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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s Institute

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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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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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读《社会主义》第八章 - 静态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社会

RADL Jiav · 10 个月前 · 208 次点击 · 11.89645541

一、静态的条件

经济是由不断行动的人构成的动态过程,充满了变化和不确定性。因此静态的经济并不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中,而只是帮助我们进行分析的思维工具。基于人类行动的基本规律,不考虑不确定性和变化因素,市场经济会趋向于一个均衡状态(后来米塞斯将此状态称为Evenly Rotating Economy,  被译为“稳态循环经济”或“均匀轮转经济”)。

因为社会主义中无法实现动态的经济计算,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基于这种想象出来的静止状态。
 
二、劳动的负效用与劳动的满足

社会主义者们不愿意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资源是稀缺的,不管是自然资源还是劳动。

“一个人只能从事一定量的劳动。即便劳动完全是一种享受,也必须节约利用,因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人的精力不是取之不尽的。即便是悠闲自在的人,没有钱财方面的顾虑,也必须对他的时间做出规划,即对消磨时间的不同方式加以选择。……更何况劳动不能无限制地增加,与劳动的增加相伴随的是负效用的增加。”

以傅立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劳动负效用是社会安排不当的结果,使本来并不让人厌烦的劳动成为了一种“辛苦”。人不劳动就会感到无聊,劳动使人厌烦是因为环境不佳且延续时间太长。允许工人不断交换职业,劳动就会变成享受了。

对此米塞斯没有简单地全盘否定,他承认活动是人的生理和精神需要,但他也指出:超过一定限度,劳动本身就不再能够给人带来满足,而会引起负效用。在这里,出现了米塞斯所有著作中唯一的一张图表,引用自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横轴OX:劳动给人带来效用的正负分界线;
曲线abcp: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于有兴趣的劳动,在开始时感到困难(a-b),熟悉之后厌烦感减弱并得到满足(b-c),而超出一定限度后,劳动带来负效用,即成为一种“忍受”(c-p);
曲线OC1P1:精力旺盛者(或兴趣强烈者)在劳动伊始即感到快乐,并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出现负效用;
曲线OP2: 懒虫或极度笨拙的人从来不会从劳动中感到快乐,只有负效用。

傅立叶提出的变换职业的方案,有显而易见的缺陷:首先,变换职业使劳动者不断成为某职业的“实习生”,没有机会将技能提升到很好的水准,生产效率将大大降低。其次,劳动负效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时间过长导致,不管变换为何种职业,都无法改变人长时间工作后会感到疲劳这一生理事实。

而劳动条件的改善固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劳动的负效用,但终究无法改变其本质。况且改善劳动条件的前提是生产效率提高,在前面章节中我们已经知道,无法进行经济计算的社会主义生产率是不会高于市场经济社会的。

傅立叶学派还提出一个办法——竞争:以“快乐的竞赛或高尚的竞争意识”来激励劳动者。但他们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竞争不会消除劳动中的辛苦,它的激励作用来自于获胜之后的回报。脱离了私有产权,没有可期待的奖赏,竞争也就失去了意义。
 
三、“劳动的乐趣”

社会主义者不停地强调:劳动本身使人快乐;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辛苦完全是因为其恶劣的工作条件造成的。

但他们无视这样一个矛盾:

“如果工作本身是快乐的,为什么还要向工人支付报酬呢?雇主给了他工作使他快乐,不是应该他向雇主支付报酬吗?……按照劳动的一般定义,它不可能直接带来满足。我们把不能产生任何直接快感的活动定义为劳动,人们从事这种劳动,只是因为它的结果产生的间接快感足以抵消先前的痛苦感。”

所谓“劳动的乐趣”,大体上可归因为三种感受:

1)职业属性带来的扭曲快感。某些掌握权力的人,可以利用职位之便,满足自己的控制欲、权力欲甚至性欲。这种快感并非来自于劳动,而是职位(即权力)的附加属性。

2)任务完成之后的解脱感。人只有结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才会感到解脱,所以这种感受恰恰证明了劳动的负效用。

3)最重要的一种来源是劳动给人带来的成就感。这基于两个重要因素:工作热情(兴趣)和回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人的工作由不得自己来选择,也享受不到自己努力工作的成果,很难想象他会有什么成就感。
 
四、劳动激励

最好的劳动激励当然是能够按照自己的劳动产出得到相应的回报。因此,计件工资(或承包)的效果常常会优于计时工资,因为前者使工人有更大的动力提高效率增加产出,而后者使工人只求达到最低限额、不要犯错受罚即可。

基于这一点,社会主义者意外地收获了一位古典自由主义盟友——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常译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提出,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中固然存在“工作业绩和报酬缺乏关联”的问题,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计时工资制同样要面对这一问题,而社会主义的集体荣誉感还会提供额外的劳动激励。

对此米塞斯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

“无疑,计时工资制下,工人工作的积极性以保住饭碗不致丢掉为限。但是,如果他能够多做,如果他的知识、能力和力量允许,他会寻找要求更高、从而收入也更高的职位。或许由于懒惰,他没有这样做,但这不是制度的错。在激励人们发挥最大的勤奋方面,这个制度做了它所能做的一切,因为它保证每个人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大差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做不到这一点。”

简言之,私有产权和自由选择才是劳动激励的根本所在,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所缺失的。

至于社会主义荣誉感或公益精神,并不是普遍存在于人类本性中的特质,其激励作用也完全无法和“获得劳动价值的回报”相提并论。
 
五、劳动生产率

社会主义者一口咬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束缚了劳动生产率,而社会主义将消除这些束缚,使生产成倍增长,从而保障(在平均分配的制度下)人人过上舒适的生活。

考茨基(Karl Kautsky,生于捷克,恩格斯之后最活跃的社会主义者之一)提出了两种增加生产的方法。

1) 把生产集中到经营最好的部门,关闭低效的部门。这当然是一种有效的手段,然而只有在市场经济制度中通过竞争才能得以实现。高效的企业受到消费者的支持而发展壮大,低效的企业无法赚得利润只好关闭。而社会主义社会中,效率无从确定,管理决策由政治因素决定。

2) 各个方面的节约,主要体现在材料分配、运输费用、广告和宣传费用等方面。关于资源配置,没有个人利益的指引,公共管理部门的肆意浪费和私人企业主竭尽所能的节约形成了鲜明对比,相关的经验事实数不胜数。而广告和宣传同样是识别需求和调配产品的有效手段,相比之下,社会主义体系中臃肿的分配机构能够做得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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