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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s Institute

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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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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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第三十章 对于价格结构的干涉

人的行为 Jiav · 10 个月前 · 297 次点击 · 11.89645541

米塞斯 著
夏道平 译

一、政府与巿场的自律

对于市场结构的干涉,就是政府要把货物与劳动的价格和利率规定在一个不同于利伯维尔场所决定的高度。政府公吿,或暗示或明示地授权一些特定的人,公吿被认为最高限的或最低限的一些价格与费率,政府并提供强制力来执行这些公吿。

政府用这样的策略或者是想加惠于买者——在最高价格的场合,或者是想加惠于卖者——在最低价格的场合。最高价格的目的是要使买者可能用低于利伯维尔场的价格买到他所想买的。最低价格的目的是要使卖者可能以高于利伯维尔场的价格卖掉他所想卖的货物或劳务。至于政府想加惠于那些集团,这就要看政治力的差异。对于某些货物,政府有时采用最高价格,有时也采用最低价格。对于工资,政府有时公布最高工资率,有时也公布最低工资率。至于利息,政府从未公布过最低的利率;当政府干涉利息的时候,总是公布最高利率。政府对储蓄、投资和放款总是嫉视的。

如果对于物价、工资、利率的干涉,包括所有物价、工资和利息,那就是充份地以社会主义(德国型的)替代市场经济。于是,市场、人际交换、生产手段私有权、企业、以及民间的创发,也就统统消灭了。任何人再也没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本意来改变生产程序;每个人都得服从生产管理局的命令。在这些命令之下的所谓价格、工资率、和利率,再也没有交换论中这些名词的意义了。它们只是由指挥者所作的一些数量决定,无关乎市场程序。如果采用价格管制的政府和主张价格管制的改革家总是想建立德国型的社会主义,那就无须经济学来各别讨论价格管制问题。关于这样价格管制所要说的,已经全部包括在社会主义的分析中。

许多主张价格管制的人,对于这个问题非常模糊。他们不知道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社会的基本区别。他们观念上的模糊,反映在他们的用语中。他们常常把这些完全不兼容的东西并凑起来。他们的一些主要概念都是逻辑学家所说的「contradictio in adjecto」[1]那种矛盾的例子。

但是,居然有些主张价格管制的人,公开宣称他们要保持市场经济。他们竟直率地说:规定物价、工资和利率的政府,可以靠颁布命令达成所想达成的目的,而不完全废除市场和生产手段私有权。他们甚至于宣称,价格管制是保持私有企业制和防止社会主义到来最好的或唯一的办法。如果有人懐疑他们这种说法的正确性而指出「价格管制,如果不是从政府和干涉主义者的观点看来把事情弄得更糟,那就是归结于社会主义」,他们就变得愤怒。他们抗议说,他们旣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经济自由而不是极权统治。

我们所要检讨的就是干涉主义的这些说词。问题是在用警察的力量能否达成想靠物价、工资和利率规定在不同于利伯维尔场所决定的高度来达成的那些目的。当然,一个坚强而有决心的政府,有力量规定这样的最高价格或最低价格,而对于不服从的人给以严厉的慜罚。但是,问题在于政府不能靠这样的命令达成它所想达成的那些目的。

历史,是物价管制和反高利贷的一部长编记录。皇帝们、国王们,以及革命的独裁者,一再地干扰市场现象。严厉的惩罚加在那些不服从的商人和农民之上。许多人在羣众所热烈支持的迫害下被牺牲了。但是,所有这些作法都是失败的。法律家、神学家以及哲学家们对于这种失败所提供的解释,与统治者和羣众的想法完全一样。他们说,人是生来自私的、有罪的,政府在执行法律的时候未免太松懈了。权力的行使应该还要更毅然决然。

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许多政府早已实行通货贬质(currency debasement)。他们用较劣、较便宜的金属渗进铸币原先所含的金银成份,或者把铸币的重量和体积减低、减小,但是,他们仍使这贬质的通货保持原先的名称,而且规定要按照名义上的平价授受。后来,那些政府又规定金与银之间以及金属币与信用之间的比率,命令人民必须按照这法定的比率交换。在追究这些企图之所以归于无效的原因时,中世纪后期的经济思想的一些先驱们,已经发现了后来叫做葛莱欣法则(Gresham's Law)的那个规律性。可是,从这个孤立的透视进到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认知了所有市场现象的互相关联,其间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期。

古典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继承人有时说到价格管制的「不可能」。这个说法很容易被那些想曲解的人曲解。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眞正意思不是说价格管制的规定不可能的,而是说那些管制不可能达到政府想用以达成的目的,而且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他们的结论是说:这样的一些规定是与目的冲突的,而且是不利的。

价格管制问题不仅是经济学所应讨论的问题之「一」,不是在不同的经济学家之间所可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这是必要看淸的一点。这里的问题无宁说是:是不是有所谓经济学这样的东西?在巿场现象的连续与相互的关联中,有没有什么规律性?对于这两个问题给以否定答复的人,否认作为一个知识部门的经济学的可能存在。他回复到经济学诞生以前的时代所保持的那些信念。他断言没有什么经济法则;物价、工资和利率,是由市场情势所决定的这个说法是不确实的。他说警察有力量任意决定这些市场现象。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不一定要取消经济学;他的基本假设不一定意涵巿场现象的不确定。但是干涉主义者,在主张价格管制的时候,却不得不抛弃经济学。如果否认巿场法则,经济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德国历史学派猛烈攻击经济学而想以政治学的经济部份(wirtschaftliche Staatswissenschaften)来替代经济学,这是一贯的。英国费边主义(British Fabianism)和美国的制度学派也是如此。但是,那些不完全抛弃经济学而又宣称价格管制可以达成所追求的目标的人们,却是自相矛盾了。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干涉主义者的观点之妥协,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价格唯一地是由市场情势决定的,那就不能由政府的强制力来自由操纵。政府的命令只是一个新的情势,所以,它的效果是由市场运作决定的。它不一定产生政府所想用以实现的那些后果。干涉的最后结果,从政府所企图的那个观点来看,可能比政府所想革除的那些弊病更坏些。

任何人不能把经济法则这个名词放到括号里面并挑剔法则这个概念的缺点,而使上述的那个命题归于无效。在说到自然法则时,我们心中所想的是物理与生物现象有个不可变动的关联存在于其间,而行为人如果想行为成功,就得受这种规律的支配。在说到人的行为法则时,我们所指的是,在人的行为领域也有个不可变动的关联存在,而行为人如果想行为成功,也必得承认这个规律。行为法则的真实性之显现与自然法则的真实性之显现,是经由相同的信号,即:「人的达成目的的力量总是受限制的」这个事实。如果没有法则,人就会是万能的,而永不感觉到任何他所不能即刻完全消除的烦恼,或者他根本不能行为。

这些宇宙法则决不可与人为的国家法律以及人为的道德规律相混淆。与物理学、生物学、和人的行为学所提供的知识有关的那些宇宙法则,是和人的意愿无关的,它们是些本体论上的事实,严格地限制着人的行为能力。至于道德规律和国家法律是人们为想达成某些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这些目的能否靠这些手段眞的达成,这就要决定于一些宇宙法则。人为的一些法则如果适于达成其目的,那就是合宜的,如果不适于达成其目的,那就是与意愿相反的。所以,这些人为的法则要从适宜与否的观点来加以检讨。至于那些宇宙法则,我们不能过问它们是否适宜。它们就是它们那样,谁也管不了它们,违犯了它们,违犯的本身就是惩罚。但是,那些人为的法则必须靠一些特定的制裁来实施。

只有疯子才敢于不顾物理和生物法则。但是,藐视经济法则却是极普通的事情。统治者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力量也受物理学和生物学以外的法则之限制。他们决不会把他们的失败和挫折归因于对经济法则的违犯。

最不承认经济知识的是德国的历史学派。对于这个学派的一些敎授而言,「他们所崇拜的那些偶像——勃兰可登堡•霍亨索伦的选侯们(the Hohenzollern Electors of Brandenburg)和普鲁士的国王们 不是万能的」这个想法,是不能忍受的。为拒绝经济学家的敎义,他们埋首于记述那些光荣君主们之史迹的故纸堆中。他们说,这是对国家政治问题的一个切实研究法。在这里,你可看到眞正的事实和真实的生活,而非英国学院的那种无生气的抽象和错误的概念化。其实,所有这些汗牛充栋的卷册,都是因为藐视经济法则而归于失败的那些政策和措施的冗长记录。这些Acta Borussica [2]是最有敎益的历史文件。

但是,经济学对于这样的例解是不能同意的。它必得进而仔细检讨市场对于政府干涉价格结构而起的反应方式。


[1] 译者注:这是拉丁文。即一个名词和它的形容词之间的逻辑矛盾。例如:「四方的三角形」、「开明的专制」、「管制的或非市场的价格」。

[2] 译者注:Acta Borussica(拉丁文)。这是官方文件的一个集子的名称:这个集子所收集的,都是关于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王国选侯的历史文件,在历史学派的领袖Gustav von Schmoller (1838-1917) 的指导下,由普鲁士的档案保管局编辑印行的。Borussica是普鲁士这个地区原来的名称。——见Percy L. Greaves, Jr. Mises Made Easier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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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0 个月前

二、市场对于政府干涉的反应

市场价格的特征是它使供需相等。需求量与供给量不仅是在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里面相等。基本价格论所发展出来的那个静态概念,是市场上每一瞬息所发生的情形的忠实描述。在未受束缚的市场上,价格一离开供需相等的那个高度,马上就会自动更正过来。

但是,如果政府把物价规定在一个异于利伯维尔场所决定的高度,则这个供需均衡就被打破。这时(在限定最高价的场合)就有些潜在的买者尽管愿意照政府所规定的价格乃至更高的价格来买,也不能买到。如果在限定最低价格的场合,就有些潜在的宝者尽管愿意照政府所规定的价格乃至更低的价格来宝,也不能贾掉。这个法定的价格再也不能把那些能买或能卖的潜在的买者或资者与那些不能买贾的潜在的买者宝者分开。于是,关于财货和劳务的分配,以及关于谁可得到那部份的供给,就必然由一个不同的原则来决定。那就是能够买到货物和劳务的人,只有那些先到的人,或者只有那些有特殊人身关系的人,或者只有那些用威胁或暴力来抢过别人的人。如果官方不想让机会或暴力来决定供给的分配,不想让情况变成混乱,它就要出来管制每个人所可购买的数量。这就是实行配给制[3]。

但是,配给制并不影响这个问题的核心。把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分配给那些急于想取得它的人们,这只是市场的次级功能。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在指挥生产。它把生产要素导向那些可以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需要途径。如果政府的限价只涉及一种消费财或涉及消费财有限的数量,而让那些辅助的生产要素的价格自由,则有关的消费财的生产就会减少。边际生产者将不继续生产它们,以免损失。那些非绝对特殊的生产要素将被雇用得更多,因为可用来生产那些未受价格管制的其他货物。于是,那些绝对特殊的生产要素将有更大的部份(比不限价的场合)未被雇用。生产活动趋向于从那些受到限价影响的生产转到其他货物的生产。这齿结果,显然是与政府的意愿相反的,政府采取限价政策,是想使消费者更易于取得那些货物。政府认为那些货物是生活上特别重要的,特意挑选出来加以特别管制,以期即令是穷人也能得到充份供给的。但是,政府干涉的结果却是这些货物的产量减少或完全停顿。这是个彻底的失败。

如果政府想免于失败而再把生产这些被限价物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也规定一最高限,那也是白费的。这种做法,只有在所有的那些必须的生产要素都是绝对特殊化的场合,才会成功。因为这种场合决不必有,所以政府在采取了第一个办法——把一种消费财的价格限制在潜在的市场价格之下——以后,必须接二连三地推广限价的范围,不仅是对所有的消费财和所有的物质生产要素限价,而且也要限定工资。那就是要强迫每个企业家、每个资本家、每个雇主按照政府所规定的物价、工资和利率来生产政府命令他们生产的数量,并卖给政府所指定的那些人——生产者或消费者。如有一个生产部门不受这些限制,资本和劳力就会流进这个部门;生产之受到限制的,只是政府认为极关重要,因而必须加以干涉的那些部门。

政府只对一种货物或少数货物加以管制,经济学并不认为是不公平的,是坏的,或行不通的。它只说这样的干涉所产生的结果将与干涉的目的相反,将使情形更坏,而不是更好,这里所说的更坏而不是更好,当然是就政府和那些支持干涉政策的人们的观点来说的。在政府干涉以前,那些有关的货物,在政府的眼中是太贵。可是限价的结果,那些货物的供给减少了或完全绝迹。政府的干涉是因为它认、为这些货物特别重要、必须、绝不可少。但是,它的行动却削减了它们的供给量。所以,从政府的观点来看,这是荒谬的。

假使政府不愿意承受这个不好的结果,而再来更多的干涉,假使它对所有各级的一切货物和劳务的价格都加以规定,同时命令所有的人按照这些规定的物价和工资继续生产、继续工作,这就是把市场完全消灭掉。于是,计划经济、德国的强制经济型(German Zwangswirtschaft pattern)的社会主义取代了市场经济。消费者再也不以他们的购买和不购买来指挥生产了;只有政府指挥它。

限价的结果是减缩供给,因而与限价所想达成的目的完全相反。这个定律只有两个例外。一是关于绝对租的,一是关于独占价格的。

限价的结果是供给萎缩,这是因为边际生产者遭受损失而不得不停止生产。非特殊化的生产要素被用在那些未限价的其他产品的生产。绝对特殊的那些生产要素的使用量为之减缩。在利伯维尔场的情形下,绝对特殊的生产要素被利用的程度,只受限于为满足更迫切的欲望在那些辅助要素当中使用非特殊化要素的机会之缺少。现在,这些绝对特殊的要素只有较小部份的供给可被利用:而未被利用的那部份供给随之增加。但是,如果这些绝对特殊的要素之供给是如此稀少,以致在利伯维尔场的价格下它们的全部供给都被利用,那么,政府的干涉所不会在其间减削其产品之供给者的那个领域就是旣定的。只要它没有完全呑没这绝对特殊要素的边际供给者的绝对租,这最高价格的限定就不减削供给。但是无论如何,其结果总归是产品的需求与其供给的不配合。

一块土地在都市的租金超过在农村的租金,在这个超过额以内的租金管制,可以不致于使租地的供给为之减少。如果租金的限额还没有限到使地主宁可把土地用之于农业而不用之于建筑的那个程度,那就不会影响到公寓和商业房屋的供给。但是,租金的限价会增加公寓和商业房屋的需求,因而闹房荒,而房荒是政府想用限制租金的手段来解决的问题。政府是否配给土地,这是次要的问题,无论如何,政府这样的限价并未消灭都市地租这个现象,不过是把这种租从地主的所得中转到房客的所得中。

事实上,限制租金的政府从未基于这些考虑来调整租金的最高限。政府或者就干涉之前夕的毛租金予以冻结,或者是照那毛租金稍稍增加一点。毛租金包括两个项目:都市租金的本身和利用地面建筑物所支付的代价。这两个项目之间的比率是因每幢房屋的特殊环境而不同的,因而租金限制的后果也不一样。在某些场合,从地主转给承租人的利益,只是都市租与农地租之间的差额之一部份,在其他的一些场合,它会大大地超过这个差额。但是,不管怎样,租金的限制总归要引起房荒。因为它增加了需求而未增加供给。

如果租金最高限不只是为那些已有的出租场所而规定,而且也为尚待建筑的房屋而规定,则新房屋的建筑就不再有利了。这种建筑或者完全停止,或者减缩到一个低水平;房荒现象就持绩下去。但是,即令新房屋的租金不受管制而可自由索取,新房屋的建筑也会减少。有先见之明的投资者不愿在这方面投资,因为他们考虑到政府在稍后的时日会宣布新的紧急情势到临,因而会以对付旧房屋的同样方法来征收他们的收益的一部份。

第二个例外是关于独占价格。某一有关货物的独占价格与竞争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最高价格可以在其间限定而不致不能达成政府所追求的目的。如果竞争价格是p,而在一切可能的独占价格之中的最低者为m,最高限价为c,c低于m,这个c使得出卖者不利于把价格抬到p以上。于是,这个最高限价重新建立竞争价格,并且使需求、生产和供给都增加。基于对这种连绩关系的模糊认识,所以有人主张政府干涉以保持竞争,使竞争尽可能地顺利进行。

为着便于讨论起见,我们可不提「这样的一些建议如果用在那些因政府干涉而形成的独占价格上面,那是不切实际的」这个事实。假若政府反对新发明的独占价格,它就应当停止专利权的授与。旣授与专利权而又强迫享有专利权的人,按竞争价格出售因而剥夺他们的专利,这眞是荒谬可笑。假若政府不准许卡特尔,那就应当把所有让商人有联营机会的一切措施都放弃掉。

凡不是由于政府的帮助而存在的独占价格,情形就不同了。如果能够研究出事实上不存在的竞争市场所会决定的价格高度,政府的最高限价就可重建竞争环境。凡是想建立非市场价格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关于这一点前已讲过[4]。公用事业的劳务价格怎样才算公平,对于这问题所做的决定,都是不能叫人满意的,这是所有的经济学家熟知的事实。

这两个例外说明了为什么在稀少的情况下最高限价(很谨慎地用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不致于减缩有关货物或劳务的供给。这究竟是例外,它不影响上述的一般原则的正确性,即:最高限价所导致的情况,从颁布限价办法的政府的观点来看,比不限价的情况更坏。

对于上古文明衰落的原因之观察

知道了政府干涉市场价格的一些后果,我们就可了解上古文明之所以衰落的若干经济原因。

把罗马帝国的经济组织叫做资本主义是否正确,这是个不必决定的问题。可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实的,即在第二世纪的罗马帝国,「好」皇帝安东尼的时代,已经发展到高度的社会分工和区域间的贸易。几个大都巿中心,一些中级的城市、和许多小鎭市是高度文明的所在地。这些城市的居民们不仅是由附近地区供应食粮和原料,而且也由遥远的地方供应。这些供应的一部份流进了这些城市,成为那些拥有地产的富人们的收益。但是,其中的大部份是由乡村农民购买市民的加工产品而得来的。在广大的帝国领土上,不同的区域间有很繁盛的贸易。分工又分工的趋势,不仅见之于工业部门,而且也见之于农业部门。帝国的很多部份已经不是经济的自给自足。它们是互相依存的。

罗马帝国的式微与其文明的衰落,其原因是这种相互的经济关联的解体,而不是野蛮民族的侵入。外来的侵略者只是利用帝国本身的内部衰落的机会而已。从军事的观点看,第四、第五世纪侵入帝国的那些部落,并不比早期罗马军团所轻易击败的那些军队更可怕,但是,帝国已经变质了。它的经济社会结构已经是中古型的。

罗马给与工商业的自由已经减缩了。对于谷物和其他重要必需品的市场所加的限制,更甚于对别的货物。凡是谷物、油类、酒(这是当时大宗的主要产品)叫价高于平常价格的,都认为不公平、不道德,而市政当局马上就査核他们所认为的不法利润。于是,这些货物有效率的批发贸易的进展就被阻碍了。annona [5]政策(这等于榖物贸易的国营或市营)是想用来补救这个缺陷。但是,它的后果是不好的。谷物在城市里面显得稀少,而农民们又以种植谷物无利可图叫苦[6]。政府的干涉打翻了供给适于需求的调整。

当第三、第四世纪政治纷乱的时候,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又采取通货贬质政策,这是最后无可奈何的一手。通货贬质和限价制度,完全瘫痪了主要食粮的生产和贸易,而使社会经济组织解体。政府愈是急于推行限价政策,而那些靠购买粮食过活的城市居民愈陷于苦境。谷物和其他必需品的贸易完全消灭了。为着免于饿死,人们离开城市,迁居乡下,为自己的需要而种植谷物;制造油、酒、和其他必需品。另一方面,拥有大地产的人们减缩他们过剩的谷物生产而开始在他们的农舍里面制造自己所需要的手工制品。大规模的耕种在当时是不合理的,因为,生产出来的大量谷物,再也不能卖到有利的价格。大地主旣不能像以前那样,在城巿里面出卖他们的谷物,他们也就不能再做城市工人的雇主了。他们不得不找个替代的方法来满足需要,于是,照着自己的打算雇用手艺工人在他们的农舍中工作。他们中断了大规模的农业经营,而变成向佃户收取租金的地主了。这些佃户或者是解放了的奴隶,或者是迁居到村庄来的城市贫民。这样一来,每个地主的领地都趋向于自给自足。城市的功用、工商业的功能萎缩了,意大利和帝国的一些省份,都转变到社会分工落伍的境况了。上古文明中高度发展的经济结构,返化到现在大家所熟知的中古时期的庄园组织。

罗马帝国的皇帝们面对这种结果,惊慌起来,但是,他们的反应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没有触及祸根。他们所依赖的强制和暴力,毕竟不能挽回社会瓦解的趋势;相反地,这个趋势正因为过份的强制和暴力而促成。罗马人谁也不了解这种情况是政府干涉物价和通货贬质所引起的。政府颁布法令不许人民迁离城市到乡村居住[7]的法律,结果也是无效的。富人必须服公役的那个leiturgia [8]制度,只是加速分工的退化。那些关于船主们特殊义务的法律,赖用以防止航运的衰返。其结果也和那些为防止农产品在城市的供给量之减缩的谷物处理法一样地不成功。

叫人惊羡的古代文明之所以毁灭,是因为它没有把它的道德律和法律韹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调整。一个社会秩序的正常功能所必须的那些行为,如果被道德标准反对,被国家法律宣布为非法,被法院和警察看作犯罪来惩罚,社会秩序注定要崩溃。罗马帚国的冰消瓦解,因为它缺少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和自由企业。干涉政策和其政治上的必然结果——领袖主义,毁了强大的帝国:这种政策和这种主义也同样地要瓦解和毁灭任何社会组织。


[3] 为说明简单起见,在这一节的进一步讨论将只涉及限定的最高物价,在下一节只涉及最低的工资率。但是,我们的这些陈述,加以必要的若干变更,即可同样地适用于法定的最低物价和最高工资率。

[4] 参考第十六章第十五节。

[5] 译者注:annona是个拉丁字。指罗马帝国(27 B.C.-476 A.D.)所实行的政策。这个政策是把一些最重要的食物——谷物、酒、和油类免费分配给穷苦的市民。这个政策鼓励了人们拥挤到城市来,而其结果是谷物大量地运进城市而城市仍闹粮荒。见Percy L. Greaves (dr.) Mises Made Easier p.3.

[6] 参见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1926), p. 187.

[7] Corpus Juris Civilis, 1. un. C. X. 37.

[8] 译者注:这是来自希腊文的一个古拉丁字。富人对国家必须履行的强制性服役或贡献;古代的希腊城市如雅典和后来的埃及与罗马帝国课在富人身上的一种特税。原先,富人必须无偻地帮助一些重要公务的推行,如征收租税、办理公务、灾难时供给贫民的粮食,供应军队的食住、国家如要运输人员和货物时,就要供应牲口及赶牲口的人,或供应船只等等。后来,这些强征法变成了当权者掠夺富人财富和对付政治上失宠者的一个手段,其结果加速了经济崩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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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0 个月前

三、最低工资率

主张干涉政策的政客们的聪明办法是靠政府的法令或工会的暴行来提高工资。把工资提高到利伯维尔场所会决定的高度以上,这是被认为是永恒的道德律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从经济观点认为是必要的。谁向这个伦理的和经济「独格码」(dogma)挑战,谁就被骂为卑鄙的、无知的。许多现代的人看那些愚勇得敢于违犯工会纠察队的人,正如同原始部落时代的人看那些敢于违犯禁忌戒律的人一样。如果那些敢于不参加罢工的「工贼」们,从罢工者的手头受到「应有的」慜罚,而警察、检察官、和刑事法庭都持超然中立的态度,这时就有成千成万的人欢呼叫好。

市场工资率所趋向的高度,是供需趋于相符的高度,即所有想赚工资的人都可得到职业,而所有想雇用工人的人都可雇到他们所想雇用的人数。它趋向于达成现代人所说的充份就业的境界。在没有政府或工会干涉劳动市场的地方,就只有自愿的失业。但是,一旦有了外来的压力或强制,不管是政府或工会把工资规定在一高较高点,制度性的失业就马上发生。在利伯维尔场上,自愿的失业可能归于消灭,可是只要政府或工会的命令执行得有效,制度性的失业就不会消灭。如果最低工资率只涉及一部份的职业,而劳动市场的其他部门得准许自由,则那些因最低工资率的规定而失业的人们,就进到自由的部门,因而增加这些部门的劳动供给。如果工会组织只限之于技术工人,则工资的提高不致引起制度性的失业。它只是使那些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松懈的部门的工资率降低。有组织的工人的工资提髙,必然的结果是无组织的工人的工资降低。但是,如果政府出来普遍地干涉工资或者出来支持工会的强制行为,情形就改变了。制度性的失业就变成长期的或永久的普遍现象。

Beveridge爵士,现在是一位热心主张政府和工会干涉劳动市场的人,他在一九三〇年指出「髙工资政策」招致失业这个可能的后果,是「任何够格的专家所不否认的」[9]。事实上,否认这个后果,等于是完全推翻市场现象的连续和相互关联的任何规律性。那些同情工会的早期经济学家,都充份了解工会要成功地达到它的目的,只有在少数工人组织工会的时候才可能。他们把工会看作有利于特权的劳动贵族的一个策略而予以支持,他们可没有想到对于其余的工资收入的影响[10]。谁也不能有效地说明,工会的那套办法会改善、会提高「所有的」工资劳动者的生活标准。

马克斯没有讲过工会可以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平,记着这一点也是重要的。照马克斯的说法,「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提高,而是压低工资的平均水平。」趋势旣是如此,工会在工资方面的努力只能做到「尽可能地利用偶然的机会谋暂时的改善而已」[11]。马克斯之看得起工会,仅仅是因为工会攻击「工资奴隶制和当今的生产方法」[12]。照马克斯的说法,工会应该懂得「放弃保守的标语(公平的以日计的工作,得到公平的以日计的工资!)而代以革命的旗帜(打倒工资制度!)」[13]。现代的劳工运动,一开始就有了工会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对立。较老的英美两国的工会,完全是努力于工资率的提高。他们讨厌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也好,「科学的」社会主义也好,他们一律看待。在德国,马克斯主义的信徒们与工会的领袖也是冲突的。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工会胜利了。它们实际上转变了「社会民主党」的性质,使该党的党员接受了干涉主义和工会的主张。在法国,Georges Sorel志在把马克斯曾想渗进工会的那种残酷的革命的战斗精神灌注到工会。今天,在每个非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工会内部都有两个不兼容的派系间的冲突。一派是把工会作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改善工人情况的一个工具。另一派是想把工会带到战斗性的共产主义的阵营,他们之所以支持工会,只是要工会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中做先锋。

关于工会的一些问题,曾被伪人道主义者的胡言乱语弄混淆了。最低工资率(或者是政府所规定的,或者是工会用暴力要挟的)的主张者总以为那是可以改善劳工大众的生活情况。他们武断地说,最低工资率是为所有急于赚得工资的人们永久提高工资的唯一的适当的办法。他们不容许任何人对于这个武断的说法提出质问。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劳工的」、「普通人的」、「进步的」,以及「社会正义的」眞正朋友,并以此自傲。

但是,问题是在于除掉靠加速资本对人口的增加以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以外,还没有什么方法提高所有想工作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工会的一些空论家,一心想把这个要点弄模糊。他们从来不触及这唯一的要点,即,工人的人数与可用的资本财的数量之间的关系。但是,工会的某些政策却又暗地承认,关于工资率决定的交换理论的正确性。工会总想用移民限制法防止外来的人在劳动市场发生竞争作用,因而削减劳动供给。他们也反对资本输出。如果每人可使用的资本配额对于工资的决定眞的没有什么重要性的话,则工会所采的这些政策也就没有理由了。

工会敎条的精义隐含在「剥削」这个口号中。按照工会对「剥削」一词的解释(有些地方与马克斯主义者的解释不同),劳动是唯一的财富源泉,劳动的消耗是唯一的实质成本。就正义讲,出卖产品所得到的收入应该全部属于工人。工人有权要求劳动的全部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对工人的不平待遇,在于它允许地主、资本家和企业家扣留了工人份内的一部份。这些寄生虫所扣留的部份是不劳而获的所得。这显然是掠夺的收入,也即赃物。工人们努力于提高工资率,一步一步地提高到没有一点剩余可以供养那些懒散而无用的剥削者,这是对的。为达成这个目的,他们接着前辈的斗争来解放自己,前辈的斗争为的是解放奴隶、农奴、和解除农民所负担的苛捐杂税。劳工运动是为争取自由平等,是为维护那些不可出让的人权。它的最后胜利是不容怀疑的,因为,它是历史演进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一趋势在于扫荡所有的阶级特权,而坚牢地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反动的雇主们阻止进步的企图,注定要失败的。

这些说法是今天的社会敎条的主要内容。有些人,尽管完全同意它的一些启学观点,但对于激进份子所推演出来的那些实际结论,只附以某些保留和修正而予以支持。这种温和派的人们并不主张完全废除「经理部门的」应得份;他们满意于把它削灭到「公平旳」数量。因为,关于公平的见解是有很大差异的,激进者的与温和者的观点之间的不同也就无关重要了。温和者也赞成「实质工资必须经常提高而永不降落」这个原则。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人几乎没有对工会的要求提出异议的,他们的要求是:工人拿回家的净工资应该比生活费增加的更快。

【英文第四版无此段。】

所有这些感情上的议论,没有考虑到重要的问题,即,这个争点的经济方面。他们没有注意到制度性的失业;这种失业是把工资提高到利伯维尔场所决定的高度以上时必不可免的结果。

照工会的敎条看来,没收资本家和企业家特有的收入之一部份或全部,是决无害处的。在讲到这一点时,他们所说的「利润」,是用古典经济学家赋与这个名词的意义。他们对于企业家的利润,使用资本的利息,与企业家所提供的技术服务的报酬这三种性质不同的东西不加区分。在后面,我们将要讨论没收利润利息所引起的后果,以及包含在「量能付税」原则和利润分享制度的工团主义的成份[14]。我们曾经检讨过,为赞成把工资升到潜在的市场工资率以上的政策而提出的购买力理论[15]。剩下来有待检讨的是所谓李嘉图效果的要旨。

「工资上涨会鼓励资本家以机器代替劳工,工资下跌则相反。」李嘉圆是这个说法的提出者[16]。因此,工会的辩护人就从这个问题得到结论:不管自由劳动市场的工资率如何,提高工资率的政策总是有利的。它会引起技术进步因而提高劳动生产力。较髙的工资是値得支付的。工会在强迫雇主提高工资的时候,竞成了进步与繁荣的先驱!

许多经济学家承认李嘉图的这个说法,尽管他们当中同意工会辩护人的推论的很少。这个李嘉图效果无非是大众经济学常识当中的存货。但从它推论出的结论却是最坏的经济谬论之一。

观点的混淆开始于对「机器『代替』劳工」这一陈述的误解。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劳工因机器的帮助而更有效率。因而同量的劳动,产出较多或较好的产品。使用机器这件事的本身,并不直接使雇用的人手灭少。引起这个间接结果的是:「其他事物不变」,A产品的供给增加,相对于其他产品单位的边际效用而言,一个单位A的边际效用就降低了,所以劳动就从A的生产中返出而转雇于其他产品的牟产。生产A的技术改进,使某些在以前不能实现的计划能够实现,那些计划之能够实现,之所以在以前不能实现,是因为所要雇用的工人被雇用在消费者所更需要的A的生产上。这个A行业雇用的工人之所以减少,是这些有了扩张机会的其他部门的增加需求所引起的。附带地在这里提一句:这个透视推翻了所有关于所谓「技术性失业」的无稽之谈。

工具与机器主要地不是节省劳动的东西,而是增加每个投入单位的产出量的手段。如果只就有关的个别生产部门的观点来看,它们似乎是些节省劳动的东西。如果从消费者和全社会观点来看,它们就显出是提高工人生产力的东西。它们的供给增加,使我们能够消费更多的物资财货,享受更多的闲暇。至于那些财货会消费得更多,以及人们所可享受的更多闲暇,多到什么程度,那就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判断。

较多较好的工具之利用,受限于必要的资本额。储蓄——也即生产超出消费的一部份剩余——是趋向技术改进的每一步骤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仅仅是技术的知识而缺乏必要的资本,那是无用的。中国的工商业者熟习美国的生产方法。他们之所以不能采用美国方法,不是因为中国的工资低,而是因为缺乏资本。

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储蓄必然地促成更多的工具和机器的使用。单纯的储蓄(即为准备不时之需的消费财的积存)在市场经济所担任的角色是不足道的。在资本主义下,储蓄,通常是资本家的储蓄。生产超过消费的那份剩余或者直接投资于储蓄者本人的生产事业,或者经由储蓄存款、普通股、优先股、公司债等工具间接投资于别人的企业[17],人们把他们的消费保持在净所得以下的那个程度,就是资本被创造的程度,同时,也就可以用来扩张资本设备的程度,前面曾经讲到,这个结果不会因现金握存的趋向于增加而受影响[18]。一方面,更多、更好的工具之使用所绝对必要的,是额外的资本累积。另一方面,额外资本之得被利用,又必须有更多、更好的工具之被采用。

李嘉图的说法和工会所推出的结论,把一些事情弄得顚顚倒倒。工资率的趋髙,不是技术改进的原因,而是技术改进的结果。以谋利为目的的工商业,不得不使用最有效率的生产方法。妨碍工商业者改善他的作业设备的,只是资本的不够。如果得不到必要的资本,决不是干涉工资率所可济事的。

关于机器的使用这件事,最低工资政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把增加的投资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我们假设,在一个经济落后的R国里面,码头工人工会成功地压迫工商业者支付很高的工资——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工资。其结果就会是:增加的资本最有利的用途是采用机器在船上装卸货物,但是,这样使用的资本,是从R国其他的一些生产部门移转过来的,而那些其他的生产部门没有工会政策,那些资本本来可以用在更有利的途径。由此可见,码头工人高工资的结果,不是R国总生产的增加而是它的减少[19]。

实质工资的提高要靠资本的增多。在其他事物不变的假定下,前者提高的程度取决于后者增多的程度。如果政府或工会成功地把工资强迫提高到自由的劳动市场所决定的工资率以上,劳动的供给就会超过劳动的需求,于是制度性的失业发生。

有些固执干涉政策的政府,为要防止干涉所引起的上述不良后果而又采取今日所叫做的充份就业政策:包括失业津贴,劳资争议的仲裁、挥霍公帑兴办公共工程、通货膨胀、信用扩张。所有这些补救的方法,比所想补救的弊病更坏。

失业津贴没有解决失业。它是使失业者较易于过闲散的生活。这种津贴的高度愈是接近于利伯维尔场所会决定的工资率,它就使受益者愈不想找工作。这是使失业继续存在,而不是使失业消灭的方法。失业津贴所引起的这种后果是很明显的。

仲裁,不是解决关于工资争论的一个适当方法。如果仲裁者把工资定得和潜在的市场工资率一样高或者较低,那就是仲裁者做了超出本份的事。如果把工资定得高于潜在的市场工资率,其结果就和其他规定最低工资率的一些方法所招致的结果是一样的,即引起制度性的失业。至于仲裁用什么理由来辩护他的裁定,那是毫无关系的。有关系的,不是从某种武断的标准来看工资的「公平」或「不公平」,而是看工资会不会引起劳动的供给超过劳动的需求。照某些人看来,把工资定在让大部份潜在的劳动力长期失业的那个高度似乎是公平的。但是,谁也不会说这是对社会方便的、有利的。

如果政府用以津贴失业的经费来自对人民的课税或向人民借债,则人民的消费力量和投资力量为之削减,而其削减的数额与政府支出的数额相等。因而不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但是,如果政府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筹取这项经费——即增加货币量和扩张信用——那就使所有的货物和劳务的价格来一个普遍的「现金引发的」上涨。如果在这样的通货膨胀过程中,工资率的上涨落在物价上涨之后而落后得足够,制度性的失业可以减少或者完全消灭。但是,使得失业减少或消灭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等于『实质』工资率的下降」这个事实。凯恩斯爵士把信用扩张看作消除失业的有效办法;他认为,「由于物价上升的结果实质工资率的渐渐而自动的下降」不至于受到工人像反抗货币工资率下降的那么强烈的反抗[20]。可是,这样一个削减工资的计划,其成功就要靠工人那方面的无知和胡涂到了一个不大可能的程度。只要工人们相信最低工资率有利于他们,他们就不至于让这样的狡计来欺骗。

实际上,这些所谓充份就业政策的一切方法,最后都是导向德国型的社会主义。因为仲裁法庭的仲裁人是由资方和劳方指派的,决不会彼此同意某一工资率是公平的。工资的裁定,实际上是落在政府所指派的仲裁人手中。因此,规定工资率的权力仍然是在政府。

公共工程愈是扩大,政府为塡补「民间企业不能为大家提供就业机会」而遗留下来的缺口而作的事情愈多,则民间企业愈是萎缩。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又是一个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选择问题。决不会有什么持久不变的最低工资率的问题存在。

从行为学的观点来看工会政策

关于工会政策唯一的行为上的问题是:「用强迫的手段把所有想赚工资的人的工资率提髙到利伯维尔场所会决定的高度以上,是否可能」这个问题。

在所有的国家,工会实际上取得了暴力行动的特权。暴力强制本应属于政府的独占权利,政府为取得工会的欢心,现已放弃了这种独占。法律上规定任何人如果不是因为自卫而采用暴力行为是要治罪的,这样的法律在形式上并未废除或修改。可是,工会的暴力行为却在一个宽大的限度内容恕。工会在实际上可以自由使用暴力来防止任何人违背他们辟于工资率和其他劳动条件的命令。他们可以自由加害于破壊罢工的工人和雇用这些工人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的代理人。他们可以自由捣毁这样的雇主的财产,甚至还伤害到这些雇主商店的顾客们。政府宽恕这样的暴力行为,还可得到舆论的支持。警察不制止这样的罪犯,国家检察官不控吿他们,因而没有机会使他们的行为受到刑事法庭裁判。如果暴力行为来得过份激烈的时候,就有些畏畏缩缩的鎭压或抑制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照例是失败的。它们的失败,有时是由于官僚作风的没有效率,或者是由于政府所用的方法无效,但是,通常总是由于整个政府机构不愿意有效地镇压这类的暴行。

这是在所有非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出现了很久的事态。经济学家们在确认这些事黉的时候,旣不归咎于任何人,也不责备任何人。他们只是解释,什么条件使得工会有力量厉行他们所规定的最低工资率,以及「集体议价」这个名词的实在意义是什么。

按照工会的提倡者对「集体议价」这个名词的解释,那只意谓,以工会的议价代替各个工人的个别议价。在充份发展的市场经济里面,关于同类、同质而又经常以大量买资的那些财货和劳务的议价,并不受非同类、同质而不可相互替代的那些财货和劳务的贸易方式之影响。可替代的消费财或可替代的劳务的买者或赍者,在定价或叫价的时候是试试看的,接着他会按照有关方面的反应而加以调整,一直调整到他能够买到或卖出他计划买到或寳出的数量为止。就技术上讲,没有其他可行的程序。百货商店不会和它的顾客龂龂计较。它是把毎件货物定一个价格,然后就等候。如果在这个价格下卖不掉足够的数量,它就把它减低。一个需要五百名焊接工人的工厂,把工资率定在它希望能够雇到这么多任务人的高度。如果雇不足这个人数,它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每个雇主都得把他所给付的工资提高到没有竞争者可以拉去他所需要的工人的那个程度。最低工资率之所以没有用,正是因为工资率提高到超过了这一点时,劳动的需求就不足够消纳劳动的全部供给。

如果工会眞的是议价的经办所,他们的集体议价就不会把工资率提高到高于利伯维尔场所决定的水平。只要还有失业的工人存在,就没有理由要雇主提高他所付的工资。眞正的集体议价不应有异于个别的议价。它应该像个别的议价一样,让那些正在寻找工作,而还没得到工作的人们有机会说出他们的希望。

但是,工会的领袖们,以及偏袒劳工的立法所婉转叫做的「集体议价」,是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是在枪口之下的议价。它是在一个武装团体(准备使用它的武器的团体)和一个被威胁的非武装团体之间的议价。这不是一个市场交易,而是强加于雇主的命令。其后果无异于一个政府用警察和刑事法庭来执行的那种命令的后果。这种议价引起制度上的失业。

舆论方面以及许多冒牌的经济论者,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完全错误。这不是一个结社的权利问题,而是对于民间的结社应不应该允许授之以特权,使其可用暴力而不虞惩罚。这个问题与那关于三K党(Ku Klux Klan)活动的问题是同一性质。

从「罢工权」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也是不对的。这不是罢工权的问题,而是用威胁或暴力逼迫他人罢工,因而制止任何人在工会已经宣吿罢工的工厂中工作的这种「权利」问题。工会利用罢工权这个说法为使用威胁和暴力作辩护,这和一个宗敎团体利用良心自由权的说法,为迫害异敎徒作辩护没有什么区别。

过去,有些国家的法律不承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那时立法者的想法,是认为这样的工会除掉使用暴力和威胁以外别无目的。以前的政府有时指挥武装力量来对抗罢工者的暴动以保护雇主、雇主的经理们、以及雇主的财产,这时,那些政府的行动并不是敌视「劳动」。他们只是尽了每个政府认为是它的主要职责。暴力的行使是政府的独占权。他们只是维持这个独占权而已。

经济学无须进而检讨关于罢工的一些法律问题,尤其是美国新政时期的一些法律,明白地不利于雇主,而使工会处于特权的地位,我们在这里都不必讨论。这里只要指出重要的一点。即:如果一个政府下命令或工会用暴力把工资提到高于利伯维尔场所将决定的那个水平,制度的失业就会发生。


[9] 参见W.H. Beveridge,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1944), pp. 92 f.

[10] 参见Hutt,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pp. 10-21.

[11] 参见Marx, Value, Price, and Profit, ed. E. Marx Aveling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p. 125.

[12] 参见A Lozovsky, Marx and the Trade Unions (New York, 1935), p. 17.

[13] 参见Marx, op. cit., pp. 126-127.

[14] 参考后面的第三十二章第一~三节。

[15] 参考前面的第十五章第九节的末尾。

[16] 参考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chap. i, sec. v.李嘉图效果这个名词是Hayek所使用的,见之于Hayek,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London, 1939), p. 8.

[17] 因为我们在这里是讨论未受拘束的市场经济,我们可以不管政府借债所引起的资本消耗的后果。

[18] 见前面第十八章第九节。

[19] 这不过是假设的事例,这样强而有力的工会大概会妨害货物装卸方面采用机器以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20] 参考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1936), p. 264.关于对这个想法的批评,参考Albert Hahn, Deficit Spending and PRivate Enterprise, Postwar Readjustments Bulletin No. 8, U.S. Chamber of Commerce, pp. 28-29,关于凯恩斯的政策在三十几年代的成功,参考后面第三十一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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