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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s Institute

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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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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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第三十五章 福利原则与市场原则

人的行为 Jiav · 10 个月前 · 340 次点击 · 11.89645541

米塞斯 著
夏道平 译

一、反对市场经济的理由

社会政治学(Sozialpolitik)各派对市场经济提出反对的一些理由,是以一种很坏的经济学作论据。他们一再地复述经济学家在好久以前已经驳倒的那些谬论。他们把他们自己所鼓吹的那些反资本主义的政策所引起的后果归咎于市场经济。他们把干涉主义必然失败的资任推到市场经济。

这些宣传者最后终于承认,市场经济毕竟不是像他们的那些「非正统的」敎条所描述的那么坏。市场经济不负大家所望。它天天在增加产品的数量,在改进产品的素质。它曾经产生前所未有的财富。但是,干涉主义者却表示异议,从他的所谓社会观点来看,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它没有消除贫穷。它是个牺牲大多数人而给少数富人以特权的制度。它是个不公平的制度。「福利」原则,应该用来替代利润原则。

为着讨论方便起见,我们无妨把福利这个概念解释为非禁欲主义的大多数人所会欢迎的一种情况。这样的解释,是要使福利这个概念摆脱任何具体的意义和内容。这样,它就成为人的行为基本元范的一个无颜色的词句,即,尽可能消除不快之感的这个冲动。因为大家都知道:为便于消除不快之感,只有靠社会分工,于是,人们就在社会联蘩的架构内相互合作。异于「自给自足之人」的「社会人」,必须把他的行为调整到适于社会合作的要求,而把别人的成功看作自己成功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说,社会合作的目的,是要实现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会有人敢于反对这个定义,而说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是一件好事。所有对于边沁这个公式的攻击,都是集中于「幸福」这个概念的模糊和误解;至于说「幸福」——不管它是什么,——应该由大多数人分享,这是谁也不会反对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福利」如此解释,这个概念就变得无意义了。它可以用来为任何种类的社会组织作为辩护。有些赞成黑奴制度的人,以为奴隶制度是使黑人快乐的最好办法;现在,美国南部还有些白人眞正相信严格的黑白分离对白人固然有利,对黑人也同样有利。Gobineau和纳粹(Nazi)种族主义的要旨,是说优等民族的覇权有签于劣等民族的眞正利益。凡是一个原则如果广泛到足以包容一切互相冲突的学说,这个原则就毫无用处。

但是,在那些宣传福利的人们口中,福利概念有一个确定的意义。他们故意使用一个大家都喜欢,而不容任何反对的名词。一个正派人即令轻率,也不会轻率到反对「福利」方案的实施。宣传福利的人们,把他们自己的方案叫做福利方案,这是想用一个简易的逻辑把戏以取胜。他们想用每个人所喜爱的名称作护符,使他们的一些计划得以免于批评。他们采用「福利」这个名词已经意涵:凡是反对者都是损人利己、不怀好意的坏人。

这里,只有两个可能的解释。这些自称福利经济学家的人们,或者是自己不知道他们的推理程序是逻辑所不容许的,在这种场合,他们缺乏必要的推理能力;或者是他们故意选择这个手段,以一个可以预先塞住一切反对者之口的字眼来掩护他们的谬见。不管怎样,他们的行为都是有害于西方文明之持续的。

前面几章曾论到各形各色的干涉主义的后果,这里没有作任何补充的必要。篇章浩繁的福利经济学,并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足以驳倒我们的结论。我们现在还要做的事情,只是检讨福利经济学的宣传品中指责市场经济的那部份。

福利经济学派所有一切的情感语言,可以浓缩为三点。他们说,资本主义是坏的,因为那里有贫穷,所得与财富不平等,以及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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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0 个月前

二、贫穷

我们无妨描述一个农业社会的情况,在那里,每个份子耕种一块足够生产自己和其家庭生活必需品的土地。我们也可把少数的专业者,如铁匠、医生,加进这个社会。我们甚至于还可假设,有的人自己没有土地,而是在别人的土地上做工。地主对于他们的工作给以报酬,而在他们生病或年老的时候照顾他们的生活。

这种理想社会的组织,压根儿是些乌托邦的计划。在某些时候某些地区,大体上实现过这种组织。最接近这种组织的,大概是几百年前在今天巴拉圭(Paraguay)这个国家里面,西班牙耶稣会的神父们所建立的那个社会。可是,我们不必检讨这样的社会制度有何优劣。历史的演进把它消灭了。它的架构过于狭窄,容纳不下现在生活在地球上面的这么多人口。

这样一个社会的固有缺点,是人口增加必然造成加剧的贫穷。如果一个农民死了,他的土地分派给他的儿子们,分割额最后就会小到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每个人是一个地主,但是,每个人都极端贫穷。见之于中国广大地区的这种情况,是小农悲惨生活的写照。另一种情况,就是无恒产大众的出现,形成贫民与有产农民之间的鸿沟。他们是一个贱民(pariahs)阶级,他们的存在,为社会平添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自己无法求生。社会用不着他们。他们只好穷困至死。

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以前的时代,政治家、哲学家以及法律上所指称的贫民和贫穷问题,就是指这过多的可怜人。自由放任和其衍生物——工业化——把这些可雇用的穷人变成赚取工资的工人。在一个未受束缚的市场社会里面,有的人所得高,有的人所得低。但是,再也不会有能够工作而又愿意工作的人找不到正常工作,因为,在这个社会生产制度下,不会没有工作岗位留给他们。但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甚至在最盛时期,也只风行于西欧、中欧、北美、和澳洲的少数地区。在其他地区,千千万万的人仍然在饿死的边缘挣扎。他们是古老意义的贫民,过多的可怜人,他们是他们自己的负担,同时也是少数较幸运者的一个潜在威胁。

这些悲惨大众——大都是有色人种——的贫穷,不是资本主义形成的,而是由于没有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自由放任主义的盛行,西欧的许多民族甚至比中国的苦力还要苦。亚洲的病根,在于以人口计的投资额远低于西方。流行的意理和其衍生物的社会制度,阻碍了谋利的企业精神的发展。本国的资本累积极少,而又仇视外国人的投资。在这些国家当中,人口的增加率大都超过资本的增加率。

把欧洲列强殖民地的大众贫穷归咎于那些列强,这是错误的。外国的统治者在投下资本的时候,他们曾尽可能地改善大众的物质生活。东方人不肯放弃他们的传统敎义,而把资本主义看作外来的意理而厌恶之,这不是白种人的错处。东方人会很快地完全摆脱外人的统治而自由独立。那时,他们大概会转向到各形各色的极权统治。但是,这不会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因而不会使他们的民众过更好一点的物质生活。

有了不受拘束的资本主义,就再也没有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面那种意义的贫穷了。人口增加的结果,不再是过多的坐食者,而是增加一些生产更多财富的生产者。身心健全强壮的贫民再也没有了。从那些经济落后国家的人看来,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的「劳」、「资」冲突,显得是特权的优越阶级内部的冲突。在一个印度人的或中国苦力的心目中,美国的汽车工人是个「贵族」似的人。他是个属于全世界所得最高的百分之二的人口中的人。不只是有色人种,甚至斯拉夫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的一些民族,也把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所赚的平均所得——大约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十二或十五——看作是来自他们自己的物质幸福的削减。他们没有看出,那些被称为特权人羣的富有,并不是以他们的贫穷作代价得来的,他们的物质生活不能改善的主要障碍,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心。

在资本主义的架构里面,贫穷这个概念只是指涉那些无能力照顾自己的人们。即令我们摆开儿童的事例,我们也得承认,总有些这样不能就业的人。资本主义,固然改善了大众的生活标准、卫生环境、医药的防治,但不会消除一切身体上的无能。不错,今天有许多在往日就会终生残废的人,完全恢复了健康而保有充份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因先天的疾病或意外伤害,在往日就会早已死掉的人,成为永久残废而活着。而且,平均生命期的延长,也使那些不能自己营生的老年人愈来愈多。

体力衰弱无以谋生这个问题,是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问题。其他动物到了这样的情境就会很快地消灭。它们或者是饿死,或者是被别的动物吃掉。野蛮人对于那些健康不够标准的人,毫无怜悯心。有许多部落对于这种人就用纳粹在我们这个时代所用的那种野蛮残忍的方法来消灭。可是,残弱者的人数之增多,却成了文明和物质幸福的一个特征,这是多么矛盾啊!

供给这些无以谋生而又没有亲属照顾的残弱者的生活,这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所认为的慈善工作。这种工作所需要的资金,有时是政府支付的,更多的是由私人捐助的。天主敎堂和基督敎会在收集这种慈善捐款和使用这种捐款,曾有辉煌的成绩。现在,也有些非宗敎团体在这方面和宗敎组织作高尙的竞争。

这样的慈善事业因为有两个缺点而受到批评。一是资金常感不够。但是,资本主义愈发展,财富愈增加,慈善的资金也就愈来愈充份。一方面,人们愈愿意比例于他们自己的福利改善而提出捐助。另一方面,急待救助的人数也就减少。甚至那些赚取中等所得的人,也有机会——藉蓄和保险——来准备意外事故、疾病、年老、儿女敎育所需的资金,以及孤儿寡妇的生活费用。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干扰妨碍市场经济的运作,慈善事业所需要的资金很可能是足够的。信用扩张和货币数量膨胀性的增加,挫丧了一般人储蓄的打算,也挫丧了为逆境作准备而积蓄的打算。但是,其他的一些干涉措施,也同样地伤害工人、雇员、自由职业者,和小商人的主要利益。慈善机构所帮助的那些人之所以需要外来的帮助,大部份只是因为政府的一些干涉措施弄得他们如此。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以及把利率降低到潜在的市场利率以下的作法,实际上是把那些要捐给医院、养育院、孤儿院,以及同类机构的资金没收了。福利经济的宣传者指责慈善资金的不够,他们所指责的正是他们所主张的那些政策所引起的后果之一。

慈善制度被指责的第二个缺点是说,那只是慈善和怜悯而已。贫困的人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对他施惠。他是靠好人的仁慈,靠他的困苦所引起的怜悯心。他所接受的是他所要感激的自愿赠与。作为一个受救济的人,是件羞耻的事情。是自尊的人所不能忍受的。

这些控诉都是对的。这样的一些缺点确实是一切慈善工作所不免的。慈善事业旣败坏施舍者,也败坏受施者。它使前者煦煦以为仁,使后者恭顺畏缩。可是,使得人们觉得授受救济物是耻辱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环境所形成的心境。除掉市场上买者与卖者之间的交易和金钱来往以外,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沾染了这同样的缺点。市场交易之没有人身因素介入,正是那些指责资本主义冷酷无情的人们同声感叹的。在这些批评者的心目中,在「有所取、有所与」的原则下的合作,使一切社会联繋失去了人情味。这是以契约代替彼此间的相爱相助。这些批评者斥责资本主义的法律秩序忽视了「人的方面」。可是,他们又指责慈善事业的依赖怜悯心,这是他们的不一致。

封建社会是基于一些恩惠行为,以及受惠者的感恩图报。强力的大君主给臣下的赏赐,臣下就对他效忠。就臣下必须亲吻上司的手以表示忠贞这一点来看,是合乎人情的。在封建的环境中,来自慈善行为的那种恩惠成份不会开罪于人。它与一般人所接受的意理和惯行是符合的。至于「给穷人一个法律上的要求权——要求社会给养的权利」这个观念的出现,这只是在一个完全基于契约的社会建制中才有的事情。

为着主张这种权利而发展出来的那些形而上的议论,是以自然权利作基础。在上帝或自然之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个不可让与的生存权,但是,说到天生的平等,那确与天生的不平等所形成的后果是不相符的。生理上的缺陷使许多人不能在社会合作中发生积极作用,这是个可悲的事实。这些人之所以见弃于社会的,也是自然法则的结果。他们似乎不是上帝或自然的亲生子。我们也可完全赞成宗敎和伦理的信条——帮助那些天生残废的同胞,是人的义务。但是,承认这个义务并不是对于「用什么方法来尽些义务」这个问题作解答。应该尽此义务并不意涵一定要甩那些有害社会削减生产力的方法。如果要用这样的方法,则对于身心健全的人也好,对于身心有缺陷的人也好,都是不利的。

这里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不是属于行为学的,而且,经济学也不是用以对这些问题提供最佳解决的。这些问题是起因于生物学上的事实,也即怕贫穷和怕受救济而贬损了自己,是人的心理均衡所赖以保持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使一个人不得不自己保重、避免疾病、谨防意外;遇有伤害就力图尽快地复原。社会安全制度的经验,尤其是最老的、德国式的、已经明白地显示出这些心理因素的消失而引起的一些不良后果[1]。凡是文明社会,决不会冷漠无情地置残废的人于不顾。但是,以法定的给养要求权来替代慈善性的救济,不像是合乎人性之本然的。使「宣布一种法定的给养要求权」成为不妥的,不是一些形而上的偏见,而是实际上便利与否的一些考虑。

而且,相信制定这样的法律即可使穷人在接受救济时免于羞辱之感,这也是个幻想。这些法律愈是订得慷慨,它们的施行一定变得愈繁琐而拘泥形式。这是以官僚的自由裁决来替代那些基于良心而行善的人们的自由判断。这个变动,是否使那些不幸的人们过得舒服一点,这是很难讲的。


[1] 参考Sulzbach, German Experience with Social Insurance (New York, 1947), pp.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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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0 个月前

三、不平等

所得和财富的不平等,是市场经济固有的特征。消除它,就会完全消除市场经济[2]。

要求平等的那些人所想的,总是增加他们自己的消费力量。在赞成把平等原则列入政治纲领的时候,谁也不想把自己的所得分给所得较少的人。当美国工人说到平等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股东们的红利应该分给他。他决不会想把自己的所得分给那些所得更低的地球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

所得不平等在市场经济中所发生的作用,决不可与它在封建社会或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作用相混淆[3]。可是,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前资本主义的(inequality)不平等也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把中国历史和英国历史作一比较。中国曾经发展到高度文明。两千年前,它已走在英国的前面很远。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英国是一个富而文明的国,而中国则是一个穷国。它的文明与它以前已经达到的阶段,没有很大的差异。它是一个阻塞了的文明。

中国曾经力图实现所得平等原则,而且比英国所做的更进一步。土地可保有的面积,分割又分割。无地的贫农在中国不成为一个阶级。但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这个阶级的人数是非常多的。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对于农业以外的职业所加的种种限制(这是传统的意理所支持的)推迟了现代企业精神的出现。但是,当自由放任哲学完全摧毁限制主义的那些谬见而为资本主义开辟了途径的时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已经存在,所以,工业化的演进得以加速进展。

引进「机器时代」的,不是Sombart所想象的,贪得无厌的欲望占据了某些人的心,因而把他们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人」。而是经常有些人准备好好地调整生产以满足大众的需求而从中谋利。但是,他们受阻于「把谋利说成不道德而要建立一些障碍来限制它的」那个意理。到了自由放任哲学替代了那些支持限制的学说的时候,这个哲学就扫除那些物质进步的障碍而进到一个新的时代。

自由哲学攻击传统的阶级制度,因为这个制度的保存是与市场经济的运作不兼容的。它主张废除特权,因为它要让那些有聪明才智可以生产价廉物美而又量多的产品的人们得以自由发展。在这个消极面上,功效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对于从所谓自然权利的观点和人人平等的学说而攻击特权的那些人的观念是同意的。这两组人都支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这一点的同意,并不消除这两个思想路线之间的基本冲突。

在自然法学派的见解中,所有的人在生物学上是平等的,所以,有不可让与的权利来平均分享一切东西。这句话的前一部份显然与事实不符。后一部份,如果解释得首尾一贯,则所导致的荒谬结果,会使这个见解的主张者完全放弃逻辑的一致,最后竟把毎个制度,不管是如何不平等的或不道德的,都看作与那人人不可让与的平等权是相容的。激发美国革命的那些杰出的弗吉尼亚人(Virginians)的理想,却容许黑奴制度的保存。有史以来最专制的政治制度布尔雪维克,反而夸耀是人人自由平等原则的化身!

主张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者,充份知道人是生而不平等的,正因为他们的不平等,才产生社会的合作和文明。在他们的见解中,法律之前的平等,不是用来纠正宇宙间的冷酷事实,使自然的不平等消灭。相反地,是使全人类能够从在这个不平等的事实下谋最大利益的一个设计。因此,决不可有个人为的制度妨碍一个人取得最善于为他的同胞服务的地位。自由主义者接触这个问题,不是从所谓不可让与的个人权利的观点出发,而是从社会的和功效的角度出发。法律之前的平等,在他们的心目中之所以是好的,因为这最有利于所有的人。谁来掌握政权,让投票者来决定;谁来指挥生产活动,让消费者来决定。于是乎消除了暴力冲突的根源,而保证平平稳稳地进展到一个更满意的人事环境。

这个自由哲学的得势,产生了叫做现代西方文明的全部内容。但是,这个新的意理只有在所得平等这个理想非常微弱的环境下才能得势。如果十八世纪的英国人迷于所得平等的妄想,自由放任哲学就不会投合他们的心意,正如同今天还不投合中国人或回敎国人的心意。在这个意义下,历史家必须承认,封建制度和庄园建制在意理上的遗产有助于我们现代文明的兴起;不管它是如何地不同。

十八世纪与新的功效学说无关的那些哲学家,也会讲中国和回敎国的国情之优越。关于东方世界的社会结构,他们知道的很少。他们在一些模糊的报导中所发现的,是那里没有世袭的贵族阶级和大地主。于是,他们以为这些国家在建立平等这方面,比他们自己的国家更成功。

后来,到了十九世纪,这些说法又被有关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重新提出。这队人马是由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率领的。这个主义的拥护者特别颂扬实行于俄国的mir和artel以及南斯拉夫的zadruga那样的公社土地制的优点。由于把一些政治名词的意义弄成相反的语意这种混淆愈来愈多,「民主的」这个形容词,现在也被滥用了。回敎民族,除无限的专制政府以外,从来不知道还有任何形容式的其他政体,可是,他们也叫做民主的民族。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常常会说到传统的印度民主!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不会有这样的情感吐露。他们把亚洲的文明记述为低级的文明的时候,并不表示任何价值判断。他们只是确认这个事实:这些亚洲民族不具备在西方产生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那些意理的和制度的条件,而西方文明的优越又是亚洲人今天所承认的;至少从他们急于追求西方文明工艺和医药治疗的成就上,可看出他是默认的;许多亚洲民族的古代文明远优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正在你看出了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就会问,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东方的进歩呢?就印度文明来讲,这个问题的效案是很明白的。印度文明中那种不可逾越的阶级制度,阻塞了个人的原创力,凡是违背传统标准的任何企图,一开始就会被阻遏住。但是,中国和回敎国家,除掉人数比较少的奴隶以外,没有严格的阶级。他们被专制君主统治。但是,在君主之下的人民都是平等的。甚至于奴隶和宦官也可成为高官显要。今天,有些人说到东方民族的民主习俗,就是指这种统治者之前的平等。

这些民族和他们的统治者所要求的经济平等,其观念是很模糊的,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白,就是无条件地谴责私人累积大量财富。统治者把富有的人民看作对他的政治权位的一个威胁。所有的人,统治者也好,被统治者也好,都认为谁也不能不靠剥夺别人的权利而累积大量财富,少数富人之富有,是许多穷人之所以穷的原因。在所有的东方国家中,富商巨贾的地位是极端不稳定的。他们受官吏们的摆布。甚至,慷慨的贿赂还难于保障财产的不被没收。当一个富商在官吏的嫉妒或怨恨下被牺牲了,所有的人都高兴喝釆。

这种反营利的精神,阻碍了东西文明的进步,而使大众挣扎于饿死的边缘。由于资本的累积受到限制,就不会有何技术上的改善。资本主义是作为一个外来的意理,在殖民主义或治外法权的做法下,由外国的海陆军带到东方的。这种用暴力的方法,的确不是改变东方人传统心态的适当手段。但是,我们一方面承认这个事实,一方面我们还是可以说:使成万成亿的亚洲人穷困的,是他们对于资本累积的厌恶心。

我们这个时代一些社会福利的宣传者的平等观念,也就是亚洲人的这种平等观念的复制品。尽管在其他每一方面都是模糊的,而在厌恶巨富这方面却是很明白的。他们反对民营的大企业。他们主张用各种方法限制个人企业的发展,用没收式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来实现平等。这是投合不能思辨的大众的嫉妒心。

没收式的政策所直接引起的那些经济后果,我们已经论述过。[4]从长期看,这样的政策显然不仅是减缓或妨碍资本累积,而且也会消耗以前所累积的资本。这样的政策,不仅是阻止物质繁荣的趋势,甚至会逆转这个趋势,而趋向于穷而愈穷。亚洲的这些理想,也许会胜利;东方与西方到了最后也许会在一个平等的穷困水平上共存。

福利学派不仅是自以为代表全社会的利益,以对抗营利事业的自私;他们还以为,是为国家长久的利益打算,打击投机者和资本家的短期利益,投机者和资本家们只知道营求私利而不管全社会的将来。这第二点,是福利学派自相矛盾之处,因为,他们是特别着重短期政策的,而不作长期考虑的。但是,福利经济的那些议论,本来是不重视一致的。为着讨论方便起见,我们且不管他们议论中的矛盾,而只对那些议论本身加以检讨。

储蓄、资本累积和投资,是把那有关的款项不用于当前的消费,而把它用以改善将来的情况。储蓄者放弃现在的满足增加,以改善他自己和家庭将来的福利。他的动机确是自私的。但是,他自私的结果是有益于整个社会和社会所有的份子。他的行为所产生的一切现象,即令是最固执的福利政策宣传者,也得用「经济改善与进步」这一类字眼来形容它们。

福利经济学派所主张的那些政策,消除了私人储蓄的诱因。一方面,用以削减高所得和巨额财富的那些办法,严重地削弱或破坏富人的储蓄力。另一方面,中级所得的人们以前用于资本累积的那些款项,被导引到消费的途径。过去,当一个人把钱储蓄于银行或拿到一份保险单的时候,这个银行或保险公司就作同额的投资。即令储蓄者后来消费所储蓄的款项,也不会有反投资和资本消耗的事情发生。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投资总额总是继续增加,尽管有些这样的提存。

现在,有个风行的趋向,就是敦促银行和保险公司多多投资于政府公愤。社会安全建制的资金完全是依存于公债。公债旣是为当前的消费而借的,则个人用于买公债的那些储蓄,就不形成资本累积。在不受束缚的市场经济里面,储蓄、资本累积和投资是相一致的。但在干涉主义的经济里面,人民的储蓄会被政府浪费掉。人民节省他当前的消费而为他自己的将来作准备;他这样作,旣有助于社会经济的更发展,也有助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政府揷手进来,把这些人的行为所可导致的有利于社会的效果统统消除了。这是用以推翻福利的陈腔滥调再好不过的例证。福利的滥调是把个人说成自私的、窄心眼的,只顾一时的享乐,对于国人的福利和社会的长久安宁,一概置之不顾。相反地,政府是有远见的,一心一意致力于促进整个社会的长期福利。

福利政策的宣传者,提出两点异议。第一、个人的动机是自私的,政府则是善意的。我们为便于讨论,姑且承认个人是像魔鬼那样坏的,统治者是像天使那样好的。但是,与现实的生活有关的——不管Kant会怎样讲——不是意愿,而是成就。使社会可能存在,而又可能进化的,正由于「社会分工下的和平合作,总是最有益于人人的自私」这个事实。市场经济的优越,在于它的全部功能和运作是这个原则的完成。

第二个异议是指出:在福利制度下,政府作的资本累积和公共投资是用以替代私人的资本累积和投资的。这就是说:政府过去所借到的债款,不是全部都用在当前的消费。有大部份是投之于建筑公路、铁路、港口、飞机场、发电厂和其他公共工程。另一不少的部份是用在防御性的战争,这部份的费用,明明白白地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筹取。但是,这种说法是不中肯的。这里的要点是,私人储蓄的一部份被政府用在当前的消费,什么东西也不能防止政府把这部份扩大到全部。

很明显地,如果政府使人民不能累积资本、不能增加投资,那么,新资本的形成,假若还要有的话,其责任就落到政府身上。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福利政策的宣传者看不出这种复杂性;他们总以为「政府管制」是「上帝保佑」的同义语,会把人类悄悄地引到进化过程中较高而又较完善的阶段。

节省今天的消费,不仅是为的增加储蓄和更多资本的累积,即就维持资本于现在水平而言,也同样要节省今天的消费。这叫做忍欲,把现在本可以满足的欲望忍住,而不求满足。[5]市场经济形成一个可以使忍欲做到某一程度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忍欲的结果——累积的资本——投之于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途径。讲到这里,问题就发生了:政府的资本累积可否替代私人的资本累积,政府把累积的资本投到什么地方。这些问题不仅涉及社会主义的国家,同样也涉及干涉主义的国家,不管这个干涉主义是全部地或近乎全部地摧毁了私人资本形成的环境。甚至就美国来看,也很明显地是一步一步走向这个境界。

现在,我们来看「政府已经控制了人民储蓄的大部份的用途」这个事例。社会安全制度的投资、民营保险公司的投资、储蓄银行的投资、以及商业银行的投资,大部份是由政府决定而投之于公债的购买。一般人民仍然是储蓄者。但是,他们的储蓄是否引起资本形成,因而增加资本财的数量,而有助于生产设备的改善,这就要看政府如何运用它所借得的那些资金。如果政府浪费了这些资金,或者用之于当前的消费,或者作错误的投资,那么,人民的储蓄所发动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投资所继续的,那个资本形成的过程就要中断。把市场经济与政府干涉两相比较,就可明白:

在利伯维尔场经济的程序中,某甲储蓄一百元,而把这一百元存进一家储蓄银行。如果他选择这家储蓄银行选对了,这家银行在放款投资的业务方面也做得很精明,其结果就是资本的增加,劳动生产力就因而提升。增产的一部份就以利息的形式归之于某甲。如果某甲选错了他的银行,把那一百元存到一个后来破产的银行,他就落得两手空空。

在政府干涉储蓄投资的过程中,某乙于一九四〇年支付一百元给国家社会安全机构作为储蓄[6]。他换得一个要求权,也即一张无条件的政府借据。如果政府把这一百元用于当前的消费,就不会有新增加的资本,劳动生产力也不会提升。这张政府的借据等于一张要向将来的纳税人索取现金的支票。到了一九七〇年,纳税人某丙为政府偿还了这笔债,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因为一九四〇年某乙储蓄一百元而得到任何利益。

所以,为着了解公债在今天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不必去考察苏俄。「公债没有负担,因为那是我们对我们自己负债」。这是胡说八道。一九四〇年的一些某乙并不欠他们自己的这笔款。欠一九四〇年的那些某乙债的,是一九七〇年的一些某丙。这一套说词,是主张短期原则者的极致。一九四〇年的政治家们,解决他们当代问题的手法是把那些问题推到一九七〇年的政治家们。到了那时,一九四〇年的政治家们或者已死了,或者已老了。

福利学派的那些圣诞老人式的童话,是由于他们完全不懂得资本问题而产生的。就凭这个缺陷,就可否认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学说所形容的「福利经济学」这个名称。凡不考虑到资本财稀少性的人,就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个童话作家。他所说的不是实在的世界,而是个无限丰富的神话世界。现代福利学派的一切说词,和社会主义作家们的说词一样,基于一个隐含的假定一资本财的丰富供给量。有了这样一个假定,当然就容易找到医治百病的万灵药,那就是「各取所需」使每个人百分之百的快乐。

不错,福利政策的主张者,也有些人对于一些有关的问题有个模糊的概念,因而感觉到事情的麻烦。他们知道:如果要不损害劳动的未来生产力,资本就得保持不变[7]。但是,这些人也不了解:即令仅仅保持资本不变,也要靠对投资问题的技巧处理,这总是深思熟虑的成果,而且,保持资本不变的那些作为,必须先有精密的经济计算,因而必有市场经济的操作。这都是他们所不了解的。至于其余的福利政策宣传者,对于一切有关的问题一概置之不理。他们在这方面是否赞成马克斯的方略,或是否凭借一个新的幻想,例如,有用的事物的「自我永绩性」(the self-perpetuating character)这一类的幻想[8],这是不关紧要的。无论怎样,他们都是认为,储蓄过多和消费不足引起不良的后果,因而把消费当作万灵药来提倡。他们的一切敎义都是为这一点作辩护的。

福利政策宣传者和社会主义者当中,有的人被经济学家逼得太紧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要避免一般生活标准的降低,只有靠保持已经累积的资本;经济进步则要靠更多的资本累积。他们说,资本的保持和新资本的累积,今后将成为政府的任务。这种任务再也不能委之于私人。私人只关心他自己和他家庭的福利;政府是从公共利益的观点来执行这个任务的。

问题的症结,正在于自私心的发生作用。在不平等的制度下,自私心驱使一个人储蓄,而且常常驱使他把他的储蓄投之于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欲望的生产途径。在平等的制度下,这个动机消失了。节省当前的消费,是可感觉到的受苦,也即对个人自私目的的一个打击。由于当前的节约,将来可能增加的供应,是一般人所不察觉的。而且,在一个公共积蓄的制度下,其有利的后果摊派到各个人身上也就微乎其微,微到不足以使一个人觉得这是以前节约的补偿。福利学派的人很乐观地认为:今日储蓄的成果将要平均分配给后代的每一个人,这就会促使每个人的自私心倾向于多多储蓄。这种想法,无异于柏拉图的「不让人们知道他们自己是那些孩子的父母,将会使他们对所有的年轻人都有父母爱」这个幻想。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这样的结果,是所有的父母对于所有的小孩一律不关心[9]。如果福利学派的人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那就聪明了。

维持和增加资本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下无法解决。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无法作经济计算。它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确定,它的资本设备是在增加或减少。但是,在干涉主义的制度下,以及在还可靠国外价格作经济计算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下,事情不至于这样糟。在这里,至少可能知道情况在怎样发展。

如果这样的国家是在一个民主政制下,则资本保持和新资本累积的问题,就成为政争的主题。那里,将会有些在野的政治煽动家这样说:我们用之于现在消费的东西,可以比执政者,或其他政党所许诺的更多些。他们总喜欢说:「在现在非常时期」,没有为将来积蓄资本的必要。相反地,消耗一部份已有的资本是完全对的。各个政党竞相向选民提出诺言,承诺作更多的政府支出,同时,又承诺减课所有的税,富人负担的税也不例外。在自由放任时代,人民心目中的政府,是个要他们纳税来支持其活动的机构。在人民的家庭预算中,政府是一个费用项目。今天绝大多数的人民,是把政府看作一个施舍利益的机构。工人和农民都希望得之于国库的,比他们缴纳于国库的要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府是个支出者,不是一个收入者。这种流行的说法,现在已经凯恩斯和其门徒们的加以合理化而成为半吊子的经济学说了。公共支出与不平衡的预算,不过是资本消耗的同义语。如果当前的消费——不管你把它想得如何有益——是靠课征高所得者将用以投资的那部份所得,或靠课征遗产税,或靠借债,则政府就变成一个消耗资本的机构。现在的美国,每年的资本累积大概还会超过每年的资本消耗[10],这个事实并不使下面这句话失效: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全盘影响,是趋向于资本消耗。

有些人知道资本消耗的不良后果,但他们却以为,受欢迎的政府是与健全的财政政策不兼容的。他们没有看出应受谴责的,不是民主本身,而是想以「圣诞老人」的政府观念替代「守夜人」的政府观念的那些学说。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趋势的,总是舆论所保持的那些经济见解。民主的政府也好,独裁的政府也好,都不能自免于普遍接受的意理之支配。

有些人主张对国会在预算和课税方面的特权加以限制,甚至主张以极权政府替代代议政府。这些人是被一个完善的国家元首这个幻象所蔽。这样的人,旣仁慈,又聪明,一定会诚心诚意致力于人民永久福利的增进。但是,那个实在的元首,毕竟还是一个人,他的行为目的,首先在于保持他自己的优越地位于永久,其次就是他的亲属、他的朋友、他的政党的优越地位。他为着这些目的,他会采取一些恶劣手段。他不投资,不积蓄资本。他建筑堡垒,充实军备。

我们常常听说苏俄和纳粹的独裁者为着「投资」而节省当前的消费。德国纳粹从来不掩盖「一切投资都是为战争作准备」这个事实。苏俄在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直言不讳的。但是,现在他们却很骄傲地宣布,他们的一切计划都基于作战的考虑。历史上从来没有政府累积资本的例子。政府固然有时建筑公路、铁路和其他有用的公共工程,但这些方面所需要的资金,都是人民的储蓄,由政府借用的,但是,公债收入的更大部份是用在当前的消费。人民所储蓄的被政府消耗掉。

即令把财富所得的不平等看作可悲的事情的那些人,也不能否认,这种不平等有助于资本继续累积。只有新的资本累积,才会引起技术进步、工资率上升、生活标准提高。


[2] 参考第十五章第七节及第三十二章第三节。

[3] 参考第十五章第十一节。

[4] 参考第三十二章第一节。

[5] 当然,确认这个事实并不是同意「把利息说成对忍欲的奖赏」的那些学说。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没有什么神秘得不能见闻的机构在行赏或处罚。原始利息究竟是什么,已经在第十九章说明。但是,作为对付许多敎科书所一再引述的所谓Lassalle的反语(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in Gesammelte Reden und Schriften, ed. Bernstein, V, 167),最好还是再度强调:储蓄,就其储蓄者放弃目前的享受这个程度来讲,是一种受苦。

[6] 不管是某乙本人支付这一百元,或者是法律规定由他的雇主支付,这是不关重要的。参考第二十一章第五节。

[7] 这里所指的,特别是A.C. Pigou敎授的一些论着,如The Economics of Welfare前后几版和一些杂文。关于对Pigou敎授的批评,参考Hayek,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London, 1939), pp. 83-134.

[8] 参考F.H. Knight, "Professor Mises and the Theory of Capital," Economica, VIII (1941), 409-427.

[9] 参考Aristotle, Politics, Bk. II, chap, iii in The Basic Works of Artistotle, ed. R. McKeon (New York), pp. 1148 f.

[10] 用统计来答复这个问题的一些企圆,在这个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的时代,是徒劳无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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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0 个月前

四、不安全

主张福利政策的空想家,在申诉不安全的时候,心中怀有的那个安全观念是很模糊的,好像就是认为:我们的社会应保证每个份子(不管他的成就如何)得享受他所认为满意的生活。要如此,才算是有了安全。

有些人说,这个意义的安全,在中古时期的社会中是有的。这班人是一味颂扬古代的。但是,我们不必进而检讨这些说词。即令在极受称赞的十三世纪,真实的情况也不同于学究哲学所描绘的理想境界;那些被描绘的境界,不是指的曾经如此,而是指的应该如此。但是,甚至有些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乌托邦,也承认有个人数众多而完全靠富人施舍过活的乞丐阶级存在。这并不是安全这个观念在现代用语中所蕴含的意义。

安全这个概念,是工人和小农对资本家所保有的安定概念的相对物[11]。资本家想永久享有一笔不受人事变化之影响的所得,同样地,工人和小农也想使他们的收入不受市场变动的影响。这两组人都想不卷入历史事件的流变中。不要再有什么事情发生损害他们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当然也不表示反对他们的物质福利的改善。过去,他们曾经调整他们的活动以适应市场结构,这个市场不应该再变动而使他们又重新调整。欧洲一个山谷的农民们遇到加拿大农民成本较低的农作物竞争时,就愤怒起来。房屋油漆匠遇到有新的装置出现,影响到他们的那部份劳动市场时,也勃然愤怒。很明显地,这些人的愿望只有在一个完全静止的世界才可达成。

不受束缚的市场社会,其特征是不尊重旣得利益。过去的成就,如果对将来的改善是障碍的话,那就不値得什么。就这一点来讲,安全的主张者指责资本主义不安全,这是十分对的。但是,他们却意涵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自私心要负责任,这是歪曲事实。损害旣得利益的,是消费者的冲动——冲动于欲望的最大满足。使生产者不安全的,不是少数富人的贪婪,而是毎个人都具有的倾向——倾向于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以增进自己的福利。激得房屋油漆匠愤怒的,是他的国人要买便宜的房子而不买华贵的,而且,这个油漆匠自己,在不买价贵的货物而买便宜货物的时候,也有助于引起劳动市场其他一些部份的不安全。

为着适应变动的情况,必得一再调整自己,这确确实实是件麻烦事。但是,变是生活的本质。在一个未受朿缚的市场经济里面,没有安全,也即,对旣得利益没有保障,这是促成物质福利不断增进的重大因素。我们无须议论罗马诗人Virgil,以及十八世纪诗人与画家们的那些牧歌式梦境。我们无须捡讨实在的牧人们所曾经享受的那种安全生活。现在,谁也不会眞正地想和他们掉换生活境界。

对于安全的想恋,在一九二九年开始的那个经济大萧条期间,特别强烈。那时,有几百万的失业者受到不安全的痛苦。农工压力团体的领袖们大声疾呼说:这是资本主义害了你们。但是事实恰好相反,祸患不是资本主义引起的,而是干涉主义者对于市场运作的「改良」、「促进」而搞出来的。经济崩溃,是扩张信用、降低利率那些搞法的必然结果。制度性的失业,是最低工资率政策的必然结果。


[11] 参考第十一及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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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Jiav    10 个月前

五、社会正义

现在,福利政策的宣传者,至少有一点是比老派的社会主义者和改革家高明的。他们不再强调:不管结果如何不利,人们必须遵守那个武断的所谓「社会正义」。他们赞成功效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反对「评论一切社会制度的唯一标准,是就它们能否实现行为的人们所追求的目的来加判断」这个原则。

但是,一到他们开始检讨市场经济的运作时,他们马上就忘掉了他们那些健全的意向。他们提出一套形而上的原则,预先把市场经济责骂一顿,因为它不合这些原则。他们让那个被拒绝于正门的绝对标准的道德观,从后门走私进来。在寻求方策对付贫穷、不平等和不安全的时候,他们一步一步地接受老派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的一切谬见。他们就愈来愈陷入矛盾和荒谬中。最后,他们不得不抓住所有前期的「非正统的」改革家们所要抓住的那根草一统治者的超人智聪。他们最后的口号是国家、政府、社会、或其他用以隐射这个超人独裁者的名词。

福利学派,在他们以前的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和其支流——美国的制度学派,曾经发表过许许多多书刊,几乎千篇一律地记载些不满意的情况。在他们的见解中,这些搜集到的资料明明白白证实资本主义的缺点。其实,他们只是证明一个事实,即人的欲望无限,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进一步改善。他们确没有证明福利学说的任何命题。

各种货物较丰富的供给,是人人所欢迎的。这一点用不着他们吿诉我们。问题是在:除掉靠更多的投资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以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达成较多的供给。福利政策的宣传者的一派胡说,只是一个目的,即在遮蔽这一个要点,而有这一点却是特别重要的。更多的资本累积是促成经济进步的必要手段,而这些人偏偏要说储蓄过份了,投资过份了,偏偏要说更多的消费和限制产出是必要的。所以,他们是经济倒退的领导者,他们所宣传的,是一种使社会崩解的哲学。依照他们的格式来安排的社会,从一个武断的所谓社会正义标准的观点来看,也许有人觉得是公平的。但是,它一定是个使所有的份子愈来愈穷的社会。

至少有一个世纪,西方一些国家的舆论被一个想法弄胡涂了。这个想法就是:有「社会问题」或「劳动问题」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它的含义是说,正是这个资本主义伤害了大众的重要利益。尤其是工人和小农受害最大。保存这个显然不公平的制度,是我们所不能忍受的;彻底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是这样:资本主义不仅使人口倍增,同时以空前的进度把人的生活标准提高。经济思想也好,历史经验也罢,都没有吿诉我们有任何其他社会制度比资本主义更有利于大众的。后果俱在,其本身就是证据。市场经济用不着辩护者和宣传者。它可以把Christopher Wren爵士所写的圣保罗(St. Paul)墓志铭里面的一句话应用到它本身:如果你要寻找他的纪念物,你就四周望一望(Si monumentum requiris, circumspice.)[12]。


[12] If you seek his monument, look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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