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积分排行榜   注册   登录
Mises Circle
Time for Mises's Privat Seminar.
现在注册
已注册用户请 登录
Weibo login btn
3c5044a2611
Mises Institute

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7caf96a5eb7
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Verified阳子居 large avatar
Mises Circle  ›  中文

走出Frankenstein的恐惧抑或投入大探索者的怀抱 ——漫谈科学家贺建奎“基因编辑”的伦理正当性

阳子居 Jiav · 11 个月前 · 428 次点击 · 11.89645541


走出Frankenstein的恐惧抑或投入大探索者的怀抱

——漫谈科学家贺建奎“基因编辑”的伦理正当性

文/阳子居

整整两百年前的1818年的英国,一部后来被誉为科幻小说和恐怖小说鼻祖的作品问世,这就是玛丽雪莱的《Frankenstein》(《弗兰肯斯坦》/《科学怪人》),主人公弗兰肯斯坦是一位热衷探索的生物科学家,他利用尸体创造了一个人造巨人,但是善良意图却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的可怕后果。这个故事是文艺家对于先进科学实验与前沿科学家的恐惧想象,它成为了后世人们思考前沿科学伦理正当性的一个经典标杆,换句话说,就是两百年后的人们尚未跳出这位英国诗人雪莱妻子的思维的局限。

两百年后的中国,有一位科学家,叫做贺建奎,他被媒体称为实验“定制婴儿”的科学狂人。古谶有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当贺建奎先生甫一公布“基因编辑”婴儿降生这个消息,很快122个中国科学家的联名抗议信将兴奋鼓舞了半天的全国舆论拧向对贺建奎先生的汹涌挞伐。而今天新京报关于这个热点事件的新闻标题汇总,令人脊背发凉。

但是汹汹众口背后,隐藏着的则是陈腐不堪的伦理大棒!

首先,那些诛心之论完全可以忽略,因为它们无比肤浅而且虚伪。它们说贺先生对胚胎基因进行编辑以实现免疫艾滋病的研究是为了名,或者为了利,针对这些批评,亚当斯密就已经正确地指出过了,我们日常所享受的种种生活便利,都是提供服务者出于公益或者慈善,而是他们的自利需要。因此,即便贺先生就是为了名利又如何?而把自己打扮成人类整体利益福祉代言人的人们,安兰德女士早就辛辣地嘲讽过了:“利他主义的理论根源是对有能力的人的妒忌和仇恨的心理。”

我这里重点要谈的是真正的科学伦理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大多数人都被舆论和专家那些琐碎的伦理教条所迷惑了:道德伦理委员会来判定一场科学实验的伦理正当性;可行性的论证来避免草率与鲁莽,专家同行的评议来确定科学性和严谨性,风险和收益的评估来杜绝风险等等。听起来特别令人放心和信赖。还有一条,会让人们热血沸腾或者热泪盈眶:为了全人类的福祉。甚至有人立起了霍金的flag:超级人类。如果允许基因编辑,那么有人就会这么做,于是贺建奎先生俨然已经成了Frankenstein。

英国皇家生物学会会员约翰哈里斯说得好:如果让科学家们来评估,那么人类的有性繁殖就不会被许可,因为鲁莽,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鬼知道两个男女鬼混在一起生出来的后代的基因是怎样的,会不会把人类带向不可知的毁灭深渊呢?这两个男女混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政府的卫生机构许可?

不可否认,基于审慎的理性原则,旁人或者专家的建议,在专业领域内,确实可以成为当事人行动的参考意见。但是如果当事人绝不听从,即便是专家和权力者也是无从置喙,更无权力干涉的,只要当事人没有碍着别人就可以了。一切伦理的基础,包括所谓科学伦理,只能建立在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尊重之上。

我们检视一切当代人们所倡导的所谓权利,如果要正确地理解它们,而不至于成为一团浆糊式的混乱不堪的不同阵营各取所需的空洞概念,就必须把它们回归到最初的权利:人身自由权利。一个个人,完全拥有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权利。中国先秦思想家杨朱所谓“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一个女人完全拥有自主权利去和另外一个人婚配生子,而不必去考虑对于全人类基因的问题。一个贵族女人下嫁穷酸书生,一个白人女子与黑人结合,有没有可能让人类基因出现了新的不可预知的变化呢?当然都有可能,但是基于现代权利观念,我们自然懂得,拿着包括基因健康的大棒去扼杀他们的婚姻是邪恶的。而这些男男女女突破各种世俗伦理的偏见终究走到一起时,人们为他们欢呼,认为这是爱情的胜利,人权的胜利。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因为我们受到了现代婚姻观念和权利观念的洗礼。

当一个女人因为各种意外而怀上了自己不想养育的孩子,她选择让这个胎儿流产,尽管旁人会觉得可惜,宗教信徒甚至会为此而怒气冲冲,但是总有地方让她实现这个目的。这个女人的行为是杀人行为吗,这个女人是杀人犯吗?

让我们回归到人对自己身体完全拥有主权来分析吧。这个腹中的胎儿完全寄生在母体上,完全受母体的养育和保护,除了它将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刻脱离母体而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之外,它和母体内的其他脏器没有区别,它几乎就是一个独特的母体脏器。同时,在事实上,人们也认识到这个母体内的胎儿没有可能性独立做出有关于它自己命运的任何决定,就跟心脏无法这样做一样。所以,把它从母体中去除,我们几乎可以理解为摘除了一个脏器。可以这样做的人,只能是拥有母体的那个人。

甚至,即便是降生为人的幼小婴儿,他除了因为剪断了脐带而独立于母体之外,和胎儿没有任何差别,所以,几乎所有有关于这个小婴儿的事情,也全都被我们认可为可以由其父母,有时候特别是母亲来决定。比如注射疫苗,比如进行某些手术,完全不必去征询婴儿个人的意见,因为不要说表达,他确确实实没有任何独立的意见。当然,由于小婴儿已经脱离了母体,有了成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基本条件:身体上的独立性,所以他的生死,此刻不由其父母任意剥夺了。随着孩子由小婴儿长大为大婴儿,甚至儿童少年,他在精神上也日益具备独立性,终于有一刻,他完成了从一个附属的不完全的人,成为了一个具备完全自主权利独立个体。这个时候,他从父母那里收回所有作为个人独立个体,曾经被父母代为享有的权利,他和父母成为了各自平等独立的人,任何有关于他的决定,如果凌驾于他的意志之上,都应被认为是不正当的。而在出生到成人之间那个时期,父母代替他做出很多决定,比如接受教育,接受治疗。即便是孩子有所抗议,父母一定程度的加以强制执行,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没有人会因为孩子的哭闹而觉得父母给孩子治病是违反人伦的。甚至我们认为,因为前述那种天然的血缘联系,以及监护责任关系,除了父母,几乎不存在能够更好地替孩子做主的人了。(欧美有些国家那种由于孩子的哭闹或者抗议而粗暴地剥夺父母对于孩子监护权利的法律政策是荒谬邪恶的。)

基于此,在母体内的胎儿,或者胎儿之前阶段的受精卵,父母,主要是母亲,应当拥有完全的权利,决定它的任何事情。既然除去它都可以被允许,那么出于预防疾病目的的基因编辑,在自然权利的伦理上自然应当是站得住脚的,在现实中,一个胎儿如果被查出患有某些先天性疾病,父母可以做出治疗或者流产的决定,鲜有人会认为这样做不正当。(美国的保守派不这么看,反对任何理由的堕胎,这是出于宗教观念,如果这种伦理观只是在舆论层面起作用,这个无可厚非,如果在行动上对父母造成强制,那么我认为是绝对不正当的。)

有人认为,人为进行的基因编辑所改变的基因最终有可能扩散到整个人类的基因中,有可能对整个人类造成不可预知的风险和威胁。这种耸人听闻的恐吓毫无逻辑性,因而这种分析也缺乏伦理上的正当性。人类的基因会不断地在人类中间产生变化,一个个体的某些行为都可能影响到基因。至少,每一对夫妻的每一个繁殖行为,都给人类基因带来了不可预知的变化,那么我们是否需要一个伦理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来审查每一对夫妇的每一次生殖行为呢?理由就是这样冠冕堂皇:为了全人类基因的安全!!!

古人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试问,除开父母,有谁胆敢说你比这个孩子的父母更爱这个孩子?而有的人就是任性地挥舞着所谓全人类基因安全的大棒无情冷漠地击打着为自己未来会长大成人的孩子谋划的父母。你们怎么会这样义正词严,怎么会这样道貌岸然呢?

在科学探索中,如何权衡冒险与审慎之间的关系,也是被认为属于科学研究伦理的问题。贺建奎先生的科学实验被认为是莽撞而不必要的。

确实一个人在从事或者参与某些行动,包括实验的时候,需要考虑这些东西。比如专业人士们认真检视贺建奎团队公布的相关数据数据和实验程序,提出很多质疑和批评,甚至发现不少令人惊讶的漏洞,这是一个行业发展成熟的表现。但是问题在于所谓伦理正当性,就是谁具有决定权,来决定更加审慎地去做,还是更加冒险地去做?我以为还是要基于前述的个人自主权利来进行正确的理解。一个科学家,他首先是人,在自主自愿自由的状态下,他从事自己的研究,他联合他人进行研究,他在尊重被实验人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进行研究。任何组织机构没有一点正当权利去干涉这样的行动,因为无论你是怎样所谓的权威机构,或者人数众多的组织,你都是在拿你这个机构或者组织或者人群的自私的诉求去强迫那个自主行动的人。

人类筚路蓝缕的科学进步,经济进步,政治进步和文化进步的历程,几乎每一步都是如此:一个个体的独立自主的看似冒险的行为,被权威或者大众认为伦理上大逆不道,不可接受,因而遭到无情地挞伐和扼杀。不去赘述古代科技史上那些火烧某某的经典案例了。如今惠及无数家庭的“试管婴儿”技术,在它诞生之初的遭遇,和贺建奎先生目下所遭遇的境况何其相似。

剑桥大学教授爱德华兹荣获2010年诺贝尔奖,以表彰他所开创的体外受精技术使得数百万人得以降生,为数百万家庭带来快乐。但是当他和同事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引发了巨大的伦理争议,“许多宗教领袖甚至科学家都站到反对的阵营,要求爱德华兹立即停止‘扮演上帝’的做法。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也一度拒绝为爱德华兹提供研究资金,但是来自私人的捐赠使其能继续进行此项研究。”(《新京报》)

前沿科学家研究克隆技术,研究3D打印器官的技术,研究AI的技术,每一个让公众感觉匪夷所思的研究,几乎都会引发舆论的轩然大波。舆论产生反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有关人士如果借助于权力去阻止那些正在从事着自主自由研究的勇敢探索者,那么就真正悖逆了正当的科学伦理。

完全杜绝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科学探索是不存在的,完全预测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且要全部的告知被实验者,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要满足这样的要求,那么就只能是停止一切向着未知领域探索的行为,也就是停止任何进步。

美国学者肯斯库兰德在畅销书《格列宝历险记》中提及了一个叫做大探索者的角色,他说:“自由是人们肩上的巨大负担,因为它要求运用精神和意志。”“自由意志将使你完全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人,有价值观和能选择的人,我告诉你们,却可能犯错误,甚至知道自己因为选择而带来了苦难,这个苦难就是责任。”贺建奎先生和那对夫妻大概就是选择了担负责任之苦难的自由人。但是大探索者这样说,并不是号召大家这样做,而是告诉大家,为了避免承受苦难的责任,免于被风险和不确定性所困扰,大家交出自己的选择权,让大探索者代替每个个体去做决断,大家甘心做一棵幸福的小草,不必“对它的行为负责”。当你把什么决定都交给伦理委员会的时候,你就成为了一个快乐的动物或者植物,没有自由意志的负担,不面临选择,不可能犯错误。

2018/11/29

比特币打赏地址: 19X9Q8mHrFo9oeVX37bGv4tqqRnp1yNswp

目前尚无回复
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tior ito © 2015 - 2019 MisesCircle. All Rights Reserved.
VERSION: 1.5.4.6
Inspired by V2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