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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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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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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轮到经济学家主张取消圣诞—— 圣诞节效率低下吗?

MisesCircle精选 Jiav · 10 个月前 · 176 次点击 · 11.77749086

原文发表于2018-12-25

杰弗里·塔克 文
禅心云起

圣诞节在遭到数百年抨击后,经济学家终于也开始行动了。耶鲁大学的沃尔德福格尔(Joel Waldfogel)在《美国经济评论》期刊中谴责他所谓“圣诞节的无谓损失”。忽略那些微积分和图表,直达他的明确结论:尽管圣诞节带来了500亿美元的礼品行业,但其中1/10到1/3是纯粹的损失。何故?因为接受礼物的人并不总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受赠者只要自己有机会就会另购他物。

这一切都直接来自于他的基础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在种种手段中选择他“效用”表上最高等级的商品或服务时,处境得到了最大改善。一个人如果能买得起一块牛排,可因为餐馆的T骨牛排都卖光了,只好叫了块热狗,这时他就会体验到“无谓损失”。如果他不得不支付牛排的价格,却获得一根维也纳香肠,那情况就更糟了。

礼物也如此。这种理论认为,拆开的礼物除非是受赠者原先花自己的钱也会选购的,否则就会产生净损失。当然这种情况极其罕见。为了给他的理论提供经验证据,沃尔德福格尔教授采访了学生。他的学生平均收到438美元礼物,而这些孩子报告说,如果由他们自己来购买,只需花费313美元。当礼物来自朋友时,两者差额缩小;当礼物来自家庭时,两者差额扩大。

想象一下,沃尔德福格尔先生参加你下一次圣诞聚会。珍妮阿姨赠给侄子们的礼物是挂绳香皂,他们全都赞美她的大方体贴。接着这位经济学家敦促这些年轻人坦率承认那块挂绳香皂根本不怎么样,他们用这笔钱(如9.95美元)可以买到最新的辣妹组合唱片。他宣称这场聚会有多么浪费,为了每个人的经济福利,最好散场了事。

沃尔德福格尔教授建议,我们可以通过提供金钱而非礼物来消除损失(这些损失可能每年高达130亿美元),让收礼者按自己的心愿花掉。但何故不更进一步?首先转移现金的意义何在?根据新古典理论,如果人人靠自己的银行账户按自己的意愿花自己的钱,那情况要好得多。事实上,如果就这样取消圣诞节,会让我们在经济上得到改善;哼,也许国会应该这样做,直到我们都完全了解彼此的偏好并愿意根据这些偏好采取行动为止。

这个论点绝不仅是一个人的见解;它在微观经济学验证中,成了一个经典的“额外加分”问题。沃尔德福格尔仅仅是将这个模型正式化并用自己学生的经验进行了验证才出名的。结论容许经济学家认为自己比大众消费者更聪明:大众坚持不改这种给对方买东西而非送钱(或最好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的非理性陋习。


图:新古典黑板经济学中的无谓损失(DWL)

那么,这个理论有何毛病?问题很多。它将个人效用与花掉的钱等同起来——价值与价格的经典混淆。事实上,礼物是一种具有自身价值的特殊商品。例如,我们之所以重视姨妈的那块香皂,是因为这件礼物与家族情感的关联。即使受赠者自己永远不会购买它,可一想到他的大家庭在替他着想,给予他足够的关心,他的个人效用得到了改善。

礼物的来源很重要。如果香皂是由一位抱怨你有狐臭的同学给的,那么这件“礼物”就是一种伪装的侮辱。它具有负面价值。“如果送礼的人不是出于真心,再贵重的礼物也会失其价值。”这话是莎士比亚所说。比起沃尔德福格尔教授,莎翁对经济学的了解似乎更加全面。礼物如果是强买而来的,收礼的人也不会抱感激之心。例如,享受长期(政府)福利的人惯于认为纳税人通通是笨蛋。

后来发表在同一期刊上的评论就领会到了这一点。另两位学者(一位来自哈佛大学,一位来自迈阿密大学)也做了一次实证检验。他们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询问学生各特定礼物而非整批礼物的价格),学生样本的规模也扩大了(从78人增至209人),并询问更详细的问题。结论与沃尔德福格尔的完全相反。这两位学者表示,超过半数人认为礼物价值高于其零售价,这表明圣诞礼物实际上代表了社会福利的增加。

此外,两位学者发现:开口得来的礼物比不求自来的礼物价值要低。这符合经验:我们得到自己之前想要的东西固然高兴,可一旦遇到意料之外的惊喜会特别感激。事实上,好的礼物购买者会提前考虑这个问题。他们买给某人一条他永远不会为自己选购的领带。他们买下的商品是受赠者可能因为过于谦虚或节俭而不会买给自己的,即使他十分富有。

有些商品只是礼物,仅此而已:芳香皂、佩斯利四角短裤、带有学校标识的毯子、印有诙谐标语的咖啡杯,不一而足。这就是为什么存在和常规商店不一样的“礼品店”。礼物具有不同价值,因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商品。礼物不光体现自身,而且还体现了背后的意义。想象一下,如果有人来你家吃晚饭,不是带来一瓶好酒,而是给你15美元,告诉你把钱花在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上。这全然有别。

站在他自己的角度,沃尔德福格尔的回应是指责两位作者让结论带有偏见。他们调查问题的本质在于鼓励学生报告“情感价值”而不是纯粹的“物质价值”。他从头做起,对种种假定的错误做出纠正,沃尔德福格尔调查了另一组学生(这次有455人),仍然发现了一个“无谓损失”,比以前要少,但仍然可观。圣诞节是效率低下的:这是他的故事,他要硬着头皮坚持下去。

当然,没有办法将一种价值与另一种价值分离开来,因为所有的经济价值最终都是主观的。调查无法揭示人们重视什么;惟有市场上的行动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场争论的特别怪异之处在于,每个人似乎都同意价值仅对受赠者而言才是重要的。这遗漏了馈赠的真正关键点:它不仅给受赠者也给赠与者带来改善。

人们在出手大方时感觉良好,对亲朋好友尤甚。赠与这种行为充满着仁心和宽宏,这些都是人们践行的美德,因为它们有益于心灵。即使其并非如此,经济学家也应遵循“展示偏好”的规则:如果一个人赠送礼物,那是因为他更情愿赠送礼物而不是把钱留给自己。该行动就其本身来说是“效用提升”的。为什么?就因为发生的是这一行动,而不是相反的行动。价值在人们自愿展示的偏好中被揭示出来。精心挑选的礼物也揭示出我们自己的内在:我们足够关心体贴,愿私下表露我们的情感。

福利国家问题也再次浮现出来了。在它表面形式的“慈善”背后,人们并非自愿赠与。他们是如此抗拒向数百万吃白食者输送数十亿美元,以至于政府不得不用罚没和监禁的条款(这就是税赋的含义)来威胁他们,让他们即使心有不甘也得拿这份“礼物”出来分享。没有谁展示出自己对于福利国家的偏好(投票不算数,因为人们没有使用自身资源购买他们投票支持的服务)。这种程度的再分配必须强加于人。与圣诞节相比,税赋是“效用降低”活动的明显例子。

但罕有新古典经济学家费心弄清这种分别。他们的理论对于财产权、个人选择、市场交换和强制再分配之间的区别几乎不屑一顾。对他们而言,数学上确定的效率标准是唯一重要的验证。甚至于像“馈赠乃低效”这个荒谬结论也难以让他们重新反思其核心理论。

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并不孤单。对市场经济持怀疑和反对态度者长期以来一直在抱怨捐赠和慈善事业,特别当它在圣诞期间发生时。

也许对于圣诞节,社会主义者早就领悟到了其他某些人甚至市场支持者都忽略的东西。在馈赠制度中,我们找到了建立和保护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强有力理由。要想赠与什么,我们必须首先生产、获得和拥有什么。

切斯特顿(G.K.Chesterton),圣诞节的伟大捍卫者,对立于那些视圣诞节为腐朽风气和异教信仰的英国清教徒,认识到集体所有权意味着自愿捐赠的终结。他还澄清说,

“赠与与分享不同:两者恰好相反。分享依据的是没有财产权或至少没有个人财产权的观念。但赠与别人某物和把此物留给自己一样,都是以个人财产权为基础的。”

与圣诞节的唯物论抱怨相反,有意义的礼物既可以像金子、乳香和没药那样珍贵,也可以像“二鱼五饼”一样谦卑。

因此,历史上最呆板无趣的公有制拥护者谴责圣诞节也就不足为奇了。圣诞赠送礼品的经济核心紧紧围绕着私有产权,而其道德核心证明了私有产权使贪婪制度化的说法是虚假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

“对朋友、客人或伙伴行善施援令人特别欢欣,可这一切惟有在财产是私有时才会发生。国家过于集中划一之举,会让这种优点丧失殆尽(…)当人们的一切都归了公,则任何人都无法成为慷慨的榜样,也无法做出大度的行为;因为慷慨大度必须要有财产可以运用。”

至于那些没有理解这个简单事实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也相去无几),一想到他们的观念给社会带来的无谓损失就令人错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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