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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s Institute

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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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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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尊严解释了当代世界的成因

MisesCircle精选 Jiav · 10 个月前 · 205 次点击 · 11.89645541

原文发表于2018-12-20

在这篇文章中,经济史学家兼社会评论家迪尔德丽·麦克罗斯基提出,像传统的历史学家那样试图用“物质因素”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开创的文明是不够的。其实,正是因为人们对商业、交易、创新与利润的观念发生了改变,才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并解放了妇女、同性恋、宗教异端与底层大众。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化的农业、医药、电力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纷纷涌现,并经商业化而普及,这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要知道,在此之前,底层人民的生活是严酷而痛苦的,并且他们的平均寿命也很短。自由与尊严解释了当代世界的成因

迪尔德丽·麦克罗斯基 文
施轶 译

当人们变得尊重市场与创新的时候,工业革命便开始了,继而现代世界便诞生了。相比之下,陈腐的传统思维则无视贸易与创新,也容不下自由思想。旧有的唯物主义理论将工业革命的原因归结为物质因素,称其肇端于投资或巧取豪夺,说什么高额储蓄,或者说什么帝国主义促成了工业革命。你肯定听到过这种说法:“强大的帝国让欧洲变得富有”;“美国的繁荣建立在奴隶的血汗之上”;“中国因贸易而日益富庶”。

但是,你想过没有,工业革命的原因是人们思维的转变,尤其是彼此身份定位的转变?你想过没有,蒸汽机与计算机的诞生是因为创新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而不是因为简单劳动的累加或奴隶的血汗?

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逐渐认识到,用巧取豪夺与资本积累来解释工业革命的成因是捉襟见肘的。事实上,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西方人对商业与创新的态度有了巨变。当人们开始喜欢“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时,工业革命才真正的具备了发生的条件。所谓“创造性破坏”是指新观念对旧观念的取代。以音乐表演为例,如果一个新的乐队在摇滚乐中引入了新的元素,并且有足够多的人自动接受了这种元素,那么旧的形制就会乏人问津。如果人们认为旧有音乐风格不如新的,那么就等于说旧的为创新所“毁灭”。同样的,电灯“毁灭”了煤油灯,电脑毁灭了打字机,这些演变对我们来说都是大有益处的。

历史事实是这样的:荷兰人在1600年左右改变了观念,英国人在1700年左右改变了观念,而在此之前,一个人要得到尊重只有两种方式——当兵或当神职人员,即戍守城堡或侍奉教会才能获得荣誉。仅靠买卖或发明创造谋生的人会被当作邪恶的骗子而遭到鄙视。13世纪的时候,一位富翁向狱吏求饶,而后者严辞拒绝了,他说:“算了吧,阿诺·提赛亚(ArnaudTeisseire)师傅,你有那么多钱,怎么可能没有罪呢?”

以当今货币折算,1800年全世界人均每日收入为1-5美元不等,不妨按平均每天3美元计算。设想一下在今天的里约、雅典或约翰内斯堡靠每天3美元过活吧。(有些地方的人现在仍是如此。)3美元在星巴克只够买四分之三杯卡布奇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骇人听闻的。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先是在荷兰,随后在英格兰。1517年至1789年间的欧洲革命与改革让教士与贵族之外的平民有了发言权。欧洲人,继而全球各地的人民开始敬重本·富兰克林、安德鲁·卡内基以及比尔·盖茨这样的企业家。中产阶级开始得到正面评价,人们开始允许并期待他们为社会作出贡献。中产阶级的宣言是:“短期内让我们靠创新大把赚钱,长期内我们会让大家都富裕起来”,于是,人民便与之订立了“中产阶级契约”,而这恰恰成了当代富裕社会的标志性特征,比如英国、瑞典或者香港。

事情的经过便是如此,18世纪,富兰克林的避雷针与瓦特的蒸汽机标志着工业革命之点点星火,至19世纪乃成燎原之势,到了21世纪,工业革命势头非但不减,反而愈加蓬勃。历史上长期落后于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各国因其令人瞠目结舌的创造力而日新月异。

中产阶级得到空前的尊严与自由之后,社会便得到了如下回报:蒸汽机、自动纺织机、流水线、交响乐团、铁路、公司制度、废奴主义、蒸汽印刷机、廉价纸张、读写能力普及化、廉价钢材、廉价平板玻璃、现代大学、现代报纸、净水、钢筋混凝土、妇女运动、电灯、电梯、汽车、石油、黄石公园的悠长假期、塑料、每年50万部英语著作、杂交玉米、青霉素、飞机、清洁的市内空气、公民权利、开胸心外科手术、电脑。

这样的成果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为普通人,尤其是为赤贫者创造了今非昔比的生活条件——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中产阶级契约”。以美国最贫穷的百分之五人口为例,这一群体的生活条件就相当不错,住有空调,行有汽车,就印度最富裕的百分之五人口而言,其生活条件也不过如此。

现在,同样的转变正在中国与印度上演,这两个国家拥有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人口。虽然2007-2009年的大萧条令人不快,但其并非当代最大的经济事件。真正的大事件是中国与印度分别于1978年与1991年先后接受了经济自由的理念,并欣然对“创造性破坏”大开绿灯。现在他们的人均商品与服务产值每一代可以翻两番。

如今,在许多尊重中产阶级之自由与尊严的地方,每日人均可供消费收入已经超过100美元。想想吧,两个世纪前,这一收入是3美元,而物价却是相同的。这还没有计算诸如电灯和抗生素之类的物质条件的突飞猛进。具保守估计,日本、挪威、意大利的青年一代,其物质生活条件较之其200年前的先祖要好上大约30倍。现代世界的其他飞跃还有:更多的民主权利、妇女解放、更长的预期寿命、更广泛的教育、精神文明的发展、艺术的狂飙突进,这一切都与现代历史中的“伟大事实”密切相关,那便是增长29倍的粮食生产、教育服务与跨地域往来。

“伟大事实”影响深远,史所未见,其成因已非常规所能解释,诸如贸易、剥削、投资、帝国主义之类假说均显得捉襟见肘。经济学家对那些常规解释烂熟于胸,但是此类因素均曾大规模的出现于中国、奥托曼帝国、罗马和南非。奴隶制在中东地区曾司空见惯,贸易在印度曾轰轰烈烈,中国对运河体系掷以重金,古罗马对道路网投入巨大,然而“伟大事实”并未于彼时彼地发生。常规的经济解释必有其难以自圆其说之处。

换句话说,无论是左翼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右翼的经济学,其对于现代世界的解释都是片面的,因而是不足取的。当人类社会形成了自由与尊严之观念的时候,现代社会才真正的诞生了。正如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所说:“在任何历史时期,经济领域的变化都建立在民众信仰的递嬗之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低估了这种依赖关系。”物质世界的巨大变化是结果而非原因。正是观念的演化,或者说“语用平面的变化”,造就并维系着世界的繁荣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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