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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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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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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道平:哈耶克教授经济思想的简介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Jiav · 11 个月前 · 868 次点击 · 11.89645541

夏道平 文

导读
像哈耶克这样本乎知识的责任、道德的勇气,对于我们这个世代提出这样严重的警告,应该可以收到振聋启聩的效果。可是,今天的实际情形是怎样呢?在学术界,哈耶克的影响力,似乎局限于一隅;而在经济政策制定者的心目中,好像根本没有哈耶克其人的存在。鉴于这种情形,我特写这篇文字。

“社会科学的学者们,深恐被大家一窝蜂地赞扬。当所有的人都向他们齐声叫好的时候,罪过也就跟上他们。如果有一家报纸因为鼓吹某些见解或主张而销路大增,社会科学的学者……就得仔细检讨这些见解或主张的缺点,瑕疵,乃至或有的谬误;决不可以无条件地随声附和。尤其在一个专门性的讨论中更不可以如此。作为一个学者,如果是真正的爱国的,那就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享有时誉的爱国者。”经济学大师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这段话,激发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因为自1936年以来,凯因斯的那一套“通论”,不仅成为现代经济思潮的主流,而且也成为许多政府财经政策的圭臬。今天我们所习见的一些时髦名词,如“计划经济”、“福利国”、“社会福利”、“功能福利”、“充份就业”等等,其所代表的观念以及从而推演出来的许多措施,有的是直接发源于凯因斯而泛滥横溢,有的是与凯因斯汇遇而推波助澜;有的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改形换面或借尸还魂而附着于凯因斯。在凯因斯的大名风靡一世的今天,尽管也有些人直接对他予以严厉的批评,但所批评之点,有的属于局部,有的不够深刻,有的且夹有情感成分。至于现代奥大利学派的中坚份子哈耶克教授(Prof. Friedrich A. Hayek)则是从广而深的层面,保持严肃的学术讨论的风格,一本该学派的传统,特别强调经济学是“人”的行为科学之一部门。在行为科学这一概念之下,一方面预设人的尊严,从而个人的自由之不容侵犯;一方面确认人的理知之不完全,但由于人人之间的行为相互影响,相互调整,而其潜能的发挥又复无限;于是再进到经济行为的理论分析和经验印证,以指明时下经济思潮的动向和风行的财经政策之终极归趋,是对于人的尊严,及个人的自由之全盘否定。像哈耶克这样本乎知识的责任、道德的勇气,对于我们这个世代提出这样严重的警告,应该可以收到振聋启聩的效果。可是,今天的实际情形是怎样呢?在学术界,哈耶克的影响力,似乎局限于一隅;而在经济政策制定者的心目中,好像根本没有哈耶克其人的存在。鉴于这种情形,我特写这篇文字。我希望它能够引起爱好自由的人士之兴趣,进而对哈耶克的经济思想作一全盘研究,以思辨其间的是非得失。

本文的内容,主要的是根据下列哈耶克的四本名著而写的:一、《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1952),这本书所检讨的是方法论上的一些问题。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1948),其讨论的范围,从道德哲学到社会科学的方法,从经济政策问题到纯粹经济理论。三、《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这本书虽也可说是属于政治的,但其论点是以“自由与经济组织”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四、《自由之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这是哈耶克最近的一本巨著。我说它是“巨著”,因为它包罗之广,分析之精(涉及伦理学,人类文化学,法制,以及若干重要理念的演进史,而归结到现代的所谓“福利国”的一些经济措施的批评),会使一般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读者,尤其经济学者,获得更广度更深度的认知,从而坚定其信念,不致于在高度复杂化的现代政治经济关系下对于自由感到迷惘、困惑、乃至于沮丧。

本文之所以只根据这四本书而未涉及他的纯理论的经济专著,因为本文的目的,偏重于陈述被哈耶克所剖析批判的现代经济思潮当中直接影响财经政策的那一部份,而在这一部份当中,我又省掉了与台湾这个社会没有太大关系或没有直接关系的若干论点。例如美国政府对工会所采取的态度,虽为哈耶克所极力批评,但不在本文范围之内。

前面讲过,现代奥地利学派的中坚分子哈耶克特别强调经济学是“人”的行为科学之一部门。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为人与物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解释许许多多人的经济行为之后果。而这些后果并不是任何个人所故意造成的。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前者的对象是主观的,后者的对象是客观的。这里所说的主观与客观,为使其更明了起见,还得进一步加以扼要的解释。

主观的与客观的,就自然科学者来看,是个比较简单的区别。前者是指人们的见解或信念,后者是指外在的事实。但这个简单的区别,不能轻易地用在社会科学方面。因为作为社会科学之对象的“事实”,也包括一些见解——这里所说的见解,当然不是社会现象的研究者本人的见解,而是社会现象所赖以产生的那些行为者的见解。在这种意义下,社会科学者所处理的也和自然科学者所处理的一样,都是客观的事实,因为它们都是不受某个观察者或研究者的影响而独立存在的。可是在另一种意义下,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事实,其本身可能是一些见解。是我们所研讨的那些行为的行为者的见解。至于这些见解是真是假,倒无关系。而且我们不能直接从行为者的内心去观察,只能从他们的所行所言去认知,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与他们相同的心。这是社会科学——当然也是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要点。

为更加明了起见,还可举一两个实例来说明。例如货币这个物,在经济学的概念下,是与人发生关系的。持有或使用货币的人,都“认为”它具有一般的接受性,因而可以换得他所需要的货财或劳务,而“适于”作为交易媒介,储藏手段,因此它才有了价值。至于货币本身是什么材料制作的,金属或纸张,我们可以不管。那是属于客观的物质方面的问题。可是,这里所说的“认为”,“适于”这一类的字眼,都代表主观的见解或信念。这个货币的例子,可以类推到经济学之其他的一切概念。这是就人与物的关系来讲。如就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也是如此。甚至像父子之间这种似乎纯属生物学上的关系,在社会科学当中,也是属于双方主观的认定。至于这一认定是否错误,也即是说在血缘上是否为真,我们可以不问。就经济行为中人与人的关系来看,其主观性,也可由此类推。某甲把他自己所生产的东西去向某乙换来一些小圆形的金属制品或花花绿绿的纸片。这一行为究竟是货币交易(exchange)还是实物交换(barter),我们不能凭外在的事实去了解,我们必须察知行为人某甲作此行为时的意念。如果他预备把那些换来的东西再去换其他的货物或劳务,那末,他就是把那些东西当作货币,而他的行为就是货币交易。如果某甲是一个守财奴,他要把他所换得的那些东西,本着“到手不放松”的发财秘决,死死地呆藏起来,而宁愿去行乞以糊口,那末,他所换来的东西就成为直接满足他特殊欲望的实物,而其行为就是实物交换。由此可知主观性这一特征,为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基本所在。[1]

经济学的对象既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下简称科学方法。哈耶克把the methods of Science的“Science”第一字母写成大楷,就是表明这个意思)自不能机械地适用于经济学。可是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就,愈来愈叫人惊服,科学方法给人以万能的印象。于是热心于社会改良者,急于事功,为求速效,对于社会问题,尤其是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也一律诉之于科学方法。这种情形,哈耶克称之为“科学迷”(Scientism,大陆一般翻译为“唯科学主义”——编注)[2]。他用这个名词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科学方法在其本行中应用,更不是对科学方法的价值有何丝毫的怀疑。他提到科学迷这个名词时,决不涉及科学所具有的纯客观的精神,只是涉及科学方法与科学语言的滥用。就科学的真义来说,这正是“非科学的”。因为对于研究的对象还没有弄清楚,就自以为知道了研究这种对象的最适当的方法。

科学迷对于经济问题的探讨与解决,并不是无能为力,而是它能为大害。在申述这一点以前,我们还要讲到另一个趋势,也是为害于经济问题的探讨与解决的。这个趋势,在许多方面与科学迷有密切关系。那就是工程师的心理状态之泛滥。

工程师所从事的工作,其目的是单纯的。凡是可以达到这个单纯目的的一切力量,他都可以控制。为他的目的,他可以自由支配一个既定量的资源。因此,他一开始就可以把全部过程中的各部门的施工,计划得清清楚楚而作成一个蓝图,再来一步一步地完成其全部的预定计划。换言之,工程师在他所从事的这个特定的小世界里有完全的控制力。凡是与他的工程有关的各方面,他都可以一一观察到,都可以十分明了。而他所要处理的事物只是一些“已知量”。在他遇到工程上的问题要解决的时候,并没有别人的独立决定对他发生干扰。换言之,仅就他在解决工程上的问题这个范围以内来讲,他并不参与社会过程,他仅凭他个人的头脑,活动于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隔离的世界里。于是他可以把他所精通的技术应用在这些客观的事实上,按照蓝图一步一步地来完成他的全部计划。所以从一个工程师的观点来看,他的工作本身就具有完全性。——其实这种想法有几分幻觉。他可以按照既定的价格购买他所需要的材料,按照既定的工资雇用他所需要的工人,那些价格与工资他通常是视作当然的,而不会了解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这是由于错综复杂的市场运作所形成。所以一遇到物价与工资之波动出乎他的意外而影响到他的计划的时候,他就认为是一些不合理的力量在作祟;而他所谓的不合理的力量,意思是指未被好好管制的力量。于是乎工程师的见解,就扩张地应用到社会组织,而要求广泛的计划和管制。于是就有了所谓“社会工程师”、“政治工程师”这一类的时髦称谓,乃至于苏俄的艺术家竟以史达林所赐的“灵魂工程师”这一封号而感到骄傲。

科学迷与工程师心理状态的泛滥,激起了近代的社会主义、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潮流。于是个人自由——民主社会的文明所赖以成长、所赖以持续的个人自由,就横遭侵袭。

社会主义这个名词,通常难得给人一个明确的概念。可是我们如果把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3]视作两个相反的名词,就可特别显出社会主义的特征[4]。与个人主义相反的社会主义,派别繁多。从革命的马克斯主义到渐进的费边主义,其间如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都包括在内。它们之间的不同,大都是在方法上,而其终极的经济结果则是一致的,就是生产手段的国有,而分配和交换,也直接置之于一个中央统制之下。市场机构,代之以衙署命令;利润的诱因,代之以所谓社会正义。这是各形各色社会主义所共有的特征。

自1848以后约一百年的时期吸引了大部份知识界领袖的社会主义,现在,除掉在某些地区靠暴力来维持以外,其大势,在清明的思想界已经没落了。而有力的反社会主义的议论,竟有些是出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份子[5]。这种转变,哈耶克称之为社会主义者之觉醒。而这个觉醒的主要原因,照哈耶克讲,大概有三,而这三个原因都是基于实际经验的认识:第一、社会主义下的生产不仅不比私营企业的生产更多,反而是大大地减少;第二、社会主义并没有导致它所许诺的更大的社会正义,反而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比以前更严峻的社会阶层;第三、社会主义并没有实现更大的自由[6],反而助长新的暴政之出现。

经过了这样一个转变以后,维护自由的思想家,其工作是不是会轻松一点呢?恰恰相反。他在现阶段中所要做的解析工作比以前更繁难些。古典的自由主义,已不足以适应当前新的局势。一方面由于社会变迁,政府的职务除维持治安与国防以外,服务性的措施也得扩展。单靠市场的功用,不能妥当解决若干现代的经济问题;政府的干预,又每每使市场的功用陷于瘫痪。另一方面由于热心的社会改革家,虽已放弃传统社会主义的步骤(尤其是生产手段的国有化),但其新方案对于自由的危害,并不减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所不同者,传统的社会主义是明目张胆对于自由的扼杀(热的社会主义),而新的趋势则是暗中对于自由的蛀蚀(冷的社会主义)。而且,更麻烦的是这般社会改革家又大都是些自由主义者,他们也承认私有财产权,他们也尊重民主的政治程序,因而他们比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者更能得到普遍的拥护或支持。芝加哥大学教授佛芮门(Milton Friedman)把这些自由主义者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作了一个明显的对照。他说:“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自由的扩张看作促进福利与平等最有效的途径;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福利与平等看作自由的前提条件或自由的代替品”。“福利”与“平等”这一类的名词,比“社会主义”自然更具有媚力,比起“自由”一词,更可叫一般人感觉到切乎实际。于是“福利经济学”与“福利国”就成了时代宠儿。

福利国这个概念[7]不像社会主义那么明确。它并不指称一个确定的制度。笼统地讲,凡是一国的政府,除掉维持治安与国防以外,还关照到其他的问题,这个国就可叫做福利国。照这种讲法,几乎所有的国都可称为福利国。因为政府的职务严格限于治安与国防的维持而毫不超过范围的国,不仅是现代没有,恐怕在历史上也难于找着。这种笼统的讲法,实际上没有意义。在我们的意念中,福利国是指那些尚保存私有财产制度,而其政府在维持治安与国防以外,有计划地扩大经济方面的措施的邦国。所以福利国与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在某种意义下是分不开的。那些经济措施,种类日趋繁多。其中有的是有利于自由社会,使自由社会更加美好;有的与自由社会绝不相容,或至少对于自由社会的持续构成,具有潜在的威胁。因为如此,所以一个明智的自由主义者,决不会维护自由而不分皂白地反对政府在维持治安与国防以外的一切活动[8]。今日的问题是要首先确定一个原则,再进而对于福利国那些经济措施给以批判。指出那些是无害于自由,那些是对于自由的蛀蚀。讲到这里,我们必须简单地提一提哈耶克所采用的自由定义。

哈耶克所使用“自由”一词,是指人所处的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当然也包括不行为),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或打算,而不受他人任意的强制(arbitrary coercion)。这个简明的意义,是自由一词的原始意义而未经任何附加或曲解的。为进一步了解这个意义,对于“强制”一词还得加以解释。兹以甲代表强制者,乙代表被强制者。强制并不意谓乙毫无选择余地,而是意谓在甲所造成所控制的情况下,乙为避免更重的祸害,不得不违背自己的一向意愿而选择一个祸害较轻的途径,以达到甲所希望的目的。就其避重就轻这一点讲,乙并不是毫无选择。可是这一选择,是在甲所造成所控制的环境下逼出来的。换句话说,甲既控制住这个情况,则乙的选择实际上也就是由甲决定的。在这个时候,乙既不能利用他自己的聪明或知识,也不能依循他自己的目的或信念。强制之为害,正因为它消灭了能思想能评价的个人,而使其成为一个单纯的工具,被用来达到别人的目的。社会上能独立思想能独立评价的个人多被消减一个,即是对社会进程中的生机多窒死一分。强制之为害,不仅是落在被强制者个人的身上而已。

但是,在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中,强制仍然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因为防止强制,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用强制来阻吓。所以一个自由社会也得赋予邦国以强制权,使其独占强制权的使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得严格地限定强制权使用的范围与方法。范围只限于用以防止人对人或人群对个人的强制。凡是与防止强制无关的事情,不得藉任何理由使用强制权。方法则是法治(the rule of law)。法治的要义是一般性,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而不是对付某个或某些特定的人;同时也是明白确定的。让大家事先知晓,而不是官吏所可任意作为。在这个限定的范围与方法下,让邦国独占强制权的行使,才可把强制的为害减至最少。这里还得补充的:政府可以用强制权来防止人对人的实际强制,同时它也可以用强制权来防止诈欺。诈欺虽不是暴力的逼迫,但它与强制相同的地方,是诈欺者也是造成一个情况,让别人作他的工具以达到他的目的。所以政府的强制权,也当用来防止诈欺。

以上是说明哈耶克所采用的自由定义。他所倾力维护的自由,就是这种纯真而未掺杂的原始意义下的自由。他以自由作为准绳,来判别现代的所谓福利国一些措施的是非得失。政府的作为,凡是属于防止强制的,政府本身可以使用其独占的强制权;凡是属于服务性的,也即现代所谓的福利措施,如果出之于强制,即是对于自由的危害。今日的社会,由于大都市的发展、人口集中、交通发达而空间缩小、生产技术的日新月异等等,带来了许许多多新的经济问题,也诱发了许许多多新的经济愿望。今天,我们没有理由要把政府的职务限之于最小的范围,而一味地反对其服务性的活动之扩大。问题的关键,只在服务性的活动是否为强制的。

政府从事于服务性的活动,除上述的那个要件——不能使用强制权以外,另一个要点,就是政府无权包办。一个自由社会,在一定的范围以内,赋予政府以强制权。强制权是政府所独占,而政府所可独占的,也只限于强制权的行使;至于其他方面,政府都得与人民或人民团体在同等条件下活动。但在这个原则下,并不妨碍政府对于某些劳务的提供负起专责。像货币制度的统一与安定,度量衡制度的制定与管理,市场消息的情报与统计,都是这一类的事例。其次,有些劳务所提供的利益是一般性的,不能只限之于那些愿付代价的人们才能享受,例如环境卫生的维持、公园、博物馆的设备等等。这一类劳务的提供,我们不能寄望于私营企业来赔本经营,必得由政府来举办。还有一类的劳务,其所提供的利益,无法或难于分割成某种单位,论件地向受益人出卖,也即是说,这种劳务是自由市场所难于提供的。如长程公路的建筑与保养由政府来主办,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事例。因为长程公路不像短程公路可以在路口设卡收费(如台北木栅到指南宫的那条私营公路)。所以只好由政府经营。政府可利用它的课税权来征收汽油税及汽车牌照税以筹取经费,而不必设卡征收以致妨碍交通。此外,还有些对于社会有益的公共工程,因其成本浩大而收益又相对的微薄,不是私营企业所能或所愿经营的。这类的事情也得由政府来作。以上所例举的这些活动,虽为政府所专办,但不同于强制的独占;对于自由市场不仅没有妨害,像币制与度量衡的统一,正是自由市场所依赖的要件。至于政府从事这一类的活动如何做到恰好的程度,那就要靠遵守一个经济原则——社会边际利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

服务性的活动,除上述的那些应由政府专有的以外,其他一切服务性的活动,大都没有理由由政府包办。政府可以参与,可以领导,也可以负担一部份或全部的经费而委托有相当竞争性的私人机构来作。政府决不可用强制权来独占,否则就与一个自由社会不相容。

但是,现代所谓福利国,却是在“社会安全”的口号下,危害到自由社会的根基。因为它们的政府为保证所谓社会安全而实施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其项目真有扩大到“自摇篮到坟墓”的趋势。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每个人得靠政府来生活,于是个人的自由将随个人的责任而消灭。

自由与责任是不可分的。自由不仅是意谓个人有选择的机会,也意谓着个人要为选择而烦心。因为一个自由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任,而接受成败的利害或荣辱。尽管很少有人会说出“我不要自由”[9],但确有许多人怕负责任;责任与自由不可分,因而他们也就怕自由,愿意牺牲自由以过一种被庇护的生活。“社会安全”这个模糊的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强制性的全面的社会保险之所以被广泛地接受,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也许有不少的人会认为自由虽重要,生活的安定更重要。没有安定的生活,何贵乎有自由?这种想法,在某一限度以内是对的。但是,如果不设定一个限度而是把安全视为绝对的重要,那就涉及两个严重的问题。一个是属于价值方面的,一个是属于认知方面的。对于这两个问题,费力浦斯(H. B. Phillips)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他说:“历史上不断的有些演说家和诗人热烈地赞美自由,但是他们从未告诉我们为什么自由是那么重要。我们对于这类事情的态度,决定于我们把文明看作固定的还是看作进步的。……在一个进步的社会,对于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会减少可被尝试的事物,因而减低进步的速率。进步的社会之所以让个人有行动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更大的满足,而是因为让他有了自由,则其净结果是我们其余的人都享受到他更好的服务,比我们所知道的在任何法令下所能给予的更好。”费力浦斯这段话,前半段是属于价值问题,后半段落是属于认知问题。哈耶克对于这段话的含义,有更精辟的发挥。他说:“当着我们说到‘进步’而关联到个人的努力或任何有组织的人类努力时,我们是指称向着一个已知的目标前进。如果把社会的进化(evolution)也叫做进步,那就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社会之所以进化,并不是由于人们凭理性的努力而用既有的方法以达成一个预定的目标。比较正确的想法,把进步看作人类智能之形成与变更的一个过程,也即适应与学习的一个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不仅是那些让我们日渐了解的各种可能性在不断地变动,而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愿望也是不断地变动。进步既是对于尚未知晓的事物之发现,所以进步的结果不可预知。进步总是走向未知的境界,而我们所能指望的,最多只是对于促成进步的那一种力量,获得一个了解。如果我们试图创造一些有利于进步的情况,这种一般性的了解当然是必要的,可是这种了解并不是使我们得以作个别预测的知识。如果说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了解得到我们所必须遵循的进化法则,那就是个谬论。人类的理智,既不能预知人类的未来,也不能凭理知来造就一个怎样的未来。理智的增长,在于找出什么地方有错误。”

哈耶克又说:“我从自由所得到的利益,大部份是别人利用自由的结果,而别人对于自由的利用,大部份是我所无法利用的。所以,对于我而言,自由之所以最重要,并不一定是我自己所能利用的自由。我们可以确定地说,有些人可以尝试任何事情,比所有的人都作同样的事情,要重要得多。……所以,自由的利益,并不限于对自由人——至少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决不是主要地受益于他自己所利用的自由。历史上常有不自由的多数人因为有自由的少数人之存在而得到利益,今天,不自由的社会也得益于自由社会的存在。”

十多年来的事实已够证明,少数人所能利用的自由完结了,大多数人的灾难更因之而加深。

热的社会主义,其害处已经彰明较著,冷的社会主义——所谓福利国的一些强制性的所谓福利措施(或者叫做“仁政”、“德政”),其结果也同样地是大家的灾难随着个人自由的完结而加深。所不同者是进度较慢而已。[10]

上一节曾经讲过,社会的进步,并不是由于某些人凭理智的努力,用既有的方法以达成一个预定的目标。如果我们承认这个论断的正确,我们就会确信由一个中央机构来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不仅无助于社会进步,而且有害于它。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把我们的一切问题尽可能地处理得合理,要处理合理,就要尽可能地深谋远虑。在这个意义下,所有的人,除掉彻底的宿命论者以外,都是一个计划者;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是(或应该是)计划行为。这里的差别,只是好的计划与坏的计划,聪明或远见的计划与愚蠢或短视的计划而已。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正是要研究人们实际上如何作为,如何打算,所以他决不会反对这种意义下的计划。哈耶克讲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他再三地提到,自由经济所须要的只是一个经常性的法制架构(Permanent legal framework),在这个架构当中,让各个人按照各人的计划从事各种不同的竞争活动。这个架构既名为法制架构,可知其并非无计划的。像上面所讲过的为防止人对人的强制,政府享有强制权的独占,而强制权的行使又限之于一定的范围,为使自由市场得以顺利运作,政府必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币制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等等,以及下面还要讲到的,政府在某些条件下对于财产权、契约自由的保障,乃至某些必要的经济管制,如工厂立法等等,都是这个法制架构所赖以形成的因素。但是这种一般性的计划与现代主张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者所设计的中央计划[11],截然不同。在前者所设计的架构下,各个人得以按照自己所具有的知识,和其主观的价值尺度(value scale),去决定其计划,实施其计划。他们的计划透过市场价格决定其成败得失,而成败得失的责任由各人自己承担;在互相竞争、调整、与适应的过程中,无限的潜能得有最大的机会来发挥。在这种境界下,对于社会的净效果,就是不断地保持住我们上面所说过那种意义的进步。后者则凭中央机构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头脑来代替千千万万人的头脑。乃以一个单一的计划来代替千千万万人个别的计划,以控制(直接或间接)社会的全部经济活动。这样的计划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所反对的。

可是反对这样的中央计划,并不等于固执粗疏的放任态度;主张尽最大的可能来利用竞争的力量以调协大家的作为,并不等于置一切事物于不管。所以某些经济管制,不仅是现代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不反对,而且是他所特别重视的。例如财产权的保障,必得考虑到财产权的行使是否会引起社会成本;契约自由的保障,必得考虑到契约内容和订约时的环境;就业自由的保障,并不排斥某种业务法规以规定凡从事某种行业的任何人必得具备某些条件(例如医生、药剂师等等业务);在生产自由、销售自由、消费自由的原则下,政府也得禁止、限制、或干涉有毒物品的产销。至于为自由主义者所一致接受的现代工厂立法,其内容不仅包括一般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童工女工的特殊工作条件,有的且涉及生产技术。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政府采取这一类经济管制的理由,是因为市场功能不能使这一类的经济活动透过价格制度达到社会边际利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因此这一类的管制,是补助市场功能之不及,并不妨害市场运作。

尽管如此,我们也得知道,这一类的管制,并不都是只有利益而无牺牲的,尤其是涉及生产技术方面的,常常限制了试验的范围因而妨碍了有用的发展,或者减低了全部生产力因而提高了生产成本。所以要把这一类的管制做到恰好的程度,就靠行政当局在思想习惯上保持一个边际观念,因而得以个别地权衡得失。可是在通常的情形下,这类管制所引起的全部损失,几乎都是被低估的,尤其是在妨碍新发展这方面所受到的潜在损失,总是不会被充分考虑到。这也就是说,这类的管制每每容易做得过度。

除以上所讲的这一类经济管制以外,最不宜纳之于管制范围的是物价。物价管制,无论是政府直接定价,还是只定下若干规则,政府依此规则来核价,都与一个自由制度的运作绝不相容。适当的物价,决定于经常在变动的环境,随环境的变动而物价必须继续调整。物价一经硬性规定,它们就失掉了作用——不能有效地指导生产。另一方面,如果依照某些规则(例如物价必须与成本保持一定的关系)来核价,则同一物品的不同的卖者所被核准的价格势必不同(因为各个卖者所负担的成本不会一样)。但是,这样作又妨害了市场的功用。更重要的一点,物价既不是自由市场所形成的,供给与需要就不会相等,因而要使物价管制有效,那又必须采取若干措施来决定谁可以买谁可以卖。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就必然遭遇到任意的差别待遇。而且经验告诉我们,有效的物价管制,只有靠数量的管制来达成,也即靠行政当局来决定某些特定的人或某些特定的行号可以买多少或卖多少。这又是个任意的决定——行政当局认为怎样重要就怎样办。由此可以知道,价格与数量的管制之所以与自由制度不相容,理由有二:(一)这种管制一定是任意的;(二)这种管制不可能让市场功能顺利地发生作用。


注释:

[1] 关于这方面的阐释以米塞斯(L. V. Mises)做得最周详最透彻。哈耶克大体上是接受米塞斯的观点,或者说是与他的观点大体相同。可是哈耶克对于许多实际问题和经济政策的见解,特别显得深入而谨严,易于叫人信服,不像米塞斯那样有点惊世骇俗。

[2] “Scientism”这个英文字,据哈耶克讲,是导源于法文的“Scientisme”。严格的中译,应为“科学家的偏见”。为简单并加强语意的效果起见,我把它试译“科学迷”。科学迷,是指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一切价值问题和价值器用化(value implementation)方面的一切问题,并基于这个信念去实行,以期对于人的行为加以预测与控制。

[3] 个人主义常常被人说成只知有已不知有人的自私自利主义而横遭攻击。这种说法有的是由于误解,有的是出自故意。要了解个人主义的真义,可参考F. A. Hayek, “Individualism: True and False”, in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pp. 1-32.

[4] 社会主义一词,一向是被认为与资本主义一词相对立的。在这种对立的关系下,使得社会主义这个概念难于明确界定。多年来我一直觉得这样的安排极不妥当。与社会主义对立的只有个人主义。至于资本主义一词最好是用来专指庞巴卫克(Eugen von Bohm-Bawerk)所详加阐释的迂回生产的经济。在这个意义下,今日共产主义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而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只有原始型的穴居野处,茹毛饮血,不用任何工具,只凭双手双足去谋生活的人群。在今日世界,这种人群实际上已不存在。资本主义一词的含义,如果这样限定以后,则可用“市场经济”一词来代替现在一般人所使用的资本主义,而另铸一个名词——“衙署经济”来与“市场经济”相对立。前者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后者属于个人主义的范畴。这们的安排,我想,似乎要妥当得多。

[5] 尤其是英国George Orwell的《1984》(London, 1945)对于社会主义之消灭个人自由,描绘得叫人不寒而悚。中文节译本《一九八四年》,华国出版社出版。此外有美国工党中知识份子的领袖R. H. S. Crossmam所写的Socialism and the New Despotism也坦白地把工党政府的社会主义所将导致的恶果剖析得淋漓尽致。中国方面的,有《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自由中国社丛书之一)。

[6] 社会主义与自由,本来是不相容的。圣西蒙(Saint Simon)曾经毫无掩饰地讲过,凡是不服从他的计划的人,将受到畜牲的待遇。但是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为适应大家对于自由强烈的要求,不得不利用自由这个名词,提出他们所谓的“新自由”这个诺言。据他们的解释,“新自由”即经济自由。但他们所说的“经济自由”,如究其真义,就是“均富”的代名词。均富,是个老的要求。把“均富”换成“新自由”,不过是要耍旧货新装的把戏。

[7]英文Welfare state一词,大概是1935年以后才有的,在德国早已有了Wohlfahrtstaat一词,而此词所指称的情况,也是从德国开始发生的。这里值得一提的,德文这个词,首先是由十九世纪的历史家用来形容十八世纪的政府作得较好的那些方面,也即是由警察国(Polizeistaat)这个概念转变来的。至于福利国一词的现代概念,则是从1870年左右由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所开始充实,其方案则由俾斯麦开始实行。在英国,福利国的理论发展,得力于费边社的人物以及皮谷(A. C. Pigon)和霍布豪士(L. T. Hobhouse);而开始实行者则为鲁易乔治(Lloyd George)和贝佛瑞琪(Beveridge)。这显然受了德国很大的影响,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至于福利国这个名词之被采用,由于皮谷等人所提供的理论,正好也叫做“福利经济学”。美国在罗斯福仿效多年俾斯麦与鲁易乔治实行“新政”的时候,理论的基础也是已经打好了。自1937年起,最高法院每每引用宪法上的“一般福利”条款来解释新政,于是在其他邦国已经使用的“福利国”一词,也就很自然地在美国被采用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p. 502 (12).

[8]哈耶克在许多地方指责过那般拘泥于十九世纪粗疏原则——尤其自由放任原则(Lassez faire)的自由主义者。他甚至认为这般人给自由主义的伤害,比什么还大。因为粗疏的原则,是经不起分析的。一到某几点被戳破,整体也就崩溃了。参考The Road to Serfdom , p. 24.

[9]夏道平原注:德国纳粹党当政的时候,被该党吸收的德国青年曾说过“我们以免于自由而为荣”(We are happy to be free from freedom)。见I. A. R. Wylie, “The Guest of Our Lives,” Reader s Digest, May 1948,p. 2.

[10]在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第十七章的标题下面,哈耶克引用了美国司法官Brandeis在Olmestead v. United State案件中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如下:“经验告诉我们,当着政府施行仁政的时候,我们应该特别当心保护我们的自由。生而自由的人们,对于恶意统治者之侵犯自由,自会警觉而予以反抗。对于自由的最大危险,是那般热心好意而又没有知识的人,对自由的积渐蛀蚀。”

[11]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就英文的来讲,Abba p. Lerner, The Economics of Control(New York, 1944)似可代表。我们只要就他所讲的“功能财政”的税课观念,即可想像到统制经济学所指向的前途是个怎样的境界。他说:“课税的效果是双重的,它使政府手中的金钱增加,同时减少纳税人手中的金钱,使其减少消费。第一个效果对于政府是不重要的……,因为政府有更容易的方法取得它所需要的金钱,即印刷钞票。政府印刷钞票不怕警察。第二个效果才是重要的,课税或不课税或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政府要不要纳税人减少消费。……课税之所以重要,不在于筹取收入,而在削减私人的消费。”(op. cit,p 30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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