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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s Institute

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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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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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第二十九章 生产的拘限

人的行为 Jiav · 10 个月前 · 299 次点击 · 11.89645541

米塞斯 著
夏道平 译

一、拘限的性质

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将讨论那些想转变生产(广义的,包括商业和交通事业)方向的措施。在一个无束缚的市场经济里面,生产活动的方向是由消费者的需求指导的,极权政府对于工商业的每一干涉,都使生产活动转向。对于生产加以拘限的干涉,其特征是:生产的转向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非意图的附随的后果,而是政府当局所想达成的后果。和任何其他的干涉一样,这样的拘限性措施也影响消费。但是,就我们在这一章所讨论的拘限措施而言,这也不是政府当局的首要目的。政府所直接干涉的是生产。它的措施影响到消费方式这一事实,从它的观点来看,也是与它的意图完全相反的,或者至少是它所不欢迎的后果,它之所以忍受这个后果,是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与不干涉的后果比较,这可视为较小的害。

生产拘限是指政府对生产、或对运输、或对某些特定货物的分配、或对生产、运输或分配的一些特定方式的采用加以禁止,或使其更难、更费。于是乎政府消灭了某些可用以满足人的欲望的手段。干涉的结果是:使人们不能把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他们的劳动、以及他们的物质的生产手段用于赚得最高报酬和最满足他们需要的途径。这样的干涉是使人民更穷、更不满足。

这是这件事的难题。凡是想推翻这个基本结论的任何努力都是白费的。在无束缚的巿场里面,有个不可抗拒的趋势,即每个生产要素都雇用在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需要方面。如果政府干涉这个过程,那只会减损满足而决不会促进满足。

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已经从国际贸易的一些人为的障碍得到证明。在古典经济学国际贸易的敎义中,尤其是李嘉图的敎义中,是最后的,再也没有更正确的。关税所能达成的目的,只是把生产方向从每单位投入的产出量较高的途径扭转到较低的途径。这不是增加生产,而是削减生产。

人们常常说政府鼓励生产。可是,为着实现这个目的,政府采取什么行政程序,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它可以公开津贴,或者用保护关税给以变相津贴而增加一般人的负担。値得重视的只有一点,即:—般人不得不放弃他们评値较高的某些满足,而得到的补偿只是他们评値较低的满足。在干涉主义者的议论中,最基本的想法是:政府或国家是社会生产过程以外和以上的存在体,它保有一些非靠课税于民而得来的东西,它可以为某些特定的目的,支用这项神秘的东西。凡是希望从政府的支出得到个人利益的人们,都相信这个神话。为着驳斥这些通行的谬见,我们必须强调:一个政府的支用和投资只能取之于民,它的支用和投资增加,民间的支用和投资就要同额减少。这是自明之理。

政府的干涉不会使人民更富有,但它确可使生产削减,因而使人民的满足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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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0 个月前

二、拘限的代价

拘限生产一定会减损众人的满足。这个事实并不意味这样的限制必然地被视为有害的。一个政府之采用限制措施,并不是随随便便毫无目的的。它是想达到某些目的,而认为这些限制是实现那些计划的适当手段。所以,对于限制政策面价是基于两个问题的解答:政府所选择的手段是适于达成所追求的目的吗?这个目的的实现足以补偿大众因限制而遭受的损害吗?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之视生产拘限与我们之视租税是一样的。缴纳租税也直接减损纳税人的满足。但是,这是他对于政府为社会和社会每个份子所提供的服务所支付的代价。只要政府完成它的社会功用,而税收不超过为使政府机构得以顺利运作所需要的数额,那些租税就是些必要的成本而有所报偿的。

处理拘限措施的这种方法的适当性,在把拘限当作租税的代替品来使用的那些场合尤其明显。国防经费的大部份是国库用公共收入来支应的。但是,也偶尔采用其他的办法。国家的抵抗侵略,有时也要依赖利伯维尔场里面不会存在的某些工业部门。这些工业必须给予补助,而所给的补助可看作军费的一部份。如果政府对于有关的产品课以进口税而间接地来补助这些工业,结果也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这时消费者直接负担所发生的成本,而在政府直接补助时,他们则是经由缴纳较高的租税而间接支付这些费用的。

在实行拘限措施的时候,政府和国会几乎从未想到对于工商业的干扰所发生的一些后果。所以,他们很轻松地认为,保护关税能够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而坚不承认关于保护制度之后果的那些经济理论的正确性。经济学家对于保护制度的谴贵是无法反驳的,也是无任何偏见的。因为,经济学家并不是有贿成见而说保护都是坏的,他们是指出,保护制度不能达到政府想靠它来达成的那些目的。他们也不对政府这项措施的最后目的表示异议,他们只不承认它是实现那个目的的适当手段。

在一切拘限的措施中,最风行的是那些所谓保护劳工的立法。这又是政府和舆论对其后果作了错误判断的地方。他们认为限制工时和禁止童工只是加重雇主的负担,对于工资收入者是一「社会利得」。但是,这只有在这些法律减少了劳动供给,因而使劳动边际生产力相对于资本边际生产力而提高的程度内,才会如此。可是,劳动供给的减少也将减少产品的总量,因而每人的平均消费量也将为之减少。整个饼缩小了,而这个较小的饼分给工资收入者的那部份,在「比例上」将高于他们从较大的饼所分摊到的;同时,资本家的那部份在「比例上」降低了[1]。这要看每个场合的具体情况,也即是看,这个结果是否改善或损伤各业工资收入者的实质工资率。

通常对于劳工立法的评价是基于这个谬见:工资率与工人的劳动增加对杂质的价值,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照工资「铁则」的讲法,工资率决定于必须的最低的生活费:它决不会超过这个水平以上。工人所生产的价值与他所收到的工资,两者间的差额,归于剥削的雇主。如果这项剩余因工时的限制而减少,则工资收入者解脱了一部份辛苦,他的工资仍旧不变,只是雇主的不当利得削减了一部份。总产量的减少,只是减少剥削的资产阶级的所得。

我们曾经指出,劳工立法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演进中发生的作用,直到最近几年前,其重要性远比热烈主张的人所讲的小得多。劳工立法大部份只是对那些已经因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而引起的情况变动予以法律承认而已[2]。但是,在那些迟缓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而工业落后的国家里面,劳工立法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些国家的政客们误于干涉主义的敎条,以为他们可以靠抄袭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立法,来改善穷苦大众的命运。他们对于这里一些有关的问题,好像只要从所谓「人道的观点」来处理就行了,他们没有认淸真实的问题。

在亚洲有几百万孱弱的儿童是穷苦饥饿的,那里的工资与美国或西欧的比较,是极端的低的,工作时间很长、工厂的卫生环境又很坏,这确是悲惨的事实。但是,要消除这些惨象,只有工作、生产、多储蓄,因而多累积资本;此外别无他法。凡是长久持绩的改善必须如此。至于一些自以为的慈善家和人道主义者所主张的那些限制措施,终归是无效的。它们不仅是不能改善情况,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假如做父母的人穷到养不起他们的小孩子,禁止童工就等于要那些小孩饿死。如果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低到一个工人十小时的工作只能赚得仅够绷口的工资收入,这时,要以命令把工作时间减到八小时,那不是有利于工人的。

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改善工资收入者物质福利这个愿望。主张所谓劳工保护法的人们一再讲:较多的闲暇、较高的实质工资,以及使小孩和已婚妇女不必找工作,这就可使工人的家庭更快乐。这种讲法是有意地把问题弄混淆。他们靠说谎和卑劣的毁谤,把那些认为这样的法律是伤害工资收入者主要利益而加以反对的人们,叫做「劳工的陷害者」或「劳工的敌人」。其实,反对这些法律的人们所不同意的,不涉及前者所追求的目的;而只涉及他们为着目的的实现而采用的那些手段。问题不是在大众福利的改善是不是可欲的。它只是在政府命令限制工时和女工、童工的雇用是不是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正确手段。这是一个要靠经济学来解决的纯粹的市场交换问题。感情的言论是不相干的。它是对于「这些自以为是的限制政策的主张者不能提出任何有力的反对来反对经济学家健全的理论」这个事实的一个可怜的托词。

美国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比中国的高,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短,儿童被送到学校而不是送到工厂,这不是美国的政府和法律的一个成就。这是因为,就每个工人平均使用的资本财远多于中国的,因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也远高于中国的。这不是「社会政策」的好处;这是由于过去的放任政策没有妨碍资本主义的演进。如果亚洲人想改善他们人民的命运,他们所应采取的是这放任政策。

亚洲和其他落后国家之所以贫穷,其原因和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情况之所以叫人不满,原因是相同的。人口迅速地增加,而限制政策却推迟了为适应人口增加的需要而作的生产方法的调整。经济自由把一般生活水平提高到空前的高度,为经济自由铺路的是一些主张放任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功绩是不朽的,可是,我们现在一些大学里所用的标准敎科书,却把他们贬之为悲观主义者和贪婪的、剥削的资产阶级的辩护人。

经济学不是像那些自命为「非传统的」鼓吹政府万能和极权独裁的人们所主张的独断。经济学对于政府限制生产的措施,旣不赞成也不反对。它只是说明这些措施的一些结果。这是经济学的责任。至于政策的选择则是人民的事情,但在选择政策时,如果他们想达成所追求的目标,他们就不可忽视经济学的敎义。

确也有些场合,人们会把某些特定的限制视为正当的。关于防火的管制是拘束的,而且提高生产成本。但是,这些管制所引起的总产量的减少,是为着避免更大的灾难所付的代价。关于每一限制措施的决定,必须仔细权衡得失利弊。这是一个谁也不会置疑的常例。


[1] 企业的利润和亏损不受保护劳工的立法的影响,因为,企业的盈亏完全要看适应市场变动而作的生产调整的成败。关于这方面,劳工立法只有作为引起变动的一个因素来看,才成问题。

[2] 参考第二十一章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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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0 个月前

三、作为一种特权的拘限

市场情势的每一扰乱,对于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人羣会有不同的影响。对于某些人有利,对于其他的人有害。只有在相当的时间以后,生产适应了新的情势而调整的时候,这些影响才消失。所以,一个限制的措施,虽然是不利于大多数人的,也会暂时地改善某些人的境况。对于那些受益的人而言,这个措施等于一种特权的取得。他们要求这些措施,因为他们想享有特权。

我们还可举出保护政策所提供的最显着例子。对进口货物所课的保护关税是增加消费者的负担的。但是,对于这种货物的国内生产者却是一种恩物。就他们的观点来看,制定新的关税和提高原有的关税税率,都是极好的事情。

许多其他的拘限措施也是如此。如果政府对于大规模的公司加以限制——或直接限制或用差别课税的办法,则小规模的竞争力量就因之而加强。如果它限制大商店和连锁商店的活动,则小店的老板就开心。

这些措施的受益人所认为是他们自己的那种利益,只会在有限的时期以内可以继续保有。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是很要紧的。在长期中,某一部门的生产者得到的特权终会丧失它可取得特别利益的那个能力。这是因为,享有特权的那个生产部门吸引了新来者,他们的竞争,趋向于消灭那些来自特权的特别利益。所以,为想取得特权而寻求法律恩龙的这种欲求,是永不满足的。他们樾绩要求新的特权,因为旧的特权丧失了它的能力。

另一方面,生产结构已经适应它的存在而作过调整,因此,如果那个限制措施一旦取消,那也是市场情势的一个新扰乱,也同样地短期有利于某些人,短期有害于其他的人。让我就一个关税项目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假设多年以前,比方说一九二〇年吧,R国对于进口的皮革课以关税。这是对于当时的硝皮业的一项恩宠。但是,后来这个行业扩大了,在一九二〇年及以后的几年,硝皮业所享受的淌来之利就消失了。所遗留下的只是这样一个事情:世界上皮革的生产有一部份转移了地区,从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到生产成本较高的R国以内的地区。R国的居民就要比课关税前支付较高的价来买皮革。同时,R国的资本与劳力雇用在硝皮工业的数量,也比在皮革自由贸易下所雇用的数量较多。于是,R国其他的生产业势将灭缩,至少是扩张受到了限制。从国外输入的皮革减少了,为偿付进口皮革而输出的产品也随之减少。R国的对外贸易总量也就因而减削。这样一来,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因为保留这个旧关税而得到一点利益。相反地,每个人都因为人类生产努力的总产量灭少了而受害。假设R国对于皮革输入所采的政策被所有的国家用来对付所有的输入品,因而完全消灭国际贸易,使毎个国家完全自给,那么,所有的人都完全放弃了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利益。

很明显地,如果R国取消皮革的进口关税。就长期看,对于毎一个人——R国本国的和外国的——都有利。但在短期当中,这会损害曾在R国制革业投资的资本家的利益。也同样损害R国专长于制革的工人的利益。这些人当中,就得有一部份迁居国外,或者转业。所以,这些资本家和工人势必热烈反对皮革进口关税的降低或完全取消。

这就明白地指出,为什么限制生产的一些措施一经产业结构相应调整以后,要想取消就极为困难了。尽管这些措施的后果对于任何人都是有害的,把它们取消只在短期内对于某些特定的人羣有害。这些利于保持限制措施的人羣,当然只是少数。在R国只是人口中的一小部份从事制革业,这一小部份的人会因皮革进口关税的取消而受害。大部份的人是皮革和皮革制品的购买者,他们将因皮革跌价而受益。在R国以外,只有那些因为皮革业扩张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将随之萎缩的人们才受到损害。

反对自由贸易的人们所提出的最后理由是这样说的:即令只是那些从事制革的R国人直接与皮革关税的保持有关,但是,R国的每个人属于许多生产部门的一个部门。如果每种国内产品都是受关税保护的,则从保护转到自由贸易就会损害每个行业的利益,因而也损害所有的劳资的专业集团,也即全国的人。于是,就得到一个结论:取消保护关税,在短期内将不利于所有的国民。而且値得我们计较的,也正是短期的利益。

这个议论涉及三重错误。第一、所有的生产部门都会因为取消保护关税转向自由贸易而受害,这一说法是不对的。相反地,那些比较成本最低的生产部门在自由贸易下将会扩张。它们的短期利益会因关税的取消而增进。对于他们自己产出的那种产品所课的关税,对于它们没有好处,因为它们在自由贸易下不仅可以生存,而且可以发展。至于对尺国内的生产成本高于国外的那些产品所课的关税,也损害他们,因为原可用来使它们多生产的资本和劳力,转到那些被关税保护的生产部门。

第二、短期原则完全是谬见。在短期中,市场情势的每一变动不利于那些未及时料到这种变动的人们。主张短期原则的人如果是一贯的话,一定会主张一切情况的完全固定不动,反对任何变动,乃至包括医疗学和工艺学的改进[3]。如果人们在行为中一味地只想避免眼前的损害而无远虑,他们就会沦为禽兽。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是人会自觉地为着达成某些较大的、较远的满足而放弃某些近利。对于人而言,时间偏好不是绝对的;它只是用以权衡利弊得失的一些项目当中的一个项目而已。人会知道苦口的良药会有治病的后果。他不会无条件地放弃长期利益而取短期利益;想象中的不同时期的满足,他都考虑到。

最后,如果R国的全部关税一律废除这个问题是在讨论中,我们就不可忘记这个事实:那些制皮革的人们的短期利益之受害,只是由于许多税目中的一个税目的取消,至于其他的一些税目之取消,对于他们是有利的,因为那些税目所涉及的产品是一些本国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制革业的工资率相对于其他行业的工资率而言,诚然有一些时是会下降,直到各种行业的工资率之间的适当的长期的比例重新建立的时候为止。但是,制革业的工人们在其收入暂时减少的同时,他们所买的许多物品的价格也在下跌。而且,这个有利于他们的趋势,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这是自由贸易的一些持久福利的极致,它把每个生产部门安排在比较成本最低的地区,因而提高劳动的生产力而使产品的总量增加。这是自由贸易给市场社会每一份子的长期的、持久的利益。

如果保护关税只课在进口的皮革,那么,从制革业者的观点来讲,反对关税的废除可说是合理的。这时,我们可把他们的反对态度解释为特殊利益所使然,这种属于一个行业的利益,由于这个特权的废除是会受到损害的。但是,在这个假设的事例中,制革者的反对一定是无效的。因为大多数的国人会推翻它。保护关税的主张者之所以能够得势,是由于许多的生产部门都同样接受保护,而不只限于制革业一个部门,因而这许多部门都反对关于自己部门的那些税目的废除。这种情形,自然不是基于每个集体特殊利益的一个联盟。如果每个人受到同样程度的保护,每个人不仅是以消费者的身份所受的损失等于以生产者的身份所得的利益。而且,每个人将因劳动生产力的普遍降低而受害。劳动生产力之所以普遍降低,是由于一些生产事业从较有利的地区转移到较不利的地区而引起的。相反地,把所有的税目一律废除将使毎个人享受长期的利益,同时,由于废除某些特定税目而使有关的集团受到的暂时损失,已经在短期内至少有一部份是会抵销的——因为所废除的税目中,有的是属于这个集团所购买、所消费的东西。

有许多人把保护关税看作是给与本国工资收入者的一种特权;当保护关税存在的时候,他们可赚得比在自由贸易下更高的工资,而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这种说法不仅闻之于美国,凡是平均实质工资高于别国的国家都有这种说法。

如果资本与劳动的流动有完全的自由,则全世界同类、同质的劳动价格(工资)当然有趋向于相等的趋势[4]。可是,即令产品是自由贸易的,但在移民和资本输入方面却有障碍,这个趋势也就不会出现了。美国的劳动边际生产力高于中国的,因为美国所投的资本,就平均每个工人而言,高于中国的,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工人不能自由进入美国的劳动市场来与美国工人竞争。在解释这种差异的时候,我们不必过问是不是美国的自然资源比中国的多,也不必问是不是中国的工人比美国的差劲。不管怎样,妨害资本与劳动流动自由的那些法制上的障碍,已足够说明工资相等的趋势之所以缺乏的理由。因为美国关税的废除不影响这方面,那就不会损害美国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水平。

相反地,在资本与劳动的流动受到限制的场合,产品的贸易转变到自由贸易,必然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美国的成本较高的(也即美国的生产力较低的)那些工业势将萎缩,而其成本较低的(也即生产力较高的)那些工业势将扩展。

瑞士制表业的工资率和中国刺绣业的工资率,美国这两业的工资率确实是低些。在自由贸易下,瑞士人和中国人在美国市场将会扩展他们销路,美国竞争者的销路将会萎缩。但是,这只是自由贸易的一些后果的一部份。瑞士人和中国人,因为卖出的较多,生产的较多,也就有较多的赚得,较多的购买。至于他们是多买美国其他工业的产品,还是多买他们本国或别国(例如法国)的产品,那是不关紧要的。不管怎样,他们所多赚的那笔钱终归会流进美国,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购买。如果瑞士人和中国人不是把他们产品当作礼物白送,他们就得把那笔钱花在购买上。

相反的流行见解是由于这个幻想:美国可以靠减少公民们现金握存的总量来增加输入品的购买。这是个有名的谬见。照这个谬见,人们可以不管他们现金握存额的多少而购买,而且照这个谬见,现金握存的存在,只是因为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买而剩余下来的。我们曾经指出,这种重商主义的敎条是如何地完全错误[5]。

保护关税在工资率和工人生活水平方面所发生的影响,实际上不是这回事。

在一个货物贸易是自由的,而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是受限制的世界里面,有一个趋势是趋向于在各国对于同类、同质的劳动所付的价格之间建立一个确定的关系。这里不含有工资率趋于相等的趋势。但是,各国对于劳动所付的最后价格保有某种数字关系。这个最后价格的特征表现于这个事实:凡是想赚取工资的人都得到一个职业,凡是想雇用工人的人,都能雇到他所想雇的人数。这就是「充份就业」。

让我们假设只有两个国家——R国和M国。在R国里面,最后工资是M国的一倍。R国的政府采用那些被误称为「保护劳工」的方法。它增加雇主的负担,使他们比例于雇用的人数而负担一笔额外开支。例如,它减少工作时间而不许相对地降低每周的工资率。其结果是,产出的货物数量灭少,而货物的单价上升。工人享受了较多的闲暇,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却降低了。可用的货物量一般的减少会引起什么别的后果吗?

这个结果是在R国内部发生的。R国不是自给自足的,它与M国有输出输入的贸易关系,这个事实并不改变上述的结果。但是这涉及M国。当R国的人们生产少了,消费少了,他们也就少买M国的产品。在M国,生产没有普遍灭少。伹是,有些为输出R国而生产的工业将因此不得不为M本国市场而生产。M国眼见国外贸易量减少;它将变得更自给自足了。这是保护主义者认为的好事。其实,这是生活水平的降低;成本较高的生产代替了成本较低的生产。人们削减其对市场的供给量,对于每个人的损害将随分工的程度髙低而或大或小。

可是,R国的保护劳工的新法律所引起的这些国际后果,并不同样地影响M国的工业各部门。生产之适应新情势而作的调整,从开始到最后完成,必须经过一连串的步骤。这些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不同。它们比长期效果更显得可观。短期效果几乎每个人都会注意到,长期效果只有经济学家才看得出来。掩盖长期效果不让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件难事,可是,为免于那股赞助所谓劳工保护法的热情消失,关于容易看出的那些短期效果,却有些事情要作。

第一个出现的短期效果,是R国的某些生产部门的竞争力,相对于M国的而言减弱了。因为R国的物价上涨,就可能有些M国的人在R国扩张他们的销售量。这只是暂时的效果;到了最后,所有M国的工业在R国的销售总额是会减少的。尽管M国对R国的输出总额一般地说,是减少了,但是,M国的某些工业仍可能在长期中扩张他们的销售量(这就要看比较成本的新情势如何)。但是,在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之间没有必然的相互关系。过渡期的一些调整,会引起一些完全不同于最后结果的千变万化的变动情况。可是,缺乏远见的大众,其注意力完全被这些短期效果吸引住。他们听到商人们诉苦,说R国的新法律使M国人有机会在R国和M国低价出卖。他们看到有些R国的商人不得不限制他们的生产并裁减工人。于是,他们开始怀疑那些自以为「非正统的劳工朋友们」的敎义可能有什么毛病。

但是,如果在R国有一种关税,其税率高到足以防止M国人在R国市场扩展他们的销售(甚至暂时的扩展也不可能),情形就不一样了。这时,这个新方法最显着的短期效果,就被掩蔽得大家看不出来了。长期效果,自然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它们是由一些短期效果的另一个次序引起的,而这个次序因为比较不明显而较少令人不快。关于因缩短工作时间而产生的所谓「社会利得」的传说,不是凭每个人和被解雇的工人所认为不好的那些后果之立即出现而推翻的。

今日,关税和其他一些保护策略的主要功用,是在掩饰那些用来提高大众生活水平的干涉政策的真实后果。经济的国家主义是这些风行的政策的必要补充,而这些政策号称为改善工资收入者的物质福利,事实上是损害他们福利的[6]。


[3] 这种一贯已见之于某些纳粹党的哲学家。参考Sombart, A New Social Philosophy, pp. 242-245.

[4] 关于详细的分析,参考前面第二十一章第九节。

[5] 见前面第十七章第十三节。

[6] 参考第十六章第六节关于卡特尔的功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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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0 个月前

四、作为一个经济制度的拘限

我们曾讲过,有些场合,拘限的策略是可以达成所追求的目的的。如果采取那个策略的人们认为,那个目的比拘限所引起的不利——即,可用以消费的物质财货的数量减少——更为重要,则采取拘限策略,从他们的价值判断来讲,是对的。他们蒙受损失,支付代价,为的是取得他们所评値较高的东西。任何人,包括理论家在内,都不能与他们议论关于他们的价值判断之是否适当。

处理那些拘限生产的策略之唯一适当的方式,是把这些策略看作为达成一个特定目的而作的牺牲。这些策略是些「准开销」和「准消费」。它们是使用那些可以为实现某些别的目的而生产、而消费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出现了,但是,这准消费对于这些策略的制作人所给的满足,却胜于取消这些策略所可产生的财货之增加。

就某些拘限策略而言,这个观点是被普遍采纳的。如果政府规定一块土地必须保存它的自然状态作为一个国家公园,而不许作任何其他的利用,这种作法,谁也不会认为不是消费。政府剥夺了人民耕种这块土地所可获致的增产,而供给他们另一种满足。

由此可知,对于生产加以拘限,只可辅助生产体系的运作,决不会有其他的作用。我们不能单单靠一些拘限的策略来建立一个经济行为的体系。它们不能形成一个生产体系。它们属于消费领域,不属于生产领域。

在检视干涉主义所引起的那些问题时,我们是专心于讨论干涉主义者所宣称的他们的制度可替代其他的一些经济制度。这种说法是没有理由的。拘限生产的干涉措施是削减产量和满足。财富的生产是要消耗生产要素的。减少生产要素就是减少产品的数量,而不是增加它们。即令减少工时所想达成的目的可以靠命令来达到,那也不是一个生产的策略。那一定是减少产量的一个途径。

资本主义是个社会生产制度。社会主义,照社会主义者的说法,也是个社会生产制度。但是,关于拘限生产的那些策略,即令是干涉主义者也不能提出同样的说法。他们只能说在资本主义下生产太多了,因而说为实现其他的一些目的,他们想防止这过剩的生产。他们自己也得承认拘限策略的应用是有限度的。

经济学并不认为拘限是个坏的生产制度。它是说那根本不是一个生产制度,而是个准消费制度。干涉主义者想用拘限的策略达成的目的,大都不能靠这种策略达成。但是,即令在拘限策略适于达成所追求的目的的场合,它们也只是拘限的[7]。

拘限策略今日之所以风行,是由于人们不知道它的一些后果。在讨论政府规定缩短工时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不了解总产量一定减少,而工资收入者生活水平也将随之降低。至于说这样的「保护」劳工的策略是一「社会利得」,而其成本完全完全落在雇主的身上,这完全是今日「非正统派」的一种独断。谁怀疑这个独断,谁就被扣上「剥削者的辩护人」的帽子,而遭受残酷的打击,他就被暗示为:想把工资收入者压成穷人,想把工作时间延长到现代工业化的早期状态。

为着驳斥这种污蔑,我们必须再强调:带来财产和福利的,是生产不是拘限,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一般工资收入者比他的祖先们消费更多的财货,而且能够享受更多的闲暇,他能够抚养妻儿而不必送他们去工作,这都不是政府和工会的成就。而是由于谋取利润的工商业累积了更多的资本,投下了更多的资本,因而把劳动生产力提高了百倍乃至千倍。


[7] 关于从李嘉园效果的观点提出的对于这个命题的反对,参阅第三十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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