设计。它不是神圣的。它在历史的早期就已出现了,那时,人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把那些尙未成为任何人财产的东西据为己有。有财产的人,其财产一再地被没收。私有财产史可追溯到它是发源于一些非合法的行为。但是,现在每个财产所有主或者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合法继承人,被继承者之得到所有权,或由于据有无主之物,或由于强夺别人。

每一笔合法财产权或可追溯到自由据有,或可追溯到强行掠夺。但是,不管怎样,这对于市场社会的情况没有什么关系。市场经济的所有权,再也不和私有财产的远古起源相联关。远古发生的那些事情,淹没在原始人类史的黑暗中,无关于我们的今天。因为,在一个未受束缚的市场社会里面,消费者天天在重新决定,谁应该保有财产以及自该保有多少。消费者把生产手段的支配权分派给那些最善于用它们来满足消费者最迫切欲望的那些人。只有在法律的和形式主义的意义下,财产所有主纔可被看作自由占有者或强行掠夺者的继承人。事实上,他们是受消费者的委托,受市场运作的指导而为消费者好好服务的一些人。资本主义,是消费者群的自决所成就的一种经济秩序。

私有财产在市场社会里面的意义,与那在每个家庭自给自足制度下的意义,根本不同。在每个家庭经济自给自足的场合,私有的生产手段,完全是为财产所有主服务。只有他收获那些从财产运用得来的全部利益。在市场社会里面,资本和土地的所有主如想享受财产的利益,必须利用财产来满足别人的欲望。为着要从自己的所有权得到利益,他们必须为消费者服务。正由于他们保有生产手段这个事实,使得他们不得不顺从大众的愿望。财产权只对那些知道以最好方法为消费者的利益来利用的人们而言,纔是一项资产。这是一个社会功能。


[15] 参考Spann, der wahre Staat (Leipzig, 1921), p.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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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五、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冲突

通常的看法总以为,我们这个时代引起国内和国际战争的根源是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一些「经济」利益的冲突。内战是「被剥削的」大众对「剥削」阶级的造反。国际战争是一些「无」的国家对那些把自然资源不公平地据为己有的国家的反抗。面对这些事实而还讲正确了解的利益和谐,这种人如果不是白痴,就是替不公平的社会秩序做辩护的坏人。明智而诚实的人,谁也不会看不出今天有些不可和解而只能用武力解决的冲突普及各处。

我们这个时代确确实实充满了引起战争的冲突。但是这些冲突不是发生于未受束缚的市场社会的运作。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经济卫突,因为它们关涉到通常所说的经济活动方面的生活面。但是,如果从这个名称而推论到这些冲突的根源是在市场社会里面发展出来的那些情况,这就是严重的大错。产生这些冲突的,不是资本主义,倒是那些目的在于阻碍资本主义功能的反资本主义的政策。这些冲突是来自各形各色的政府干涉:干涉工商业、限制移民、歧视外国的劳工、外国的产品、外国的资本。

这些冲突,不会从未受束缚的市场经济里面产生。试想象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面每个人都自由生活、自由工作,想到那里去就可到那里去,想如何选择就可如何选择,试问这些冲突的那一项还会存在。试想象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面生产手段私有这个原则完全实现,资本、劳动和货物的流动没有任何障碍,法律、法庭、和行政官吏都不歧视任何个人或团体,不管是本国的或外国的。试想象这样的一种情况:政府的任务只限于保护个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以免暴力或诈欺的侵害。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画在地图上的国家疆界不妨碍任何人追求他所认为値得追求的事物。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人都不会对自己国家疆界的扩张有何兴趣,因为他不能从这扩张得到什么利益。征服别国不値得,战争变成无用的行为。

在自由主义兴起和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时代,绝大部份的人们只消费在他们附近可以得到的那些原料制成的东西。国际分工的发展大太地改变了这个情势。从遥远的国家输进来的食物和原料是一般大众消费的东西。欧洲最进步的一些国家,只有在物价高到使他们的生活标准大大降低的时候才不要这些输入品。他们对于那些迫切需要的矿物、木材、油类、谷物、脂肪、咖啡、茶叶、可可、水果、羊毛、和棉花等的输入,必须靠输出工业产品以支付代价,这些工业产品大都由输入的原料加工制成的。他们的主要利益受害于农产品生产国的保护贸易政策。

两百年以前,一个非欧洲国家是否有效率地利用它的自然资源,对于瑞典或瑞士,没有什么关系。今天的情形,就不同了。一个富有自然资源的外国,如果经济落后,就会伤害到所有别的国家,假定这些别的国家的生活水平要靠那些国家的自然资源之适当利用才可提高的话。每个国家的无限主权这个原则,在政府干涉工商业的世界里面,是对所有国家的一个挑战。「有的」国家与「无的」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实在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只是在一定的情况下才发生,即任何主权政府可以自由妨害本国资源的好好利用,以致剥夺了消费者所可得到的利益,因而伤害了所有有关的各国人民(包括本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冲突才会发生。引起战争的,不是主权本身,而是那些不服从市场经济原则的政府所运用的主权。

自由主义不会、而且也未曾把它的希望建立在各国政府的主权之废除上,这是个会引起不断战争的冒险。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经济自由这个观念之获得普遍承认。如果所有各国的人民都成为自由主义者而认识到经济自由最有益于他们自己,则国家主权再也不会惹起冲突和战争。维持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旣不是国际条约和盟约,也不是国际法庭以及那已瓦解的国际联盟和它的后继者联合国这一类的组织。如果市场经济的原则被普遍接受,则像这一类的权宜办法都是不必要的;如果这个原则不被接受,那些办法终归无用。永久和平只会是些意理改变的结果。只要人们固执Montaigne敎条而认为经济繁荣只有靠牺牲别国才可求得,则和平也者,不过是下一次战争的预备期。

经济国家主义与永久和平是不兼容的。可是凡在政府干涉工商业的地方,经济国家主义是无法避免的。凡在没有国内自由贸易的地方,保护主义是免不了的。凡在政府干涉工商业的地方,自由贸易即令在短期以内,也会使各种干涉政策所追求的目标终归失败[16]。

如果相信一个国家会长久容忍别国严重地伤害本国国民的那些政策,那就是个幻想。我们假想联合国早在一六〇〇年已经成立,而北美的一些印第安部落被承认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于是这些印第安国的主权应该被承认为不可侵犯的。他们有权排斥所有的外人,不让外人进入他们的领土,不让外人利用他们自己所不知道利用的自然资源。有谁眞会相信国际盟约或窻章会防止欧洲人不侵入这些国家?

地球上有许多极丰富的矿藏而所在地的居民太无知、太懒情、或太笨拙,因而不能利用自然赐予的这些资源。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阻止外人开发,或者那些政府的作为,武断到使外人的投资没有完全保障,那么,对于所有有关各国的人民是严重的损害。因为他们的物质福利可以因这些矿藏的更善利用而增进。这些政府的这种政策无论是文化落后的结果,还是推行干涉主义和经济国家主义这一类时髦观念的结果,这都不关事。这两种情形的结果是一样的。

靠一厢情愿的想法来消除这些冲突,是无济于事的。造就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是一些意理的改变。惹起战争的,是现在的一些政府和政党所几乎一致采纳的那个经济哲学。照这种哲学看来,在未受束缚的市场经济里面,各国间的利益有些不可和解的冲突。自由贸易对国家有害;它带来贫穷。用贸易壁垒来阻止自由贸易为害,这是政府的职责。为着论证简便起见,我们且不提「保护政策也会伤害实行这个政策的国家利益」这个事实。但是无疑地,保护主义的目的在损害外国人的利益,而且也实实在在损害了他们。如果那被害者自认为其国力已经到足以武力排除别国的保护政策的时候,而你还相信那被害者仍会容忍别国的保护政策,那眞是幻想。保护主义的哲学是一种战争哲学。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战争,不是与流行的一些经济学说不兼容的,恰相反,它们正是实行这些学说的必然结果。

国际联盟的失败,不是失败于组织的不健全,而是失败于缺乏眞正的自由主义精神。它是一些感染了经济国家主义而专心于经济战争的政府的一个集会。一方面,那些代表画只是空谈国与国之间的善意,另一方面,他们所代表的那些政府则在加害其他国家。国际联盟二十多年的作为,表征在每个国家对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作战。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保护关税与二十几年代及三十几年代发展出来的那些辨法一即,禁运、贸易量的控制、外汇控制、货币贬値等等^较,的确温和些。[17]

联合国的前途不是较好,而是更坏。每个国都把输入,尤其是工业制成品的输入,看作一个灾难。尽量地排斥外国的工业制成品不让进入本国市场,这几乎是所有的国明明宣吿的目标。几乎所有的国都要反对贸易入超。他们不要合作;他们是要保护自己免受他们所认为的合作的危害。


[16] 参考第十六章第六节及后面的第三十四章第一节。

[17] 关于国际联盟为消除经济战而作的那些努力之失败,参考Rappard, Le Nationalisme économique et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Paris,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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