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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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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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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经济含义分析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Jiav · 10 个月前 · 676 次点击 · 11.89645541

沈福康 文

文章在遵循通货膨胀的原意,从货币的演进和本质的角度来说明货币制度的社会协调功能,市场中最优的货币数量,以及自发演进的自由市场货币生产规则遭到破坏,人为增加货币数量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后果的基础上,给出符合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通货膨胀”定义,并解释为什么不应该把“通货膨胀”界定为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的原因。

一、引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货币以及建立在货币上的金融制度是发达文明中为贸易和社会秩序的扩展提供了基础的最抽象的制度,对个人的行为起着最一般、最间接和最不易察觉的调节作用(哈耶克,2000,p115),但也是产生最多误解和偏见的制度。于是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产生了各种与货币有关的问题和灾难,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通货膨胀问题。哈耶克曾经说,人类的历史基本上就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历史(哈耶克,2007,p33)。当历史的转轮进入法定货币时代之后,这一判断显得尤为正确,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甚至萧条困扰着每个国家,“与通胀多斗争”是经常可以听到的政府宣称的口号。我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一词时不时会出现在我们的耳边,仿佛是经济发展中挥之不去的“必要的恶”。因此,正确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的经济含义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澄清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然而,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人的行为学(praxiology)的概念,它不是经济学家的创造,是出自民众和政客的通俗语言,所以它不具有人的行为学概念所拥有的精确性,其含义在历史的演进中容易受到政客和利益集团的左右而发生改变。再加上货币所包含的社会关系是最抽象,也最为模糊。于是就如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所说,如今没有哪个经济学话题像通货膨胀那样被人们讨论的那么多,却又被理解的那么少。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在二十世纪以前,“通货膨胀”通常被理解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或货币数量的膨胀。然而在此之后,通货膨胀的含义发生了改变,演变成指经济体中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普遍上涨,或者货币购买力的下降,有时甚至被简化为CPI的大幅度上涨。就这样,通货膨胀由原来的货币现象变为是一种价格现象。然而这种改变决不是无害的,货币购买力的变动或价格水平的变动,既可能是货币方面引起的,也可能是与货币交换的商品和服务方面所引起的,即既可能产生于货币供求的变动,也可能源于商品和服务方面供求的变动。换言之,货币数量的增加只是价格水平上涨的一种可能原因,价格水平的上涨也只是货币数量增加的一种可能后果,“通货膨胀”这种词义上的转换不仅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也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和错误。

而这种混乱和错误在根本上源于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错误、货币制度理论的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对货币本质的缺乏认识。所以,要澄清“通货膨胀”的经济含义,并表明应该在其原有意义上来使用“通货膨胀”不是某种纯粹学理上的坚持,我们必须先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角度明确货币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

二、 货币的本质与社会功能

为了理解货币的本质和社会功能,以及货币体系的运作过程,首先对货币制度的演进过程做简单的回顾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货币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独一无二的组成部分,现在人们购买和接受货币并不是因为这些纸片本身有什么经济价值,而是因为每个人都预期其他人都会在交易中接受这些票据,而这种预期在社会上非常普遍则是因为这种票据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一)货币的演进与本质
在还没有产生交易媒介的物物交换(直接交换)时期,交易的发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满足需求的双向一致性(double coincidence of wants),即交易双方都对另一方的物品或服务有直接的个人需求,并且更为偏好,都愿意用自己的物品或服务来交换对方的物品或服务。这种交易的发生更多地是依靠于运气和巧合,而不是行为人的理性预期和判断。这极大地限制了交易规模的扩展以及社会分工与合作之范围和程度的提高。

随着交易行为的不断进行和交易经验的不断积累,一些精明(具有企业家才能[1])的人会发现不同的商品因具有不同的物质特性(如是否容易保存、能否分割等等)而有着不同的可销售性(saleable),将自己的物品或服务先换成更具有可销售性的商品,然后用这种商品来交换自己所需求的物品或服务可以提高自己需求得以满足的可能性,进而会采取这样一种“间接交易”的行为。其他人在看到间接交易的好处后会学习或模仿这种行为。于是会出现一种“滚雪球效应”,那种(些)被作为交易媒介的商品随着将其作为交易媒介的人数的不断增多具有越来越大的可销售性,每个人对它(们)也有越来越大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对交易媒介的需求不断增加,这种需求有两个部分构成:作为消费品或生产要素而能够给人带来效用和满足的非货币需求以及因具有交易媒介功能而产生的不断增加的货币需求,前者是后者得以形成的基础。到最后,整个社会都会把这种经济财货作为交易媒介。这种被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就被定义为货币。

这一货币演进的过程表明,货币并不产生于某种神秘的社会契约过程,或者是政府的强制性法令,货币诞生于自由市场过程,是无数人相互作用和企业家才能演进的产物,市场里的个人为了使交换过程更加方便而产生了货币。[2]货币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财货,是被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正如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写到,“货币是交换媒介。它是销路最好的财货,人们之所以取得它,因为他们想在今后的人际交往中使用它。货币是大家接受当作交换媒介用的东西。这是它的唯一功能。至于其他的一切功能,只是这个基本功能——交换媒介——的一些特殊面。”(米塞斯,1991,p511)

另外,与作为经济财货的货币实体共同演进的还有关于货币生产和使用的一整套规则体系及其执行机制,它们是货币的演进过程中,在一系列关于货币生产和使用的规则之竞争中被无数市场参与者筛选下来的结果。换句话说,货币不只是交易媒介,也是一种自发演进的制度,是“人之行为而非人之设计的产物”(哈耶克语),不仅包括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实体,还包括被普遍接受的关于货币生产和使用的货币规则体系及其执行机制。

(二)货币制度的社会协调功能
我们知道,企业家才能的自由发挥构成了市场过程和经济成长最根本的驱动力。但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需要一系列自发形成的制度的指引。这些制度本身是人们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演进产物,在其演进过程中,数量极大的人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各自贡献他们自己点滴的实践信息和企业家创造性(德索托,2010,p44)。这些都融入在自发演进的制度中,使其成为承载知识和信息的载具。它们向企业家传递了进行决策和采取企业家行动时所必需的知识和信息,并协调着不同企业家个体之间的行动。

在这些制度中最抽象的,因此也是最难理解的或许便是货币制度。货币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价格和利率机制是市场中协调不同参与者之行为最重要的制度,不仅便利了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极其复杂也是越来越困难的经济计算,也使经济计算有了可能。只有借助于货币的使用,才有可能比较经济财货的各种不同用途的边际效用;也只有在存在货币的地方,才有可能清晰地分析当前财货和未来财货之间的价值差异,换言之,只有在货币经济下,这种价值差异或利息现象才可能被抽象地理解,而不受对具体财货估价之变化的影响(米塞斯,2007,70)。[3]货币制度所传递的信息能够协调着市场里成百上千万的参与者的计划和行为,使他们调整自身的行动以适应自己并不直接、具体了解的市场中的种种变化以及供求状况。

这一协调过程的核心是企业家在市场中进行各种决策和行动时,会根据货币所传递的各种货币信号不断地做出利润和亏损估计,并采取相应的获利行动。反过来,企业家的买卖生产要素或实施某个生产过程的行为又是个无中生有地创造和发现新的不可言说的、分散的、实践的和主观的信息的过程,然后会通过其行为不断地把生产出来的或发现的信息融入到货币信号当中,促使相关的行为人调整他们的行为或者使他们按照其他人的要求和处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纠正市场中的失调或错误并产生协调效应。

而对货币制度的人为干预和强制则会扭曲和阻碍货币信号的生产和传递过程,使企业家才能的自由发挥失去必要的指引,从而误导企业家作出错误的生产和投资决策。这会导致货币制度失去应有的行为协调功能,使得市场过程无法实现跨时期和跨部门之间的协调,引起系统性的生产结构扭曲和货币秩序的紊乱,并出现虚假的经济繁荣以及随后不可避免的经济衰退。

三、最优货币数量

有了上述对货币本质和社会协调功能的认识后,我们现在需要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某个特定地区或社会需要多少货币供应量,这个货币存量应该以多快的速度增加或变动?或者说,什么是“最优”的货币数量?

对于一般的经济财货来说,这是一个并不成立的问题,除非是在不存在稀缺的伊甸园里,否则经济财货越多就会对社会越有利,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财货的稀缺性得到了缓解,从而能满足更多的人类需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消费品或者生产品供给的增加有利于社会,一个或者多个消费者的福利会得到改善。所以在普遍稀缺的现实约束下,这些财货的生产过程应该交给自由市场的企业家,他们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会以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方式进行生产和投资。

那么对于货币而言为何会存在什么是最优货币数量的问题呢?与消费品和生产要素不同,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它的货币功能仅在于交换,以方便其他商品的流通,并使企业家的成本收益计算得以进行。就执行货币功能而言,一旦货币制度在市场中被建立以后,货币数量的多少并不重要,任何数量的货币都能最好地执行其交换媒介的功能,完成它所能够完成的最大数量的交换工作。货币数量的变动不会改善,也不会削弱这一社会功能的发挥,所发生的事情无非是每单位货币的购买力被新增加的货币冲淡了。正如米塞斯所说:“任何数量的货币供给都是最优的”(Mises, 1980, p165)。

与一般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由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一样,货币的价格,即货币的购买力是由这个社会的货币总存量和现金余额需求曲线的交点所决定。但不同的是,在任意给定的时刻,由于在一个社会中,每单位货币都被某个人拥有,从而不可能不成为某个人的现金余额,所以总货币供给总是会恰好等于那一时刻的个人现金余额之和(罗斯巴德,2008,p143)。换句话说,市场运作总是趋向于把货币购买力的最终情况决定在货币供求达到一致时的高度,所以货币决不会过多或不够,每个人甚至所有的人都能充分享受间接交换和使用货币的利益。在整个经济里,可利用的货币量,总是充分地能够使每个人利用货币得到其所能取得的一切(米塞斯,2013,p440-441)。

这里我们可以借用罗斯巴德的“天使加百利”模型[4]来说明这一点。善良的天使加百利听到人类总是抱怨钱不够多,希望能有更多的钱。于是降临人间,在一夜之间使得每个人的钱都增加了一倍。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大家肯定在困惑的同时却喜出望外,都以为自己变得更加富有。但是根据经济学原理我们知道,真正代表社会财富的是现实中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商品和生产率等,这些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货币数量的增加并没有使社会变得更为富足,唯一的变化是不同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既然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仅在于为了未来的支出和交换而被持有,并且对于经济体而言货币数量的多少并不重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以贵金属(如黄金)来作为货币并逐渐增加其数量是一种浪费?它们的生产需要高昂的成本,是不是可以以法令性的纸币取而代之?因为纸币的生产只需要微不足道的成本,而且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纸币发行的数量。历史的演进似乎支持这样的观点。

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货币的生产是市场过程乃至社会和文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社会关系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是最为抽象和复杂,也是最难以理解的,因而由此产生的知识不仅数量最大、最广泛,对于企业家才能的自由发挥也最为重要。自由市场中的货币生产是个投资和社会财富生产的过程,是货币生产者对当前消费的放弃以换取未来更高的财富水平。货币生产者根据市场中的货币(利润)信号来做出是否投资新货币之生产的决策,自由市场中货币数量的增加背后有着真实的储蓄(当前消费的放弃)为支撑。换言之,自由市场上的货币生产是个企业家过程,是货币企业家[5]对因社会整体的时间偏好和对货币持有的需求以及货币的非货币用途等情况的变动而产生的利润机会所作出的反应。货币数量的变动本身就是企业家根据各种货币信号纠正市场中存在的失调,获得由此产生的利润机会,从而实现货币的协调功能的结果。这也意味着,市场中最优的货币数量并不是由某一个经济主体来所决定,而是在动态的市场过程中、在无数的货币企业家的货币生产行为中确定的,而货币数量变动所传递的信息反过来又构成引导每一个生产者进行企业家决策的向导。其中高昂的货币生产成本则能够有效地约束自由市场中(金属)货币数量的快速增加,构成了制约货币购买力迅速下降的天然屏障和货币的应有特性。

四、政府对货币制度的强制与通货膨胀

(一)纸币制度的后果
而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制度性强制和干预,尤其是对货币生产规则的强制则扰乱了货币秩序。作为市场的强制性主体,政府无法获得广泛分布在市场中行动的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并在其行动中被不断地创造出来的分散的、排他性的,有关协调市场所需的货币数量的信息。因此,政府对货币生产权的垄断,不允许企业家参与货币的生产使得政府根本无法知道市场所需要的货币数量(最优货币数量)。再加上法令性的纸币(fiat money)只需要微不足道的生产成本(银行的信贷扩张甚至几乎不需要生产成本),市场过程的均衡趋势必然会导致政府屈服于廉价货币的叫嚣[6],屈服于生产纸币所带来的“利润”诱惑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最终使纸币的交换价值趋向于等于其生产成本而使整个纸币制度崩溃。正如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近两百年前所评论的,一旦货币不再需要成本,它也将失去所有的价值(李嘉图,2011)。

更重要的是,在法令性的纸币制度下,货币的发行(生产)不再是一种投资和生产行为,政府对货币生产规则的强制使作为货币垄断生产者的政府以及银行体系不用再遵守自由市场上自发演进的货币生产规则的约束,政府可以根据自已的财政或其他需求任意增加货币供给。货币数量的变动不再能反应和传递社会整体的时间偏好和对货币持有的需求等信息的变动,反而会传递给企业家扭曲了的货币和利率信号。因此,没有实际储蓄支撑的货币数量的任何变动,都会不可避免的引起经济结构的扭曲(包括跨期的和跨部门的)和不同行为人之间的行为失调。

那么,政府的强制性增加货币数量对市场秩序的扰乱和扭曲是如何实现的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货币数量的人为增加对相对价格结构的扭曲,或者说,在于“货币非中性”。不同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描述,在现实经济中,通过政府或银行体系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新增货币并不是以平均的或按比例的发放给每一个人的方式注入经济体,也并非用于购买一切商品和服务,因而不会同时间同程度地影响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是必然会改变各种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新增的货币被用于购买某些商品,从某个或某些具体的点进入市场,于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商品价格会上涨,而其他商品的价格还维持新增货币进入市场前的价格。然后,新注入的货币像石头投入水中引起水波一圈一圈地向对扩散一样,逐渐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各个方面。不同行业、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会在不同的时间内以不同的幅度上涨。因此,货币数量的人为增加会改变各种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使原有的相对价格结构发生紊乱,从而引导生产要素和劳动力流向错误的方向,投入到那些只有在货币持续加速注入经济的条件下才会有利可图的项目和生产过程中。

如果货币供给的人为增加是通过部分准备金银行的信贷扩张来实现的,则还会扭曲市场利率信号,造成生产结构的跨期失调。银行信贷的扩张首先会影响到借贷市场,然后再影响价格和工资。信贷扩张会使借贷市场所提供的货币供给增加,因而人为压低市场利率,尽管原始利率(自然利率)没有发生变动。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市场利率就脱离了原始利率和可用之于生产的资本财供给所要求的高度,直接影响企业家关于计划中的利润机会的计算。于是,市场利率就不能完成其指导企业作进行判断和决策的功能。这就会使企业家的经济计算失效,使他的行为发生转向,从那些原本可以用最好的方法满足消费者最迫切欲望的生产过程,转向到并不如此的生产过程。

(二)“通货膨胀”的定义
单纯就某一术语的定义本身而言,如果我们能够前后一致地使用和加以理解,无论其词意怎样界定应该说都是完全合适的。概念的定义本身不带有任何的内在价值,但另一方面,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理解和指导现实,不同的定义会直接影响到理论对现实理解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因此,对某一概念定义的选择不能是随意的,而必需基于在此之上构建出的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

基于这一原则,并根据前文对货币的本质与社会功能的阐释,我们认为把通货膨胀界定为“通过破坏或扭曲自由市场的货币生产规则,使货币的数量以超出其在自由市场本会有的产量而进行扩张的现象”是合适的。其理由很简单,这一定义符合我们前面关于货币制度的理解以及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认识,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通货膨胀的经济和道德等层面的后果,如价格水平上涨、财富的重新分配、债务激增、经济周期、和节俭美德的消失以及其他诸多现象存在着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并且与奥地利学派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论论述也是一致的。

在这样的定义下,我们可以发现,纸币制度是导致现代(法令性)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或者说纸币在本质上就是法令性通货膨胀的一种形式。纸币从未自发地出现于自由市场,它的存在依靠持久的政府立法赋予的特权,包括政府伪造的合法化、法定垄断、法定货币法,以及合法的中止偿付等,从自由市场的自然(商品)货币到法令性的纸币的演进是一个不断破坏传统的货币生产规则的过程。每一张纸币广泛流通的事实都是通过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以及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的违背合约来实现的。因此,纸币的数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超出了自由市场的供应量。这就意味着纸币制度本身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通货膨胀在法令性的纸币制度下表现为任何纸币以及信贷的扩张,或者说货币数量的增加的过程。

五、通货膨胀不是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

至于为什么不能从货币购买力或价格水平的变动角度来界定通货膨胀,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首先,把通货膨胀定义为价格水平的上涨会倒果为因,使得通货膨胀的受害者(如商人和农民)变成“元凶”,而通货膨胀的“肇事者”(政府和中央银行)则成了“卫道士”,违反了理论帮助理解现实的作用。

虽然现代通货膨胀的形式复杂多样,但在本质上与最古老的通货膨胀方式,即降低货币成色并无区别。所以我们不妨通过降低货币成色这种通货膨胀形式来理解通货膨胀的经济含义和危害。降低货币成色指古代国王或政府假借保证货币标准之名,欺骗大众,暗中以合金来稀释贵金属货币(如金币),制造出名称相同但成色不足的货币。其特点是铸币厂将国内的各种货币熔化后重新铸造,并赋予新货币相同的货币单位,只不过重量较轻,而多余出来的贵金属则落入统治者的私囊,成为新增加的货币并用于支付其开销。这样一来,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就增加了,并最终导致各种商品价格不同幅度的上涨。

从对这个通货膨胀过程的简单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是政府“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新货币的过程拿走了人们的部分贵金属,也即剥夺了人们的部分财富,导致财富重新分配效应的发生,而这种财富重新分配则会以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的经济效应和危害并不是由于价格上涨所引起,价格上涨和财富的重新分配都是由政府以强制手段(降低货币成色等)增加货币供给所导致的。价格上涨是财富重新分配的外在表现,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关系发生变化,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财富和收入的转移是同步发生的,它们都是以价格上涨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价格上涨本身并不是这些现象的成因。它们之间虽然有着统计学上的相关关系,却不存在人的行为学上的因果关系,都是由另外的第三种因素所导致的。

虽然现代通货膨胀在形式上与这种最古老的通货膨胀有着很大的区别,现代货币(即纸币)也不再如贵金属货币一样就是财富本身。但纸币代表一种获取财富的要求权(claim),在法令性的纸币制度下,不受自由市场货币生产规则约束的政府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新的货币,于是凭空制造出获取财富的权利,稀释了原有每一单位货币的这种权利。同样的,财富创造者的真实收入下降,不是因为价格的普遍上涨,而是因为货币供给的增加。当货币数量被扩张,也就是说“无中生有”地被创造出来,新造货币的持有者可以将商品转移到自己手中,而不需要对商品生产做出任何贡献。

而一旦把通货膨胀视为价格水平的上涨,人们的注意力会被转移,用CPI等指标来衡量通货膨胀就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它把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关注点从政府和银行体系增加货币数量的行为转向了消费品和服务,尤其是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掩盖了政府发动通货膨胀的事实和真相,使商人和农民提高价格的行为被认为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元凶”。而政府则成了遏制通货膨胀的“卫道士”,并借此进行价格管制或采取各种直接压低价格的政策。对此,米塞斯曾有精彩的论述:

“为了避免因通胀的邪恶后果而遭到指责,政府及其帮凶耍了一个语义上的花招。他们努力改变术语的定义。他们将通胀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也就是价格上升,称之为‘通货膨胀’。他们急于遗忘如下的事实:价格的上涨是由货币和货币替代品的数量增加导致的。他们绝口不提货币的增加。他们把生活成本上涨的责任推给商业。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政府通过成倍增加货币供应导致了通胀,然后指控生产者和商人,同时享受低价捍卫者的无上荣光!”(Mises, 2007, p94)

所以,从表示一种货币现象,到是一种价格现象,“通货膨胀”之经济含义的这种变化与其说是概念自发演化的结果,不如说是语言腐败的产物。通货膨胀应该遵循其原有的含义,表示那种通过破坏或扭曲自由市场的货币生产规则,使货币的数量以超出其在自由市场本会有的产量而进行扩张的现象。

其次,或许也是最重要的,这种对通货膨胀之根本原因的掩盖绝不是无害的。它会使人们只看到通货膨胀“看得见”的后果,而忽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看不见”的却更为严重的危害,即相对价格和产生结构的扭曲,并最终导致经济虚假繁荣和衰退的周期性波动。

在现实经济中,生产过程并不是如主流经济学所说是由一定数量的资本(K)和劳动(L)经过一个神秘的过程就会得到一定数量的产出。生产的过程由一系列相连续的产生“阶段”构成。在具体的生产阶段里,资本品、劳动和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专用性的,尤其是某些资本品,一般来说不能够相互替代,它们是不同质的、是互补的,只能以特定的方式组合起来才能进行生产。只有一列相互联系、互补的生产要素以特定的方式分配在各个生产阶段里,才能实现最终消费品的产出。这一过程由企业家来完成,他们借助市场中的各种货币信号和利润机制来实现对资本、劳动和土地在各生产结构中的最优配置。

而一旦政府强制性通过信贷扩张发动通货膨胀,则会扭曲对于企业家的决策来说至关重要的货币信号,尤其是利率信号。通货膨胀的过程首先表现为市场利率的系统性下降,使得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这给企业家和投资者提供了扭曲和错误的信号,使他们误以为社会整体的时间偏好下降了,从而刺激他们增加资本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并投资那些在利率被人为压低后看起来具有“盈利性”的项目。另外,人为压低的利率降低了长期、高阶的投资的相对成本,使长周期的、更加迂回的项目投资变得相对有利。这意味着对生产要素和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但市场中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力数量并没有增加,投入到新的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力必然要以减少原有的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力为代价。而这会导致生产要素价格和工资的上涨,进而导致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

如果简单的把通货膨胀界定为价格水平的上涨,则会忽视上述价格水平上涨现象背后存在的系统性结构扭曲。这种虚假的繁荣有一个根本的弱点:它不可持续。如果通货膨胀能够永远持续,那就没有必要告诉政府说不应通货膨胀。但是关于通货膨胀的一个确定的事实是它迟早要终结。这种趋势只有在公众认为价格的上涨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会停止时才会持续下去,而当公众认为价格会一直上涨时,没有人再愿意持有货币,每个人都要把货币换成商品以避免持有货币(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这时,银行和政府为了避免发生挤兑危机不得不停止信贷扩张。于是,利率回升,那些在信贷扩张(低利率)的情况下看上去具有盈利性的项目不再具有盈利能力而成了错误投资(malinvestment)。许多企业不得不缩减生产规模,另一些企业面临破产,投资在这些生产过程中的专有性资本因不具有其他用途而丧失了价值。换句话说,经济衰退和危机来临了。

六、结语

总而言之,通货膨胀的本质不在于货币数量的增加本身,更不在于货币购买力的下降或价格水平的上涨,而在于对货币生产规则的破坏,或者说以政府强制制定的货币生产规则替代自发演进的自由市场货币生产规则,从而使货币数量以超出其在自由市场本会有的产量而进行的扩张。这意味着纸币制度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它对货币生产规则的破坏在根本上破坏了货币制度的信息传递和行为协调功能,使经济主体无法获得进行理性经济计算所必需的信息,于是企业家才能自由发挥和信息创造的过程便受到阻碍,经济主体也就无法根据他人的需求和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实现社会协调,人为压低的市场利率引发市场出现虚假繁荣,但在这种虚假繁荣的背后隐藏着系统性的经济结构失调和扭曲。随着市场中失调和扭曲的不断加剧,最终必然会以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注]
[1]我们把识别、判断和创造利润机会这种独特的人类能力称为“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正如德索托(Huerta de Soto)所说:“企业家才能在本质上是由发现或察觉(把握)机会来实现某个目的,或去获得收益或利润,以及利用环境中产生的这些机会来行动所组成”(德索托,2010)。在企业家才能的各种特征中,最典型的是企业家创造性和协调能力。

[2] 关于货币产生于自由市场过程的“回归定理”(regression theorem)解释,参见米塞斯的著作《货币与信用理论》和罗斯巴德的文章“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载多兰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

[3] 在物物交换的经济中,利息现象不可能与对个别商品的未来价格波动之估计相分离。

[4] 参见:罗斯巴德.银行的秘密:揭开美联储的神秘面纱[M].李文浩、钟帅等,译 杨农审,校.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第44-47页.

[5]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概念,我们可以把自由市场上从事货币生产并获得由此产生的利润的生产者或企业家称为“货币企业家”。

[6] 因为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政府不是一个献身于公共利益和一般福利的超人组织,而是一个致力于增进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有个人组成的组织(罗斯巴德,200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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