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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s Institute

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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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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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第三十一章 通货与信用的操纵

人的行为 Jiav · 10 个月前 · 363 次点击 · 11.89645541

米塞斯 著
夏道平 译

一、政府与通货

交换媒介与货币是些市场现象。使一种东西成为交换媒介或货币的,是那些在市场交易中的人们的行为。政府干涉货币问题的一个时机,与他们干涉所有其他交换物的时机是一样的,即从事交换的某一方没有履行他的契约义务的时候,我们需要政府来判断这个行为应否加以严厉的制裁。如果交易的双方都如期履行他们相对的义务,那就没有要诉之于法庭的争执发生,但是,如果一方或双方的义务没有如期履行,那就会诉之于法庭,请其判决如何履行契约的条款;如果涉及一笔金钱数额,那就要法庭判决契约中所定的金钱条款是什么意义。

因此,国家的法律和法庭,就要判定签约的双方在说到一笔金钱数额的时候,心中所想的是什么,以及确定如何按照同意的条件来解决支付这笔金钱的义务。他们必须确定什么是法偿和什么不是法偿。在作这件事的时候,法律和法庭都不是「创造」货币。一种东西之所以成为货币,只是因为那些交换货物和劳务的人们,通常都用它作为交换媒介。在不受拘束的市场经济里面,法律和法官在认为某种东西具有法偿资格的时候,不过是把从事买卖的当事人所习以为常地认为是货币的东西加以确认而已。他们对于商业惯例作解释,与对于契约所定的任何其他条款的意义作判决,是用的同样方法。

铸造货币,很久以前就是国家统治者的一种特权。但是,政府这种活动的原始目的只是要标明和保证它的重量和成色,别无其他企图。到了后来,国君们用些质劣价廉的金属来代替贵金属的一部份,同时还仍保留它原有的名称和面値,他们偷偷摸摸地这样作,因为他们自己完全知道这是一种欺骗行为。一到人民发现这种诡计,这些劣质的铸币马上就按原来优质的铸币打折扣。政府的反应是诉之于强力的压制。凡在交易中或在赓务的偿付中区分「优」币和「劣」币的就是违法,同时采取限价政策。可是,其结果并不是政府所想达成的。他们的命令不能阻止物价对劣币发生调整作用的那个过程。而且,葛来欣法则(Gresham's Law)所描述的那些后果随之发生。

政府干涉货币的历史,不单是贬値而又想避免那些必然后果的无效企图的一部记录。有些政府并不把他们的铸币特权看作是欺骗的手段来欺骗那些信赖统治者诚实的人民,以及由于无知而肯按照面値来接受劣币的人民。这些政府不把铸币看作一个鬼鬼祟祟的财政收入的来源,而视为保证市场运作圆滑进行而作的一项大众服务。伹是,甚至这些政府——由于无知和一知半解——也常采用那些等于干涉价格结构的方法,尽管他们不是故意要如此作。在两种贵金属同时当作货币用的时候,有些政府当局天眞地相信,用命令来规定金银之间不变的比率,是他们为统一币制所应作的事情。这种复本位的币制完全失败了。复本位没有形成,形成的是一个交替的本位。在金银之间瞬息万变的市场交换率之下,法定比率过高的那种金属,在国内的流通中占优势,而另一种金属的货币为之绝迹。最后,政府放弃了他们无效的企图而老老实实地接受单一金属的币制。现在美国政府的购银政策不是一个当眞的货币政策。那只是为提高银价以利于银矿的主人和其雇工以及银矿所在地的那些州而作的一件事。那是一种变相的津贴。它的货币意义仅在于:靠增发钞票来购买白银,而所增发的钞票与联邦准备银行的钞票同样具有法偿资格,尽管前者印上了那毫无实际意义的字样的「银券」。

可是,经济史里面也有些设计得很好,而又成功的货币政策的事例,制定这种货币政策的政府,只是想为他们的国家装置一种可以圆滑运作的货币制度。自由放任主义并不放弃传统的政府铸币特权。但是,在自由的政府手中,这种国家独占权的性质完全改变了。把它看作政府干涉工具的这个想法被抛弃了。再也不把它用作财政目的的手段,也不用它特惠于某些人羣而牺牲其他的人羣。政府的货币活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使交易媒介的使用顺利而简单。这里所说的交换媒介是人民的行为所已形成的货币,一个国家的币制,必须是健全的。健全的原则是指,那些本位币——也即法律上承认它们具有无限法偿资格的铸币——必须是经过适当的检验和戳记的,如有剪削磨损或伪造就很容易发现。政府戳记的唯一目的,是在保证铸币金属的重量和成色,别无其他作用。铸币因流通太久而磨损,或者因为别的原故,其重量减低到某一限度以外,它们就失去法偿的资格;政府本身就要把这样的铸币收回,重新铸造。凡是外表没有磨损的铸币,接收的时候用不着天秤和熔炉来鉴定它的重量和成色。另一方面,人民也可把金块送到铸币厂请其铸成本位币,铸币费仅按成本收取,或者完全免费。在这种情形下,有些国家的通货成为眞正的金本位。凡是遵守这健全币制原则的国家,国内的法偿与国际间的汇率就趋于稳定了。国际金本位的成立,各国政府间并没有什么条约和建置。

在许多国家里面,金本位的出现是葛来兴法则发生的后果。政府的政策在英国扮演的角色,仅在于批准葛来欣法则形成的结果;它把事实的存在变为合法的存在。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是在金银的市场比率变动到应该引起以事实上存在的银币作为那时事实上存在的金币的代用品的时候,经过深思熟虑而放弃复本位的。在这些国家,金本位的正式采用,只要就旣有的事实制定法律而已,除此以外,并不需要行政当局和立法机关有何其他的作为。

另外,有些国家想以金本位替代一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货币或纸币,情形就不同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意志帝国想采用金本位的时候,国家的货币是银币。它想仿效那些仅靠批准旣存事实而使金本位具有法律基础的国家那个简单程序,是不能实现它的目的的。它必须把大家手上的银本位币换成金币。这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是一个很复杂的金融运作,其情形与那些想以金币代替信用币或法币的国家的情形相类似。

认识这些事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说明了自由时代的情形与今天干涉主义时代的情形之所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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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0 个月前

二、立法上的干涉主义

最简单而最古老的货币干涉,是为着灭轻债务而降低铸币的质量或减轻它们的重量,缩小它们的面积。政府给这种贬値的货币完全的法愤资格。所有的延期支付都可按照它们的面値偿付。债务人得到利益,债权人遭受损失。但是,在这同时,却使未来的信用交易对于债务人更为不利。因为,当事人考虑到这样减轻债务的把戏会重演,市场毛利率上涨的趋势就接着发生。币値的降低固然有利于那些已经是债务人的人们,但它有损于那些想借新债的人们。

减债的这种典型——经由货币手段的债务变値——也曾经被采用过,尽管采用的时候不多。但是,这种手段却从来没有被故意地用来加惠于债权人而使债务人受损。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那只是币制变动的副作用,不是故意地以此为目的。币制变动是从其他的一些观点认为必要的。在采用这种货币手段的时候,那些政府忍受它对于延期支付的后果,或者是因为这些政府认为这个手段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因为这些政府已假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决定契约条件时,已经预料到这种变动而作了适当的考虑。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以后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币制变动,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这两次事例中,英国都是在战争结束后或迟或早地用紧缩政策回复到战前英镑制的金平价。至于用金本位来替换战时的信用币而承认英镑与黄金间已经发生的市场比率的变动,把这个比率当作新的法定平价来采用,这个想法没有被接受。之所以未被接受,是被视为国家的破产,被视为不公平的赖债行为,被视为对所有那些在银行钞票无条件兑现时期取得要求权的人们的权利所加的恶意侵犯。人们在「通货膨胀引起的害处,终会因接着的通货紧缩而矫正」这个幻想下而努力工作。可是,回复到战前金本位,对于债权人损失的补偿并不能补偿到在货币贬値期间债务人已经偿还他们旧债的那个程度。而且,这是有利于所有在这个期间已经放债的人,而有害于所有在这个期间已经借债的人。但是,那些负责采用这种紧缩政策的政治家们,不知道他们的行为的重要性。他们没有看出那些不良的(即令在他们的眼中也是不良的)后果,而且,假若他们及时地看出这些后果,他们也不会知道如何避免它们。他们的行为确实是加惠于债权人而使债务人受损,尤其是有利于公债持有人而不利于纳税人。在十九世纪二十几年当中,这个行为使英国农业的困境更加严重,而在以后的一百年,英国出口贸易的处境也如此。但是,如果把英国这两次的币制改革叫做有意的干涉而目的在于债务变値,那就是错误的。债务变値仅是一个为达成其他目的的政策所引起的副作用而已。

政府每次实行债务变値的时候,总是说,这个手段以后再也不用了。他们强调:那些再也不会发生的非常情况已经引起了一个不得不采取这种坏手段的紧急关头,在其他的环境下,这种手段是绝对应该谴责的。他们宣称,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债务变値的实行者和支持者为什么不得不作此诺言,这是易于想到的。假若消灭债权人的全部或部份权利成为经常的政策,放债的事情也就会完全消灭了。延期支付的契约,靠的是有收回债款的希望,如果早知这个希望是不可靠的,也就没有人肯放债了。

所以,我们不允许把债务变値看作经济政策的一个制度,可用来替代常设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其他制度。这决不是建设行为的一个工具,而是一个破坏性的炸弹,除破坏外另无作为。如果只用一次,被破坏的信用制度还可重建。但是,如果爆炸一再发生,其结果是总毁灭。

只从它们对于延期支付的后果这个观点来看,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是不对的。我们曾经说过,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对于各种货物劳务的价格不是同时、同程度地发生影响;这种不一致的影响在市场上发生的作用,我们也曾经讲过[1]。但是,如果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作为一个手段而用以重新安排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则用此手段的政府所想达成的目的,必然只是在很不完全的程度下达到。而且,即使从这个政府的观点来看,其结果也是很不满意的。正如同对于物价结构政府所采的各种各样的干涉一样,其结果不仅是与政府的意愿相反,而且引起的情况,就政府的观点来看,比那不受束缚的市场情况更坏。

政府用通货膨胀手段图利于债务人而损及债权人这个企图,其成功也只限于以前约定的那些延期支付。通货膨胀并不能使借新债者占便宜;相反地,由于放债者考虑到物价是在上涨而加在利率中的补贴将使债务人更费。如果通货膨胀推进到它的极点,凡是以膨胀的通货作延期支付手段的一切契约,就完全销毁了。


[1] 见第十七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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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0 个月前

三、现代通货操纵法的演进

金属通货不受政府的操纵。当然,政府有权力制定一些的法律。但是,葛来欣法则所引发的后果会使政府追求的目的无法达成。从这个观点来看,金属本位对于想用货币政策干涉市场现象的一切企图,是一个障碍。

要检讨政府之所以有权力操纵本国货币制度的这个演进过程,我们必得首先提到古典经济学家们最严重的缺点之一。亚当斯密也好,李嘉图也好,都把维持金属通货所费的成本看作浪费。照他们的看法,纸币替代金属币就可把那些用在货币用途的金银的生产费——也即资本与劳力——用来生产可以直接满足欲望的东西。从这个假定开始,李嘉图就想出了他那个有名的,而于一八一六年发表的关于建立一种旣经济又安全的通货制的若干建议(Proposals for an Economical and Secure Currency)。李嘉图的计划淹没无阂了。一直到他死后几十年,有些国家才在「金汇兑本位」这个名称下采用了李嘉图计划的基本原则,金汇免本位的采用,是为的灭少所谓金本位的浪费。

在金本位(现在叫做「古典的」或「正统的」金本位)下,个人的现金握存有一部份是金币。在金汇兑本位下,个人的现金握存全部是代用币。这些代用币可以按照黄金或采用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的那些国家的外汇的法定平价兑现。但是,这样的货币银行制度,是要用来防止大众向中央银行提取黄金作为国内的现金提存。兑现的基本目的,在于维持汇率的稳定。

在讨论金汇兑本位问题的时候,所有的经济学家——包括本书的著者——都未曾认淸一个事实,即:这个制度给了政府容易操纵本国通货的权力。经济学家们轻易地假定,文明国的政府决不会故意地把金汇兑本位作为通货膨胀政策的工具。当然,最近几十年,在通货膨胀中,金汇兑本位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不应该讲得过份,主要的因素毕竟是那个赞成通货膨胀的意理。金汇兑本位不过是实现通货膨胀计划的一个方便工具而已,如果没有它,通货膨胀的一些策略也不见得不采用。美国在一九三三年,大体上还是在古典的金本位制度下,这个事实并未阻止「新政」的通货膨胀。美国是用没收人民握存的黄金的方法,一下子放弃了古典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眨値(对黄金眨值)。

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份发展出来的那种新式的金汇兑本位,也可叫做弹性金汇兑本位,或者为简单起见就叫做弹性本位。在这个制度下,中央银行或外汇平准账户(或同性质的玫府机构所定的任何名称)自由地将本国具有法偿的代用币兑换黄金或兑换外汇,同时,也自由地将黄金或外汇兑换本国的代用币。这些兑换所依据的比率,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时变更的。正如人们所说,平价是有弹性的。但是,这个弹性实际上总是下降的弹性。政府当局总是运用他们的权力降低本国货币对黄金的平价,以及对那些币値对黄金尙未降低的国家的货币的平价;他们从来没有把这平价提高过。如果对别国通货的平价眞的提高了,那只是由于别国通货对黄金的平价,或者对那些通货平价维持不变的国家的通货的平价之降低。

如果平价的向下跳动是很显着的,这就叫做贬値。如果平价的变动不怎么大,金融报吿的撰稿人就把它说成这种通货在国际评价中疲弱[2]。在这两种情形下,那总是指这个国家已经提高黄金价格这件事。

从交换论的观点来看弹性本位的特征,与从法律的观点来看的,决不可混淆。交换论的那些方面,不受法制问题的影飨。变更平价的权力是赋与立法机关的还是赋与行政部门的,这不关重要。对于行政当局的授权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像美国的新政立法是有限的授权),也是不关重要的。就这件事的经济论述来讲,重要的只是弹性平价的原则替代了固定平价的原则。不管法制方面的情形怎样,如果舆论反对「提高黄金价格」,政府就不会这样作。相反地,如果舆论赞成这样作,法制方面就不会完全置之不顾,甚至不会稍为推迟。一九三一年在英国、一九三三年在美国、一九三六年在法国和瑞士所发生的事情,明明白白地吿诉我们:如果舆论赞成所谓专家们关于通货贬値的意见,代议政治这个机构就能够以最大的速度来实行。

通货贬値——不管是大规模的或小规模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重新安排国外贸易的一些情况,下一节就要讲到这一点。这些对于国外贸易的影响,使一个小国在通货操纵方面不可能照它自己的意思,而不管与它的国际贸易有最密切关系的国家如何作。这样的一些国家,不得不跟随一个外国的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上,它们自然成为一个外强的卫星国。它们把本国的通货与一个币制「宗主国」的通货维系在一个固定的平价上,因而凡是「宗主国」在它本国通货对黄金和对别国通货的平价上有何变动,它们也就跟着变动。它们结合成一个货币集团,把它们的国统合为一个货币区。我们讲得最多的是英镑集团或英镑区。

有些国家的政府,仅是宣吿本国货币对黄金和对外汇的官定平价,而并不眞正使这个平价有效;这种情况也不可与弹性本位的情况相混淆。弹性本位的特征是:任何数量的本国代用币,事实上可以按照所选定的对黄金或对外汇的平价自由兑换,而且是相互地自由兑换。按照这个平价,中央银行(或其他名称而作这个工作的政府机构)自由买卖任何数量的本国代用币,以及任何数量的外汇——这里所说的外汇,是指那些采用金本位或弹性本位的国家的外汇。本国的银行钞票是实实在在地兑现的。

不具备弹性本位的这种基本特征而公吿一个官定平价的那些命令,有个完全不同的意义,而且引发一些完全不同的后果。[3]


[2] 见第十七章第十六节。

[3] 参考本章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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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0 个月前

四、通货贬値的目的

弹性本位是一个便于通货膨胀的工具。采用它的唯一理由,是它会使一再的通货膨胀,在技术上非常简单。

在一九二九年结束的那个市面兴旺时期,几乎所有各国的工会都成功地把工资率提高到劳动市场(如果这个劳动市场只有移民的限制)所决定的水平以上。当这种工资率在许多国家已经引起了大量的制度性失业的时候,信用还在加速地扩张。最后,不可避免的萧条到来了,物价开始降落了,这时,工会还要固执他们的高工资政策,政府坚决地支持工会的立场,甚至那些被骂为反劳工的人们也表示支持。工会或断然地拒绝名目工资率的任何减低,或稍示让步作轻微的减低。其结果是,制度性的失业大大地增加了。(另一方面,那些保持住职业的工人,由于每小时的实质工资的上升而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失业津贴的支出,大到不堪负担的程度。几百万的失业者对于国内和平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工业国家笼罩在革命阴影之下。但是,工会的领袖们是倔强得难以相处的,没有一个政治家有勇气敢于公开地向他们挑战。

在这个苦境中,那些被吓住了的统治者,想起了好久以前通货膨胀主义者所推荐的一个权宜之计。由于工会拒绝调整工资以适应货币关系和物价的情况,他们就来调整货币关系与物价,以适应工资率的高度。照他们看来,太高的不是工资率;他们本国的货币单位就黄金与外汇来讲,价值高估了,所以必得重新调整。贬値是一帖万灵药。

贬値的目的是:

1、保持名目工资率的高度,甚至创造一些为将来提升工资率所需要的条件,可是实质工资率则是下降的。

2、使物价,尤其是农业品的价格(以本国货币计的)上涨,或者至少阻止它们再下跌。

3、使债务人受益,债权人受损。

4、鼓励输出,抑制输入。

5、吸引更多的外国观光客,使本国人民出国旅行的费用(以本国货币计算)增加。

但是,政府也好,拥护政府政策的人们也好,从未坦白地公开承认,贬値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降低实质工资率的高度。他们大都是说,贬値的目的在于消除所谓国内外物价「水平」之间「基本的失衡」。他们说到降低国内生产成本的必要。但是,他们极力避免说到他们希望用贬値来降低的两种成本之一是实质工资率,另一种成本是长期的营业借款的利息和这种借款的本金。

为支持贬値而提出的那些议论,我们不可能把它们当眞的。它们完全是混淆而又矛盾的。眨値不是一个对赞否两方的理由作了冷静权衡以后所制定的政策。工会的领袖为怕丢面子而不承认他们的工资政策已经失败,并且已经产生空前的大规模的制度性失业,贬値是政府对这些工会领袖们的投降。也即,那些专想保持自己官职而软弱愚昧的政客们的一个非常手段。在为自己的政策作辩护时,这些政客们也就不管言词的矛盾了。他给制造业者和农民的诺言,是说贬値将使物价上涨。但是,同时他们又向消费者说,严格的物价管制将会防止生活费用的增高。

政府毕竟还可以舆论作借口来辩护他们的行为,说是在这旣定的舆论——完全受工会武断的谬见所支配的舆论——下,没有别的政策可行。至于那些把弹性汇率捧为完善的最好的币制的人们,却不能以此作借口。政府方面还可强调,贬値是个紧急措施,以后不再采用,可是,那些鼓吹弹性汇率的人们却宣称,弹性本位是最好的币制,而且急于说明所谓汇率安定的一些坏处。他们盲目地热心于取悦政府和有力量、有组织的农工压力团体,过份夸张弹性平价的好处。但是,弹性本位的一些缺点很快地暴露出来了。贬値的热情也随之冷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即,英国创立弹性本位以后将近十年的时候,甚至凯恩斯和他的高足们也发现,汇率的安定有它的一些好处。国际货币基金(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所宣布的目的之―,是在安定汇率。

如果不以政府和工会的辩护者的观点,而以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货币贬値,那么,首先就要强调所谓贬値的一切好处都是暂时性的。而且,这些好处还要靠一个条件,即,只有一个国家货币贬値,其他所有的国家都不这样做。如果其他国家的货币也同比例砭値,则对外贸易就没有什么变动发生。如果别国贬値的程度更大,则所有暂时性的好处只宥它们才会享有。由此可知,如果弹性汇率的那些原则普遍地被接受,其结果将是国家间争先恐后地相互贬値。竞争的结果是,所有国家的货币制度完全崩溃。

常常被讲到的货币贬値,在对外贸易和观光事业方面所得到的利益,完全是由于国内物价和工资率适应贬値所造成的情势而调整,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完成。只要这个调整过程还没有完成,输出就受到鼓励,输入受到抑制。可是,这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贬値国的人民得之于出口的渐渐减少了,支付于进口的渐渐增多了,因而他们必须减缩他们的消费。这种后果,照那些把贸易平衡看作国家福利的码尺的人们的说法,显得像是繁荣。用简洁的话来讲,可以这样说:英国人必须输出更多的英国货,才能买到眨値以前他输出较少的英国货所能买到的那个数量的茶叶。

主张贬値的人们说:贬値会减轻债务负担。这确是眞的。它有利于债务人、损害债权人。他们认为这是有益的。因为他们还没有认淸,在现代经济中,债权人并不就是富人,债务人也不就是穷人。实际的后果是,借债的不动产所有主、农地所有主、以及借债公司的股东,都得到利益,而那些把储蓄投之于公私债券、储蓄银行存款、以及保险单的大众,受到损失。

我们也要考虑到外债。当英国、美国、法国、瑞士、以及某些别的欧洲债权国,把他们的货币贬値时,就是对他们的外国债务者送一次礼。

赞成弹性本位的主要说法之一,是它减低国内货币巿场的利率。据说,在古典的金本位以及固定的金汇兑本位下,一个国家必须适应国际货币市场的情况来调整国内的利率。在弹性本位下,利率的决定可以自由采用一个完全就本国福利来考虑的政策。

这个说法显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因为有些国家欠外国的债务总额大于对外国的债权总额,就这种国家来讲,这个说法是站不住的。在十九世纪当中,有些这样的债务国实行一种健全的货币政策,它们的厂商和人民个人,可以用他们本国的货币订约借外债。这种机会随着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之改变而完全消失了。决没有一个美国银行家愿意用意大利的货币订约放债或发行债券。就国外借贷来讲,债务国本国货币情况的变动不会有何作用。就国内借贷来讲,货币眨値只减轻那些已经订约的债务。至于新的债务则提高了它的市场毛利率,因为它加上了物价上涨的贴水。

就债权国的利率来讲,这也是有效的。利息,不是一种货币现象,就长期看,不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对于这个论证无须增加什么。

一九三一年与一九三八年之间,若干政府所实行的货币贬値,在若干国家使实质工资率降低,因而也减少了制度性的失业人数,这是确实的。所以历史家在陈述这些贬値的时候,他们会说:这些贬値是成功的,因为它们防止了不断增加的失业所会引起的革命动乱,在当时流行的意理下,都认为在这种紧急关头没有别的方法可用。但是历史家应该再加说一句话:这个药方并没有医到制度性失业的病根——工会的那些谬误的说词。贬値是为着闪避工会行动的支配力而想起的一个诡计。它之所以行得通,因为它不伤害工会的尊严。但是,正因为它让工会的声誉不受损伤。它只能在短期内行得通。工会的领袖们后来也懂了名目工资率与实质工资率的区别。现在,他们的政策是在提高实质工资率。他们再也不受骗于货币单位购买力的低落了。作为减少制度性失业的一个设计——货币贬値,已失去它的效用了。

认识了这些事实,就可扼要地对于凯恩斯的理论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所扮演的角色给以正确的评价。凯恩斯对膨胀主义的一团谬化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观念,而那膨胀主义的谬见,是被经济学家驳斥过千百次的。凯恩斯的敎义甚至比他的前辈们的敎义更矛盾、更不一贯,他的前辈们,像Silvio Gesell这种人,曾被斥为货币奇想者(monetary cranks)。凯恩斯只知道如何用些数理经济学的那些牵强的术语,来掩饰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的主张。干涉主义者不知道如何提出有力的说词来赞成随便支出的政策;他们简直找不出理由来反对关于制度性失业的经济理论。在这个当儿,他们用Wordsworth赞美天堂的诗句来欢迎「凯因办革命」[4]。我们也可承认,在本世纪三十几年当中,就英国和美国政府来说,除掉货币贬値、通货膨胀、信用扩张、不平衡的预算、以及赤字支出以外,没有别的路子可走。政府不能摆脱舆论的压力。他们不能反对那些普遍接受的意理,不管这些意理如何荒谬。但是,这并不是为政府官吏辩护,他们可以辞职而不执行这些为害国家的政策。最不可宽恕的,是替膨胀主义的谬见提供所谓科学的辩护的那些作者。由于他们的写作,谬见变成眞理,而且更为普及。


[4] 参考P.A. Samuelson, "Lord Keynes and the General Theory," in Econometrica, 14, 1946), 187; 重刊于the New Economics, ed. S.E. Harris (New York, 1947),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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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0 个月前

五、信用扩张

前面曾经指出,把信用扩张看作完全是政府干涉市场的一个方式,这是错误的。信用媒介的出现,并不是由于政府有意提高物价、提高名目工资率、降低市场利率,以及减轻债务而设计的政策工具。信用媒介是从银行业务演化出来的。银行给活期存款户的收据(也即银行钞票)被大众当作货币代用品。当银行利用这种情形,开始把存款的一部份贷放出去的时候,他们只就自己业务的利益打算。他们认为,对于存款不保持十足准备,是没有什么害处的。他们相信,即令把存款贷出一部份,他们总可以履行兑现的义务而不致迟缓。在利伯维尔场经济的运作中,银行钞票成了信用媒介。信用扩张的醸成者,是银行不是政府。

但是,今天的信用扩张,却是政府的绝对特权。就私人银行有助于信用媒介之发行而言,它们的作用只是辅助的,只与技术上的事情有关。惟有政府在全程中是指挥者。关于信用流通量的一切事情,政府握有充份的最高权力。私人银行在利伯维尔场上所能操纵的信甩扩张量,是严格地受限制的,可是,政府却以最大可能的信用扩张为目的。信用扩张是政府用以对付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斗争工具。这个工具在政府的手中成为可以用来耍许多把戏的魔杖:可用它驱除资本财的稀少性,可用它降低或完全消除利率,可用它供应政府的浪费支出,可用它没收资本家的财富,可用它「激发持久的繁荣」,可用它「使每个人富有」。

信用扩张不可避免的后果,已由商业循环论指出。即令那些拒绝承认商业循环的货币论或流通信用论的正确性的经济学家,也不敢对这个理论所说的信用扩张的必然后果表示怀疑。这些经济学家也要承认,而且确已承认:信用扩张必然引起循环上升的趋势;如果没有信用扩张,上升的趋势不会发生,也不会继续;当信用扩张一旦停止的时候,萧条马上到临。他们给商业循环的解释,事实上也即是说,最初引起上升趋势的不是信用扩张,而是其他的一些因素。甚至在他们的见解中,那种为一般繁荣之必要条件的信用扩张,也不是一个故意降低利率和促进投资的政策之后果,信用扩张总是在那些其他因素开始发生作用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出现,无须政府方面有何积极的作为。

很明显地,这些经济学家在反对不以信用扩张来消除经济波动的那些计划时,是自相矛盾的。至于那些膨胀主义历史观的天眞的支持者,当他们从他们的信念——信用扩张是经济的万灵药——来推理的时候,倒是一贯的,尽管他们的信念是错误的。但是,那些不否认信用扩张是繁荣的必要条件的人们,在反对抑制信用扩张的计划时,却违背了他们自己的信条。政府和压力团体的发言人,以及现在支配大学经济学系的「非正统理论」的拥护者,都同意经济萧条是应该设法避免的,而且也同意要达成这个目的必须防止市面的突然兴旺。他们提不出站得住的议论来反对放弃鼓励信用扩张的那些建议。但是,他们顽固地拒绝听取这方面的任何意见。他们热烈地骂那些防止信用扩张的计划,认为那些计划会使经济萧条延续下去。这种态度很明白地指出,「商业循环是那些故意降低利率促进人为的繁荣的政策的后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凡是用以降低利率的方法,现在普遍地被认为极有利,而信用扩张被认为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有效方法。这个偏见使得所有的政府都反对金本位。扩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口号。所有的政党,所有的压力团体,都坚决地致力于放松银根的政策[5]。

信用扩张的目的是有利于某些人羣而损及其他的人羣。干涉主义在不损害所有的人羣时自然是最好的。但是,它固然使全社会更为贫穷,它还可使某些阶层富有。至于富有的是属于那些阶层,那就要看个别的情形。

现在有所谓「质的信用控制」。这种控制之所由产生的想法,是要把信用扩张所引起的所谓利益给某些人羣而不给其他的人羣。据说,信用不应流进证券交易所,不应使股票价格飞涨。信用的授与应该是利于加工业、矿业、「合法的商业」,尤其是农业的「合法的生产活动」。此外,有些主张质的信用控制的人们,想防止增加的信用用之于固定资本的投资因而被冻结不动。他们想把增加的信用只用之于流动财货的生产。按照这些计划,政府给银行一些具体的指示,那些款可以放,那些不可以放。

但是,这些计划是白费的。放款的差别待遇,决不可替代对信用扩张所加的限制。对信用扩张加以限制,是眞正能够防止证券市场风险,和防止固定资本投资扩展的惟一方法。至于信用的增加量如何进到借贷市场,只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有了一笔新生的信用流入。如果银行对于农民的授信较多,农民就能够偿还从别方面借到的债,以及能够用现款来购买东西。如果银行以较多的信用授与商人作为流通资本,商人就可把原先用作流通资本的资金用在其他用途。在任何情形下,银行创造出许多可支用的货币,而这些货币的所有者用来作最有利的投资。很快地这些资金会在证券市场或固定的投资方面找它们的出路。信用扩张而不引起股票价格上涨和固定的投资扩张这个想法,是荒谬的[6]。

信用扩张的典型过程,直到几年前才由两个事实确定:一是金本位下的信用扩张,一是各国政府和受这些政府指挥的一些中央银行不一致的行动结果。第一个事实就是政府不准备放弃银行钞票按照固定的平价兑换黄金。第二个事实的结果是信用扩张的规模缺乏量的一致。有些国家跑在其他国家的前面,而它们的银行面对黄金和外汇准备有大量外流的严重危险。为保持它们自己的偿付能力,这些银行不得不采严厉的信用限制。于是,它们就引起经济恐慌,使国内市场陷于萧条。这种恐慌很快地蔓延到其他国家。而这些其他国家的商人也就开始戒惧,因而增加借款以加强他们的流通资金以备万一。正由于这新的信用薷求的增加使得本国的货币当局——已经因第一个国家的经济恐慌而引起戒惧的——也采取紧缩政策。于是,在几天或几周以内,经济萧条就成为国际现象。

贬値政策已经使这种典型的过程有些改变。货币当局遇到黄金外汇准备有枯竭的危险时,他们不以信用限制来对付,而提高中央银行体系所收取的利率。他们贬値。可是贬値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政府不管汇率上升得多高,一律置之不顾,它还可以暂时继绩固执于信用扩张。但是,总有一天,市面的突然兴旺会毁灭它的币制。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想避免一再地加速眨値,它就必须把国内的信用政策安排得在信用扩张上不超过它所想与之保持货币平价的那些国家。

扩张信用总会引起兴旺期与后继的萧条期。这几乎是有规律的交替。这是许多经济学家所视为当然的。他们以为,信用扩张的后果,将来也不会不同于十八世纪末期以来,英国所经历的,以及十九世纪中期以来,西欧、中欧和北美所经历的那些后果。但是,我们不知道情况是否已经有了转变。商业循环的货币说,到了今天已成为大众皆知的敎义,以致在过去兴旺期激发企业家的那种天眞的乐观,已经被某种戒惧心替代了。商人们将来对信用扩张所采取的反应态度也许不同于过去所采取的。他们也许不把便宜得到的金钱用之于扩张他们的营业,因为他们将记住兴旺的必然结局,有些迹象预示了这样的改变。但是要作肯定的断言,却还太早。

反循环政策这个怪想

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所有的干涉主义者所提出的一些「非正统」学说的精髓都是说,经济萧条的反复出现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固有现象。但是,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才能消除这个祸害,而干涉主义者则主张,把那纠正市场经济运作的权力委之于政府,由政府运用权力达到他们所说的「经济安定」。如果这些干涉主义者的反萧条计划是要彻底放弃信用扩张政策,那么,他们是对的。可是,他们预先就拒目个想法。他们所想的是,把信用扩张再扩张,而采用特别的「反循环的」措施来防止萧条。

在这些计划的前后关系中,政府像神一样地站在人事轨道以外而作为,它独立于人民的行为以外,而具有从外部干涉这些行为的权力。它保有可以自由处分的资金,而这资金不是人民提供的,可以自由地用在统治者所想的用途。要使这个权力运用得最有利,所需要的只是听取专家们的建议。

在这些建议中吹捧得最力的,是公共工程和公营事业支出的反循环的时间安排。这个想法并不是像它的鼓吹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么新颖。过去,当萧条到临的时候,舆论总是要求政府兴办公共工程以创造就业机会,阻止物价下跌。但是,问题是在如何筹取公共工程的经费。如果政府向人民课税,或向他们借债,这就对于凯恩斯学派所说的总支出量没有什么增加。人民的消费或投资能力的减低,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可是,如果政府采用素所喜欢的通货膨胀这个方法来筹取经费,那就把事情弄得更糟,而不是弄得更好。它可以把物价暴跌的开始期推迟一时。但是,到了不可避免的后果终于到来的时候,激变的程度视其推迟时期的长短为转移,推迟的时期愈长,激变的程度愈厉害。

干涉主义的专家们,对于这里的眞正问题没有把握住。照他们的想法,主要的事情是「好好地预先计划公共资本支出,并准备一些作好了的,而且随时可以实行的方案」。他们说,这「是正确的政策,是我们建议的而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实行的」[7]。但是,问题不在于制作一些方案,而在于如何筹取实施那些方案的资金。干涉主义者以为这易于办到,此即,在兴旺期节省政府的支出,到了萧条期增加支出。

节省政府的支出确是一件好事。但它并不能供给政府在以后扩张支出时所需要的资金。个人可以这样作。他可以在所得高的时候储蓄,到了所得低的时候用它。但就一个国家或所有的国家而言,情形就不同了。因为市面兴旺,税收增加,国库可能保有一大部份税收没有用出去。就这笔退出流通的资金的数量和其返出的时期长短,其紧缩后果的大小和久暂也随之确定,信用扩展所引起的市面兴旺,将同程度地减弱。但是,当这些资金再用出去的时候,那又改变货币关系而创造一个现金引起的货币单位购买力降低的趋势。这些资金决不能供应公共工程所需要的资本财。

干涉主义者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们不管资本财的缺乏。在他们的心目中,经济萧条只是因为人们的消费倾向和投资倾向的神秘性的减返。惟一的眞正问题是,要生产得更多,消费得更少,以增加可以利用的资本财存量,干涉主义者却想增加消费和投资。他们希望政府兴办那些没有利润的事业,而这些事业之所以没有利润,正因为它们所需要的那些生产要素必须从其他的用途挪过来,而那些生产要素用在那些其他用途更能满足消费者所认、为的更迫切的欲望。他们不知道这样的公共工程一定大大地加深这个眞正问题——资本财缺乏——的严重性。

当然,我们也可想到另一方式来利用政府在兴旺期所留下的储蓄。财政部可以把它的超收用来购买萧条期到来时所要用以兴办公共工程的那些物资,以及做公共工程的员工们所需要的消费财。但是,如果政府这样作,那就是使兴旺更加兴旺,加强激变的到来,而使后果更加严重[8]。

所有关于反环境的政府活动的说词,其目的只有一个。即,使大家的注意转向,使其不能认淸循环波动的商业景气的眞正原因。所有的政府都固执于低利率政策、信用扩张、和通货膨胀。当这些短期政策的必然后果出现了的时候,他们只知道一个挽救的办法一走向通货膨胀的冒险途径。


[5] 如果银行不靠增发信用媒介(或者是银行钞票或者是存款通货)来扩张流通信用,它就不会引起市面的突然兴旺,即令它把收取的利息降低到利伯维尔场的利率以下。降低利率只是对债务人的赠与。那些想防止突然兴旺的重现,因而防止后继的萧条的人们,从货币的循环论所应推演出来的不是说银行不应降低利率,而是说银行应该不做信用扩张的事情。Haberler敎授(在他的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pp. 65-66)完全没有理解这个要点,因而他的评议是白费的。

[6] 参考Machlup, The Stock Market, Credit and Capital Formation, pp. 256-261

[7] 参考League of Nations, Economic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World, Report of the Delegation on Economic Depressions, Pt. II. (Geneva, 1945), p. 173.

[8] 在讨论反循环政策的时候,干涉主义者总会提到,这些政策在瑞典的所谓成功。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九年间,瑞典的公共资本支出,事实上诚然增加了一倍。但是,这不是本世纪三十几年瑞典繁荣的原因,而是它的一个后果。瑞典的那个繁荣完全是由于德国的重新武装。纳粹的这个政策,一方面增加了德国对瑞典产品的需求,另方面缩减了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对瑞典所能供给的产品的竞争。于是,瑞典的输出大大地增加:铁砂从2,219千吨增加到12,485千吨:铁块从31,047千吨增加到92,980千吨;铁的混合物从15,453千吨增加到28,605千吨;其他各种钢铁从134,237千吨增加到256,146千吨:机器从46,230千吨增加到70,605千吨。申请救济的失业人数在一九三二年是114,000人,一九三三年是165,000人。一到德国重新武装进入高潮的时候,失业人数随之大减:一九三四年减到115,000人;一九三五年减到62,000人;一九三八年减到16,000人。这个奇迹造成者不是凯恩斯,而是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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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0 个月前

六、外汇管制舆双边外汇协议

如果一个政府把国内信用币对黄金或外汇的平价规定在比市场所决定的更高水平——也即是说,如果一个政府把黄金和外汇价格的最高限规定得比潜在的市场价格为低——那么,葛来欣法则所说的那种后果就会出现。其后果就是一般所谓的「外汇稀少」——这个名词非常不适当。

凡是经济财都具备的一个特征,是它的有效供给不会丰富到可以满足任何用途。在供给方面不缺乏的东西不是经济财,不要为它支付代价。因为货币必然是经济财,「不会稀少的货币」这个想法是荒谬的。可是,那些为外汇稀少而诉苦的政府,所想到的「稀少」却是不同的事情。那是他们定价政策必然的后果。那是在政府武断规定的价格下,需求超过了供给。如果那个靠通货膨胀降低本国货币早位对黄金、外汇、货物和劳务的购买力的政府,不作控制汇率的任何企图,那就不会有什么「稀少」——就政府用这个名词的意义来讲的——问题发生。凡是愿意照市价购买外汇的人,想买多少就可买多少。

但是,政府却决心不容许汇率上涨(就那膨胀的本国通货而言)。政府靠它的法官和警察,不许人民用非官定的价格买卖外汇。

照政府和它的从属机构看来,汇率的上涨是由于支付平衡的逆差和投机者的购买而引起的。为消除这件坏事,政府就用限制外汇需求的办法。此后有权购买外汇的人,只限于做政府所许可的贸易而需要外汇的人。凡是政府认为不必要的货物,再也不许进口。外债的还本付息也被禁止。本国人民不许到国外旅行。这个政府却不知道这样的办法决不会「改善」收支平衡。如果输入减少,输出也就随之减少。不得买外货、不得还外国债、不得到外国旅行的人民,并不把这省下的本国钱作为他们的现金握有。他们会增加消费财或生产财的购买,因而促成国内物价更上涨。但是,物价愈是上涨,输出愈是受阻碍。

现在,政府更进了一步。它把外汇交易直接国营。凡是取得了外汇——例如经由输出而取得——的人民,必须按官价卖给外汇管制机关。如果这个规定(这等于一项轮出税)有效地执行,输出就会大大减缩或完全停止。这个结果,当然是政府所不喜欢的。但是,它也不想承认它的干涉完全不能达到它所追求的目的,而且产生了比原先的情况更为恶劣的情况,这里所说的「更恶劣」,是从政府自己的观点来说的。于是,政府又采用权宜手段。它给输出商的津贴以补偿它的政策对于输出商造成的损失。

另一方面,管制外汇的政府机构,顽固地抱持「汇率未曾『眞正地』上涨,而官定的汇率是个有效的汇率」这个假想,把外汇按照这个官定的汇率资给输入商。如果这个政策眞的遵行了,那就等于给那些有关的商人们一些奖金。他们把输入的货物在国内市场出资就可得到淌来之财。于是,政府又用些权宜手段。它或者提高进口关税,或者对进口商人课特别税,或者用其他方法增加他们购买外汇的负担。

这样一来,外汇管制当然行得通。但是它之所以行得通,只是因为它实际上承认了市场的汇率。输出商得之于外汇收入的是,按官定汇率所换到的本国货币,再加上政府所给的津贴,这两者合计就等于市场汇率。输入商付之于外汇的是按官定汇率折合的本国货币再加上一项特别贴水,税,或捐,加起来也等于市场汇率。只有那愚蠢到不能了解真实情况,而让官方的言词愚弄的人们,才会着书写文章讨论新的货币管理法和新的货币经验。

政府独占外汇的买卖,对外贸易也就在政府的控制中。这并不影飨汇率的决定。政府是否把报纸所发表的真实有效的汇率视为非法,这是不关重要的。只要对外贸易还在进行,只有真实的汇率是有效的。

为着把真实的事实掩盖得更周密,政府就想消灭关于实质汇率的一切消息。他们想,对外贸易再也不可用货币作媒介。它必须是物物交换。他们与外国政府订立易货和淸算协议。订约国双方的毎一方,必须以某一数量的货物和劳务换取对方某一数量的其他货物和劳务。在这些契约的文字中,小心地避免涉及实质的市场汇率。但双方都是用那以黄金表示的世界市场价格来计算他们的销售和购买。这些淸算和易货协议,把两国间的双边贸易代替自由时代的三角贸易或多边贸易。但是,这决不影响这个事实:一个国家的本国通货已经损失了对黄金、外汇、和货物的一部份购买力。
作为对外贸易国营的政策,外汇管制是走向「以社会主义代替市场经济」这个途径的一个步骤。除此以外,从任何其他的观点来看,它是无效的。它旣不能在短期中,也不能在长期中影响汇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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