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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s Institute

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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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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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第二十七章 政府与市场

人的行为 Jiav · 11 个月前 · 311 次点击 · 11.89645541

米塞斯 著
夏道平 译

一、第三制度的构想

生产手段的私有制(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和生产手段公有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或「计划」经济)可以淸淸楚楚地区分。社会经济组织的这两种制度的每一种,都可给以明确的描述和界说。它们决不会彼此混淆;它们不会混合或合并;决不会逐渐地从这一种转变成那一种;它们的转变,就是矛盾。就某一个生产要素来讲,不是受私人控制的,就是受一个社会机构控制的,只能是其中之一,而不能同时兼是。如果在一个社会合作制的架构里面,只有某些生产手段是公有的,其余的是由私人控制,这也不助成社会主义和私有制两者合并的混合制度。这个制度仍然是个市场社会,假使那社会化的部份没有和那未社会化的部份完全隔离而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的话(否则就是两个制度独立共存: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有的企业(在一个有私人企业和市场制度里面经营的公有企业)和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的国家交换货物和劳务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统合在一个市场经济的体系里面,与市场经济成为一体。因而它们要受市场法则的支配,因而有机会用经济计算[1]。

如果我们想在这两个制度之间加上一个分工合作的第三制度,我们只能从巿场经济这个观念出发,而决不能从社会主义观念出发。社会主义是一元论的中央集权主义,主张把选择和行为权委之于唯一的意志,因而社会主义观念不容任何妥协或折让;这样的建构是不会接受任何调整或改变的。但是,市场经济就不同了。在市场制度下,市场与政府的强制权力之二重性,会提示一些不同的意义。人们会这样问:政府远离市场,眞的是绝对必要还是为的方便?干涉或纠正市场的运作,不应该是政府的任务吗?只能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之间加以选择吗?是否还有其他可以实现的社会组织,旣非共产主义,也非纯粹的未受束缚的市场经济呢?

于是,人们就想出了一些第三制度,据说,这些第三制度远非社会主义,也远非资本主义。它们的设计者宣称,这些制度是「非社会主义的」,因为它们的目的在于保留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同时它们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们消灭了市场经济的一些「缺陷」。处理问题的科学方法是不涉及一切价值判断的,所以不把资本主义的任何方面谴责为罪过、有害、或不公平,干涉主义的这种情感上的说词全然无用。经济学的任务是要分析和寻求真实。它不从任何预定的标准或成见来表示赞成或反对。它对于干涉制只有一个问题要提出,要答复:它如何作?


[1] 见第九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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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二、政府的干涉

社会主义的现实【实现】有两个不同的典型。

第一个典型(我们可把它叫做列宁型的或俄国型的)是纯官僚的。所有的工厂、商店、和农场都正式地国有化;它们都是政府的一些部门,由公务人员来经营。生产机构的每个单位与最高级的中央组织的关系,正如同一个邮局与邮政总局局长的关系一样。

第二个典型(我们可把它叫做兴登堡型的或德国型的)名义上表面上保留生产手段私有制,也保留市场、物价、工资、利率的面貌。但是,再也没有企业家,只有一些工场店铺的经理(在纳粹的立法术语叫做Betriebsfuhrer)。这些经理们都是些工具;他们做买卖、雇用和解雇员工、给员工发薪资、借债付息、乃至做质押。但是,在这—切的活动中,他们必得无条件地服从政府的上级管理机关所发的命令。这个机关(在纳粹德国叫做Reichswirtschaftsministerium)吿诉这些经理们生产些什么、如何生产、按什么价格从谁买进、按什么价格向谁卖出。它指派每个工人的工作,也规定每个工人的工资。它命令资本家把他们的资金按什么条件委之于什么人。市场的交换只是一个幌子。所有的工资、物价、和利率都是政府规定的;它们不过是形式上的工资、物价、和利率;事实上,它们只是政府规定每个人的工作、所得、消费和生活标准的那些命令中的一些数量名词。这些经理们是服从政府的,不是服从消费者的需求和市场的价格结构。这是在资本主义这个名义的掩饰下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事物的名称是保留着了,但是,这些名称所指的东西,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里面的那些东西。

为着免于社会主义与干涉制的混淆,我们必须指明这个事实。干涉制或受束缚的市场经济不同于德国型的社会主义,前者仍然是一个市场经济。政府干涉市场经济的运作,但是,政府并不想完全消灭市场。它要生产和消费循着那些不同于利伯维尔场所形成一些线路发展,它要在市场的运作中加上一些命令和禁令,以达成它的目的,为着这些命令和禁令的执行,就有警察权和其他的一些运用强制力的机构。但是,这都是干涉制下的一些「隔离分散的」行动。政府并不要把这些行动并为一个整体的制度而用以决定所有的物价、工资和利率,因而生产和消费都全盘控制在政府的手中。

受束缚的市场经济或干涉制,是要把政府和市场这两方面的活动都保持住。它的特征是在政府不把它的活动限之于生产手段私有权的维持和保护。政府也用命令或禁令来干涉工商业。

干涉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发出的命令强迫实行的。强迫企业家们和资本家们以不同于市场所决定的方法来使用生产要素。这样的命令,或者是命令作某些事情,或者是命令不作某些事情。这种命令不一定要由旣定的和一致承认的政府本身直接发出。也会有些其他机构擅自发布这样的命令或禁令,而用它们自己的强制力来执行(这似指工会而言——译者附注)。如果公认的政府宽容它们或者支持它们,那就无异于政府本身在如此作。如果政府反对其他机构的强暴行动而又不能用自己的武力来镇压,其结果就陷于无政府状态。

政府的干涉总归是强暴的行动或以强暴的行动来威胁,这一点是要紧记着的。政府的最后手段是使用武力、警察、宪兵、军队、牢狱、和死刑。政府的基本特征是靠打、杀、和牢狱来执行它的命令。要求政府更多干涉的那些人,正是要求更多的强迫,更少的自由。

注意到这个事实并不意涵对政府的活动有何非难。事实上如果对那些强悍执拗的个人或人羣所作的反社会行为不用强暴的手段来鎭制,则和平的社会合作势必不可能。「政府毕竟是个祸害,尽管是必要的、不可少的祸害。」对于这句常常被引用的话,我们必须反对。为达成一个目的必须有个手段,也即必须支付代价。如果把政府说成一个祸害——道德意义的祸害,那就是武断的价值判断。但是,当今的趋势是把国家和政府奉为神圣,在这个趋势下,我们最好是记着:古代罗马人把一束棍子围绕着一个斧头来象征国家,那比我们现代人把上帝的一切属性都归之于国家,要更切实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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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三、政府职务的界限

在法律哲学和政治科学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称下夸耀的一些思想派别,耽迷于思索政府职务的界限,这是徒劳无益的。他们从一些关于所谓永恒的、绝对的价值与正义纯武断的假定出发,而自以为对于世俗事务有最后裁判的职责。他们把他们自己的那些来自直觉的武断的价值判断,误解为全能之神的声音或事理之当然。

但是,所谓自然法,所谓正义和非正义的永恒标准,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自然」不知道什么叫做对错。「你不可以杀人」确不是自然法的成份。自然状态的特征是动物与动物间的杀斗,有许多种类的动物非杀害其他动物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命。对错的观念是人类的设计,是为使分工合作成为可能的设计的一个功效概念。一切道德律和人的行为法则,都是达成一些确定的目的的手段。这些规律法则只能从它们能否达成我们所选择的目的来评判它们的好坏,此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用以评判。

有些人从自然法的观点推断生产手段私有制是符合正义的。也有些人用自然法来主张废除生产手段私有制。因为自然法观念是十分武断的,所以像这样的讨论无法得到结论。

国家和政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加害别人以取乐,只有虐待狂者才如此。旣存的政府之使用强制力来压迫人民,为的是保障一个确定的社会制度得以顺利运作。强制力使用的范围以及警察所执行的那些法律内容,都要受限于已有的社会秩序。因为国家和政府是用来使这社会制度安全运作,所以政府职务的界限必须随社会制度的要求而调整。对于法律和其执行的方法要加以评判,唯一的评判标准是看它们对那个应予维持的社会秩序是否有效地予以保障。

公平这个观念,只有在涉及那些本身被认为没有争论而可免于批评的规范的时候才有意义。有许多人固执地认为,对的和错的是自古以来就确定了的,而且是永远如此的。立法者和法官的任务不是要造法,只是要寻求那不变的公平观念所确定的对是什么。这种学说,其流弊是顽固的保守,把老的惯例和制度保持得一成不变,这是自然正义说所否认的。「较高的」法,自然法这个观念,是与成文法不相容的。从自然法的武断标准来看,有效的法规制度叫做公平的或不公平的。遵照自然法来制造成文法,是优良的立法者所承受的任务。

这两个学说所犯的那些基本谬见,早经揭发。就那些未受欺骗的人们看来,在辩论关于制定新法的时候诉之于公平,这很明显的是个循环推理的实例。因为就立法而言,没有公平这样的东西。公平的观念,逻辑地讲只能诉之于现行法(已制定的法律)。公平,只有从一些有效的法律观点来赞成或反对实际的行为时才有意义。在考虑法制变革的时候,在修改或废除现行法以及制定新法的时候,面临的问题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是社会便利和社会福祉的问题。绝对的,不涉及明确的社会组织的公平观念,是没不会有的。决定赞成某一社会制度的,不是公平,相反地,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倒是社会制度。离开了社会关系旣无所谓对,也无所谓错,就假想中的孤立而自足的个人而言,公平不公平的观念毕竟是空洞的。这样的个人只会区分什么对他是更便利的,什么对他是较不便利的。至于公平观念,总要涉及社会合作。

从一个虚构的、武断的、绝对公平的观念来判断干涉主义的是非,这是无意义的。从任何成见的永恒价值的标准来考虑政府任务的适当界限,这是徒劳无功的。甚至于从政府、国家、法律和公平这些观念来推论政府固有的任务,也同样是不可以的。这正是中古烦琐哲学的【这里应以顿号隔开,与后面诸家现代哲学并列。】费希特(Fichte)的、谢林(Schelling)的、黑格尔的,以及德国的理想法理学派(Bergriffsjurisprudenz)的那些空论的荒唐无稽。概念,是推理的工具。决不可把概念看作行为方式的指导原则。

如果强调「国家和主权这两个观念在逻辑上必然意涵绝对的至高无上」,这是一种过份的精神训练的把戏。谁也不怀疑「一个国家有权力在其辖区以内建立极权的统治」这个事实。问题是在从社会合作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统治方式是否便利。关于这个问题决非概念和观念的精确注释所可解答的。那要靠行为学而不能靠捏造的国家和权利的玄学来判断。

为什么政府不应管制物价,也不应惩罚那些蔑视限价法令的人如同惩罚杀人犯和盗贼那样,法律哲学和政治科学对于这个问题难于发现任何理由来解释。照他们的看法,私有财产制不过是全能的主权对这些可怜的人们的一个恩赐,而这个恩赐是可以撤回的。把这种恩赐的法制完全取消或局部取消,没有什么不对。立法者之可以自由地用任何社会制度来代替生产手段私有制,正如同可以自由地用另一首国歌来代替已经采用的国歌。「这是我所喜欢的」(car tel est notre bon plasir)这个公式,是立法者行为的唯一箴言。

对于这个形式主义和法律的独断论,我们必须再度强调:法律和强制性的社会机构的唯一目的,是在保障社会合作的顺利进行。显然地,政府有权力规定最高价格,有权力把那些违反限价的人关进监牢或甚至杀掉。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政策能否达成政府用此政策所想达成的那些目的。这是一个纯粹的行为学的经济问题。法律哲学也好,政治科学也好,都无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干涉主义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对国家和政府的「自然的」「正当的」「适常的」任务加以正确的界定问题,问题是:一个干涉主义的制度如何行得通?它会实现人们想靠它实现的那些目的吗?

在讨论干涉主义的一些问题时所显现的混淆和缺乏判断,确是叫人吃惊的。例如有些人竟这样讲:公路上的交通管制,显然是必要的。谁也不反对政府干涉司机者的行为。主张自由放任的人,旣反对政府干涉市场价格,但不主张废除交通管制,这是自相矛盾的。

这种议论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公路上的交通管制是经营这条公路的机关的职责之一。如果这个机关是政府或市政当局,它就不得不照料这件事。规定行车时间表,是铁路管理局的事情;决定餐厅里要不要音乐节目,是旅馆经理的事情。如果政府经营一条铁路或一家旅馆,则这些事情的管理,就是政府的职责。至于邮政总长选择邮票的画案和色彩,这不是政府干涉市场经济的一个例子。在一个国营的歌剧场中,政府决定什么歌剧可以演出,什么歌剧不可以演出;但是,如果从这个事实推论出,政府对于非国营的歌剧场也决定这些事情,那就是不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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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四、作为个人行为最后标准的正义

据一个普遍的见解,即令政府不干涉买卖,市场经济的运作也可能从那完全由利润动机控制的发展方向转变到别的方向。那些主张遵照基督敎义或遵照「眞正的」道德要求而实行社会改革的人们以为:善良的人在市场交易时,良心也会发生指导作用。如果所有的人不仅是关心自己的私利,同样也关心宗敎的和道德的义务,则无须政府的强制力以维持秩序。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政府和法律的改革,而是人的道德凈化,皈依于上帝的训诫,皈依于道德律,从贪婪自私的罪恶转过头来。于是生产手段的私有和公平正义才易于调和。资本主义的一些恶果将可消灭,而又无害于个人的自由和创造。这样就是废除了作恶的资本主义而又不建立作恶的政府。

在这些见解底层的那些任意的价值判断,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这些批评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指责都是不相干的;他们的谬误,是不中肯。要紧的是把社会制度建立在双重基础上这个想头,一方面以财产私有权为基础,一方面又以一些限制私有财产使用权的道德原理为基础。主张这种制度的人们说,这种制度旣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也非干涉主义。之所以非社会主义,因为它仍维持生产手段的私有权;之所以非资本主义,因为良心主宰一切而非发动于谋利的动机;之所以非干涉主义,因为无须政府干涉市场。

在市场经济里面,个人在私有财产和市场这个轨道上是行动自由的。他的选择是最后的。他的行为是他的同胞在他们自己的行为中所必考虑的资料。每个人自主自发的那些行为的协调,是由市场的运作来完成的。用不着什么特别的法令或禁令强求协调。非协调的行为会惩罚它本身。适应社会的努力生产之要求而调整,与追求个人自己的利益,彼此并不冲突。因而不需要任何机构来解决什么冲突。这个制度自会运行,自会完成它的任务,用不着一个发号施令和实行惩罚的机构来干涉。

在私有财产和巿场这方面以外,就是要用强制力的地方;这里有些堤防,是有组织的社会建筑起来,用以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使其免于暴力和欺诈的侵害,这里是个不同于自由领域的限制领域。这里有些规律,区分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什么是许可的,什么是不许可的。这里有军警、有监狱、有杀人的刑具和执刑的刽子手,用以压服那些敢于不服从的人们。

其计划为我们所关心的那些改革家,主张伦理的规范连同那些用以保持私有财产的规范都要由政府制定,他们想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实现的一些事情,不同于那些实现于自由的社会秩序下的事情,在自由的社会秩序里面,个人所受的限制只限于不侵害私人的人身和其私有财产。他们想扼杀在市场经济中指挥个人行为的那些动机(他们把这些动机叫做自私、贪婪、追逐利澜)而代之以其他的推动力(他们把这些推动力叫做良心、正义、利他心、敬畏上帝、仁慈)。他们相信,这样的道德改革其本身就是以保障一个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比不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更叫人满意的经济制度的运作,而又不用干涉主义和社会主义所要用的那些特别的行政措施。

这些学说的支持者,没有认淸他们所指责为邪恶的那些行为动机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所发生的作用。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运作而无须政府命令每个人应该作什么以及如何作它,其唯一的理由是,市场经济并不要求任何人违背他自己的利益而行事。把个人的行为统合于社会生产制度全体的,是他自己的目标的追求。每个行为人耽于他的「贪得」,他乃贡献他的部份于生产活动。因此,在私有财产和保护私有财产的那些法律范围以内,个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没有任何抵触。

私有财产是改革家们污蔑为自私自利的东西,但是,如果私有财产权废除了,市场经济就变得一团糟。敦促人们静听良心之音而以公共福利的考虑代替私人利润的考虑,这是不会创立一个可行的满意的社会秩序的。吿诉一个人「不要」到价格最低的市场去买,「不要」到价格最高的市场去卖,这是不够的。吿诉他「不要」追求利润,「不要」避免亏损,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建立一些不含糊的规律,作为实际情况下行为的指导。

改革家说:企业家每每利用他自己的优势,把价格叫低到效率低的竞争者所叫的价格以下,因而把这个竞争者排斥于这个行业以外。这个时候企业家是蛮横而自私的。但是,「利他的」企业家应该怎样呢?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可以把价格叫低到任何竞争者所叫的价格之下呢?或者是有在某些情况下他可以这样呢?

另一方面改革家又说:企业家每每利用市场结构把价格叫高到使穷人们买不起。这个时候企业家是蛮横而自私的。但是,「善良的」企业家应该怎样呢?他应该白白地把货物送给别人吗?如果他可以索取代价,这代价不管低到什么程度,总归是有人买不起的,那么企业家应该让那些人买得起,那些人买不起呢?

在这里,我们不必讨论由于远离了自由巿场所决定的价格高度而引起的那些后果。如果卖者避免把价格叫低到效率较低的竞争者所叫的价格之下,则他的供给至少有一部份是卖不掉的。如果贾者把价格叫低到利伯维尔场所决定的高度以下,则他的供给就不足以使那些在此较低的价格下愿意购买的人们都买得他们所要买的数量。价格如果违离市场所决定的高度,还有一些其他的后果,我们将在后面一并分析[2]。在这里,我们所要认识的是:我们不能仅以吿诉企业家不要受市场情况的指导为已足。要紧的是要吿诉他叫价和付价应做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利润的动机来指导企业家的行为,来决定他们生产些什么,来促使他们为消费者提供最佳的服务,那就必须给他们一些明确的指令,要他们做些什么、禁止他们做些什么,这些指令正是政府干涉的标志。凡是想用良心之声、仁慈、博爱来代替这些干涉的企图,都是白费的。

基督敎社会改革的鼓吹者,总以为人们贪婪求利心因为良知的约束而被制服了,道德律的遵守,在过去做得相当好。当今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于不履行敎会的戒律而引起的。如果人们不违反这些戒律,不贪求不义的利益,人类还可享受中古时期的幸福,那时,至少有些优秀份子遵从福音的原则而行为。现在所要的,是回复到那良好的古代,然后再防止新的叛敎使人们失去他们的善果。

这些改革家把十三世纪的社会经济情况称赞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时期,在这里,我们对于那种情况无须加以分析。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公平的」物价与工资率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基督敎的长老们的社会敎义的精髓,也是改革家们想奉之为经济行为最后标准的。

很明显地,就理论家看来,公平的物价和工资率这个观念总是指称他们所认为可能最好的那个社会秩序,他们建议实行他们的理想计划,并保持到永久。任何改变皆不容许。因为社会事务任何可能最好的改变,只会是变坏。这些理论家的世界观,没有考虑到人之为着改善物资环境而不断的努力。历史的变动和一般生活水平的上升,对于他们都是陌生的观念。他们把那符合他们所想象的行为方式叫做「公平的」,其他的都是不公平的。

但是,公平的物价和工资率这个观念,在一般人的心中与在哲学家的心中是很不同的。非哲学家把一物价叫做公平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物价的保持就可改善或者至少不损害他自己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凡是损害他的财富和地位的任何价格,他都叫做不公平的。他所出资的那些财货和劳务的价格,如果愈来愈涨,而他所买进的如果愈来愈跌,那就是公平的。小麦的价无论涨到多高,在农民的心中没有什么不公平。工资无论涨到多高,在工人的心中也没有什么不公平。但是,当小麦的价格每一下跌的时候,农民就立刻说是违犯了神的和人的法律;当工资下降的时候,工人们就起来反对。可是,市场社会却没有方法调整生产以适应市场运作以外的一些变动情况。市场只能靠价格的变动来强迫人们减少那些不大受人欢迎的物品之生产,而去扩张那些为人所更需要的物品之生产。一切安定物价的企图,其荒谬正在于安定会防止任何改善,因而形成僵固停滞。物价与工资率的弹性,是调整、改善、和进歩所依赖的工具。把物价工资的变动叫做不公平的那些人,和要求保持他们所谓的公平价格的那些人,事实上是在对那些使经济情况更满意的努力作战。

农产品的价格决定,很久以来就有这样一个趋势,即:人口的大部份不得不放弃农业而转到工业方面去。如果没有这个趋势,则人口的九〇%或者更多,仍然会停留在农业方面,而工业的成长会受到阻碍。这样,各阶层的人,包括农民在内,生活过得更坏。假若Thomas Aquinas的公平价格的主张见诸实行,则现在的经济情况会和十三世纪的一样。人口会比现在的少得多,生活水平也会低得多。

两个不同的公平价格学说——哲学的和通俗的,都非难利伯维尔场所决定的物价和工资率。但是,这种否定论对于「公平的物价和工资率应该达到什么高度」这个问题,其本身并未提供任何答案。如果要把「正义」抬举为经济行为的最后标准,那就要在每个场合毫不含糊地吿诉每个行为者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要什么价格,以及他应该付什么价格,而且必须强迫——用威胁和压制的机构——所有想违反的人都不得不服从命令。这就要建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颁布规律以管制各方面的行为,如有必要,则由它修改这些规律,它是这些规律的唯一解释者,也是这些规律的执行者。这样一来,用社会正义来代替自私的谋利心这个理想的实现所必要的手段,正是这些主张人类道德净化的人们所想使其成为不必要的政府干涉。我们无法想象不用极权的管制而可越出利伯维尔场经济的正轨。至于这个极权是世俗的政府或神权的敎职,那毫无区别。

这些改革家们,在劝吿人们摆脱自私心的时候,总是以资本家、企业家、有时也以工人为劝吿的对象。但是,市场经济是个消费者至上的制度。这些讲仁义说道德的人们,应该以消费者作对象不以生产者作对象。他们应该说服消费者不买价廉物美的东西而买价贵物劣的,以免伤害那些效率较低的生产者。他们应该说服消费者限制他们自己的购买以便较穷的人们有机会多买。如果想消费者这样作的话,那就必须明明白白地吿诉他们买什么,买多少,向谁买,以及在什么价格下买;而且为着执行这些命令,还要用强制力的机构。但是,这又正是道德改革所要使其成为不必要的极权控制制度。

在社会合作的架构里面,个人们所可享受的任何自由,都是以私利与公利之协调为条件的。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福利时也促进——至少是不妨害——别人的福利,在这种生活轨道上,我行我素的人们,旣不妨害社会的安宁,也不妨害别人的利益。于是,自由而个人创发的境界为之出现,这是个人们被容许选择而照己意行事的境界。经济自由这个领域是所有适于分工合作的其他自由的基础。这就是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的政治上的必然结果(马克斯主羲者说是它的上层结构),是代议政治。

有些人认为各个人的贪求利得,其间是有冲突的,或者认为个人们的贪求利得与别人的公益之间是有冲突的。这些人就不免要主张封个人的选择和行动权加以压制。他们必定要以一个中央生产管制局的权威来取代人民的决定,在他们「好的」社会计划中,没有个人创发的余地。只有一个权威发布命令,每个人不得不服从。


[2] 见第三十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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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五、放任的意义

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放任(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这个口号是一些自由主义的斗士们所常喊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无束缚的市场社会。为达成这个目的,他们认为,较勤勉而较有效率的人是应该打败较不勤勉而效率差的竞争者,货物和人是应该自由流动的,凡是妨碍这些事情的法律,他们主张都废除。这就是「放任」这个格言的涵义。

我们这个时代是热中于政府万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放任」这个格言是声名狼藉的。当今的舆论把它看作一个道德堕落和完全无知的表示。

照干涉主义者的幻觉,要就是凭「自动力」,要就是凭「有意的计划」[3]。他的意思是说,凭自动力显然是愚蠢的。没有一个有理知的人眞会主张无为而让一切事情自由发展而不以有意的行动干涉之。一个计划——正因为它是有意的行为——是绝对优于无计划。「放任」的意义,据他们讲,是:让那些坏事继续下去,不预备用理知的行为来改善人类的命运。

这是绝对的谬论。主张计划的议论完全来自一个隐喻的不应有的解释。这个隐喻是把市场程序描述成「自动的」,蕴含于「自动的」这个形容词的语意,就是这个议论唯一的论据[4]。照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5]的说法,「自动」的意思是「无意识的,不了解的,仅仅机械的」。照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6]的说法,「自动的」的意思是,「不受意志支配的……未经思考,也非志愿而完成的。」主张计划的人利用这张王牌是多么得意啊!

真实的情形是这样:两者之间的选择,不是在死板的或机械的自动与有意的计划之间选择,也即是说,两不兼容的,不是计划与无计划。问题是谁在计划?社会的每个份子为他自己计划呢?还是仅由一个行仁政的政府为他们全体计划呢?这个问题就不是无意识的自动对有意的行为;而是每个人自动自发的行为对政府包办一切的行为。也即个人自由对政府万能。

放任并不意谓:让那些没有灵魂的机械力量自由运作。而是意谓:让各个人选择如何在社会分工中合作之道;让消费者决定企业家生产什么。计昼的意思是:让政府单独选择的情况下,以强制的机构来执行它的决定。

主张计划的人说:在放任下所生产出来的那些财货,不是人民「眞正」需要的财货,而是可希望买得最髙报酬的一些财货。计划的目的是要指导生产,使其满足「眞正的」需要。但是,谁来决定什么东西才是「眞正的」需要呢?

例如,英国工党前主席拉斯基敎授(Professor Harold Laski)以为,「把投资者的储蓄用之于住宅的建造而不用之于零影院的建筑」[7]是计划投资的目标。拉斯基敎授的见解以为较好的住宅比电影院更重要。至于你同意或不同意这个见解,与这个问题不相干。可是,那些把部份的金钱花费在看电影的消费者们,作了别的决定,这是一个事实。再假定英国的大众,也即票选工党上台的那些人,不想光顾电影院而要在舒适的住宅和公寓方面多花钱,那么,谋利的企业家自会在住宅和公寓的建筑上多投资,在电影方面少投资。可是,拉斯基先生的想头,抹煞了消费者们的愿望,而以他自己的愿望代替消费者们的愿望。他是想消除市场的民主而建立一个绝对权力的生产界的沙皇。他也许自信:从「较高的」观点看,他是对的,他自视是一个超人,有使命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加在大众。但是,他应该坦坦白白地这样讲。

所有这些对政府的作为加以热烈赞扬的人,不过是干涉主义自我神化的一个可怜的伪装。伟大的神国之所以是一个神,只是因为要靠它来做干涉主义者个人所想做成的事。只有这位计划者所完全赞成的计划才是纯正的。所有其他的计划只是冒牌的。讨论计划之利的书籍,其作者在说到「计划」的时候,在他的心中自然是他自己的计划。各个计划者相同的一点,只是他们都反对放任,也即,都反对个人的选择和行为的自由。至于选择那一个计划来实行,他们完全不能同意。如果有人揭发干涉政策的缺陷——明显而不容争辩的缺陷,他们总是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他们说,这些缺陷是那些冒牌的干涉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我们所提倡的是好的干涉主义,不是坏的干涉主义。自然,好的干涉主义是他们自己所取的品牌。

放任的意思是:让普通人自己选择、自己行为;不要强迫他服从独裁者。


[3] 参见A. H. Hansen, “Social Planning for Tomorrow,”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War (Cornell University Lectures, Ithaca, 1945), pp. 32-33.

[4] 上书,pp. 315-316.

5, p. 74.

6, p. 73.

[7] 参考拉斯基的广播Revolution by Consent,刊在Talks, X, no.10 (October, 194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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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1 个月前

六、政府对于消费的直接干涉

政府的作为,有时是为的要直接影响消费者对于消费财的选择,我们在查究干涉主义的经济问题时,无须讨论政府的这种行为。政府对于工商业的每一干涉,一定间接地影响消费。因为政府的干涉会变动市场资料,它也一定会变动消费者的评値和行为。但是,如果政府的目的只是直接强迫消费者消费别的财货,而非他们在没有政府强迫的命令下所愿意消费的财货,那就不发生什么特别问题需要经济学来研究的。无疑地,一个强暴的警察机构有力量执行这样的命令。

在讨论消费者的选择时,我们并不问是什么动机促使一个人购买甲物而不购买乙物。我们只查究消费者的实际行为对于市场价格的决定发生了什么影响,因而对于生产发生什么影响。这些影响不是决定于促使人们购买甲物而不购买乙物的那些考虑;它们只决定于购买和不购买这些实际的行为。人们之购买防毒面具是出自志愿或由于政府的命令强迫,这对于防毒面具的价格决定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只是需求的大小。

有些政府甚至在削减自由的时候还想维持自由的外表,于是,他们就在干涉工商业的外衣下掩盖他们对于消费的直接干涉。美国禁酒的目的是在防止本国的居民服用酒精的飮料。但是,禁酒的法律却伪善地不规定飮酒是违法的,不惩罚飮酒。它只禁止酒类的制造、销售和运输,这都是在飮酒这个行为以前的一些事情。其想法是:人们之所以染上飮酒的恶习只因为奸商们害了他们。但是,很明显地,禁酒的目的是在侵犯个人花钱的自由,不让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享受。对于工商业的限制只是为的这个最后目的。

政府直接干涉消费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越出市场经济学的范围以外很远,而关乎人的生活和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如果政府的权力眞的是来自神授,而且是受天命来保护无知的庶民,那么,规定人民的每一行动就确是政府的职责。上帝派遣的统治者对于他所保护的庶民的利益知道得比他们自己知道的更淸楚。如果让那些无知的庶民自由选择、自由行动,他们会伤害自己,所以这位统治者有责任使他们免于伤害。

自以为是「现实的」人们,没有看到这里所涉及的一些原则的极大重要性。他们以为他们不想从他们所说的哲学或学术的观点来讨论这件事情。他们辩称,他们只就实际方面来考虑。他们说,有些人因为消费麻醉品伤害了自己和他们无辜的家人,这是事实。反对政府管制麻醉品买卖,那只是一些偏激的武断。管制的利益是不容争辩的。

但是,问题不是这样简单。鸦片、吗啡确是有害的上瘫的毒物。但是,如果「保护人民使其免于受自己的愚昧之害,是政府的责任」这个原则一被承认,则我们就不能对政府进一步的侵犯自由提出严重的反对了。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赞成政府禁止飮酒吸毒。为什么把政府的好意只限之于保护人民的身体呢?一个人伤害他自己的心灵不比伤害身体更糟吗?为什么不禁止他读坏的书刊,看坏的戏剧、绘画、雕刻、以及听坏的音乐呢?坏的意理所造成的灾祸,对于个人、对于社会,确比飮酒吸毒所造成的要严重得多。

这些恐惧并不是想象中的。没有一个父权式的政治——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不管制人民的心灵、信仰和意见。这是个事实。如果剥夺了一个人的消费自由,也即剥夺了他的一切自由。那些主张政府干涉消费的人,太天眞了;当他们不理睬他们所认为的学究式问题的时候,他们是在欺骗自己。他们无意中对于检查制度、宗敎的不容忍,给反对者的迫害,都予以支持。

从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干涉主义,我们不讨论政府干涉人民的消费所引起的这些政治后果。我们只讨论为要强迫企业家和资本家把生产要素用之于非市场所指导的用途,政府所采取的那些干涉。在这样的讨论中,我们不凭任何成见提出「这样的干涉是好是坏」的问题。我们只问它会不会达到干涉主义者所想达成的目的。

贪污腐败

对于干涉主义的分析,如果不讲到贪污腐败的现象,那就不够完全。

政府干涉市场的任何作为,从有关的人民看来,几乎没有例外地不是没收就是赠与。通常是一个人或一羣人因政府的干涉而增加财富,另一个人或另一羣人因而受损害。但在许多情形下,给某些人的损害并不相当于另些人的受益。

干涉主义给立法者和行政者的那种大权,决没有什么可以叫做公平的运用法。干涉主义的主张者,自以为是以贤明无私的立法者和那些善良勤谨的官僚们的自由裁决,来代替私有财产和旣得私益所产生的那些后果——照他们的讲法,这些后果是对社会有害的。在他们的心目中,一般平凡人是无能、无用的小孩,急于需要父亲的保护以免受坏人伤害。他们以「较高尙的」正义作借口,排斥传统的法治观念。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总是对的。因为那是打击那些自私的人,从他们所谓较高尙的正义来看,自私的人是想把一些应该属于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

用在这种推理的「自私」和「不自私」观念是自相矛盾的。前面曾讲过,每个行为都是为要达到一个比没有这个行为时较好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下,每个行为都可说是自私的。对饥饿儿童施舍的人之所以施舍,或者是因为他对施舍行为带来的满足所作的评値,髙于对这笔钱用在购买所带来的满足,或者是因为他希望来生得到好报。在这个意义下,政客们总是自私的,不管他是为取得一份官职而支持一个趋时的方案,或是固执他自己的——不合时尙的——意些信念,因而丧失掉「如果违背那些信念所可得到的利益」。

在反资本主义的用语中,「自私」和「不自私」这种字眼,是用来把人分类的。分类的标准是以财富与所得的平等看作唯一的自然而公平的社会情况。凡是保有或赚得超过了平均数的人都归入自私的剥削者的一类,而把企业家的活动斥之为公害。凡是从事工商业的,凡是完全凭消费者来裁判其行为对错的,凡是迎合购买者争取其光顾的,凡是能够比其竞争者更能满足购买者而赚?寻利润的,从官方的观点看来,都是自私的、可耻的。只有在政府机关支领薪俸的人们,才可说是不自私的、高尙的。

不幸地,政机关的首长和他们的属僚们并不是天使般的人物。他们会很快地知道,他们所作的那些决定,对于工商业者或者是大大的损失,或者——有时——是大大的利得。不错,官僚们也有不接受贿赂的,但是,有些人是很想利用一切「安全的」机会来「分享」在他们的决定下得到利益的人的利益的。

在干涉的措施中,有许多地方,简直是无法避免循私的。国际贸易的输出或输入特许制,就是一个例子。这种特许对于被特许者有一明确的金钱利益。政府应该给谁特许,对谁不特许呢?这决没有中立的或客观的标准可用以判断而可免于偏私。至于在这种场合有没有金钱过手,这是无关重要的。只要接受特许者对那作特许决定的人报以或将会报以其他的好处(例如投他的票),同样也是循私舞弊。

贪污腐败,是干涉主义一定【通常】的后果。对于这里的一些有关问题的处理,可以留待历史家和法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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