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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s Institute

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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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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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利息与商业周期

先验知识 · 9 个月前 · 249 次点击 · 21.74232109

原文发表在微信公众号【先验知识教研


有两个非常严重的理论问题,其恶劣后果再怎么夸大也不过分。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利息的产生。这需要我们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著名格言:钱不能生钱。他认为利息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他对“利息是使用金钱的成本”这个谬见是有责任的。在许多世纪以来,在两千多年里,这个观点成为了在借贷中禁止接受利息的理论基础。人们只看到了借贷中的利息,而他们看不到的是利息来源于人之行动的一个一般范畴,即来源于下述事实:每一个人,都必定毫无例外地,珍视当下的财货更胜于未来的财货。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商品相对于现在商品的折扣,不可能单纯因为政府的法令、规则或命令而被消灭。当罗马帝国的“资本主义”被毁灭、且高度发达的罗马经济体被入侵部落的经济体所取代时,由于新的经济体是纯粹建立于每个农户之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因此大规模禁止收取利息的禁令就得以更好地执行。

在欧洲的很多地方,都有对收取利息的斗争。首当其冲者,就是教会。千年以来,教会就一直重复着无条件禁止利息的立场。但为了给这个禁令一个理论基础,他们无法借助福音或新约的内容——他们不得不回归到摩西的律法。他们发现有一章讲述的是要向犹太人的贷款中收取利息,但不准是其他人。之后在十二世纪早期,神学家发现福音书里有一章也可以被认为是反对利息的;然而,那并不是明确反对收取利息的。它说的是:“借出去,不指望任何偿还”。我认为这个翻译是正确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原本无需深入这个问题,然而它却被神学家和法律史学家所争论。

一方面,教会极力推行禁收利息的教会法;另一方面则是现实,是民众的实际生活:借贷是需要的。在受教会权力影响的国家之下,不论宗教的或世俗的,现代银行都在缓慢发展。神学家开始研究利息的问题,以确定是否有理由将收取利息的行为正当化。这些研究就是经济法则对抗圣经教条的开始。他们讨论了许多议题,并且至少也打消了关于“贷款人正是以收取利息的手段来不正当地压榨借款人”的错误观念。然而这种观念在许多美国课本中仍然可以找到。

之后,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你增加了可用于借贷的货币供应,那么在货币市场(短期借贷市场)上你就创造了一个使利率下降的趋势。如果利息不是给予一个人一定金额的奖励、而是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间的折扣(而这也独立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减),那么,是如何以及为何,才能让一开始的利率下跌,以及导致此现象的货币供应增加,两者得以翻转?换言之,虽然货币供应增加了,但究竟是什么过程重新建立了利率水平,以反映人们对于现在商品与未来商品之评价的折扣?有些人否认了这个现象的存在。有些人简单地宣称道,如果你增加了货币或货币替代物,你就创造了一个持续不断的趋势,其可以使利率在未来一步一步地下跌,直到最后利率完全消失。这实际就是社会主义作家所相信的通往物质丰富、人人富足的正确道路。

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的银行交易。“银行家”(banker)的传统定义,即商人与经济学家下的定义,是指一个出借他人钱财的人。而一个仅仅出借自己钱财的人则是放债者(money-lender)。银行家从他人手中获得储蓄,使用着他人的钱财,并同样贷给其他人。他的商业利润来自于他面向存款人的利率与他面向借款人的利率之差。这正是银行业与银行家的运作方式。

在十九世纪现代银行制度的发展下,随着银行钞票的发行与存款额度的核定,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出现了:信用媒介与信用扩张。

这个历史性的演变首先发生在大不列颠,之后也发生在其它国家。人们把积蓄托给后来被称为“银行家”的人来保管——这些人之前曾是伦敦的金匠。从金匠手中,存款人获得了收据,其可以用于支付。今天,我们把这些收据称为“钞票”。当所涉及的金匠享有良好的商誉时,其他人便没有理由拒绝接收以这份收据来表示的他所应得的款项。金匠和早期银行家们很快就发现,没有必要让金库中存储的资金额等价于全部发行的收据额——他们可以发行比实际握有的现金所更多的收据,更多的钞票。他们发现自己可以借出一部分储备金;即,通过一些银行业务的操作,使自己发行的信用额超出实际存储的资金额。因此他们发现了我们所称呼的名为“信用媒介”的事物。

第二个富有疑问的商业运作来源于信用扩张的创立,这可以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这意味着银行家贷出的资金大于他从存款人那里收到的。被银行家所发行的多出来的钞票,抑或称为受顾客影响而被制约的那部分存款,就是信用扩张。问题在于,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起初,信用扩张并不那么严重,也不怎么危险;因为,这是由那些在市里享有良好地位的个人银行家所做的,而他们的钞票既可以被人接受,也可以被人拒绝。你可以到银行家那里,接受一笔完全由多出的银行钞票、即全部由信用扩张所组成的信用媒介,所组成的贷款。然而问题在于,你的顾客和你的债权人是否会接受由这位银行家所发行的钞票作为支付手段呢?我们可以假设这位债权人对这种手段抱有疑惑,他会回答:“接受这笔票据,总好过长时间地等待偿还。”但在这之后,他会立刻前往发行这些票据的银行家那里,并要求兑现,因此减少了未偿还的多余的票据数额。所以,只要是私人银行所做的信用扩张,同时他们遵守商业法,那么信用扩张的危险就并不怎样。只要多出的银行票据能被流回到所发行的银行手中,那么信用扩张就会被制约,也就不存在相当大规模的信用扩张。

然而很快,政府侵入了这块领域。他们错误地认为,通过发行比从公众收到的资金还要多的货币,即流通信贷、额外信贷、信贷媒介,银行就可以因为信贷扩张,而减少利率。

我之前指出了,对利率的错误看法自古有之。富人是债权人,而穷人是债务人,这样的描述在古代确实如此。结果,“利率是坏的”这样的观念就得以流行。人们尚未准备好,接受作为市场现象的、不应受到政府影响的利率。他们把利率单纯地认定为经济发展与进步的障碍。许多人甚至相信利率是由贪婪自私的贷款人所创造的,而政府的职责就在于打击他们。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出于下述事实:在一个又一个世纪的犯错之后,政府,终于放弃了应当对市场价格、工资率等做出干预的想法。如果政府在18世纪仍不放弃对价格与工资的干预,那么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发展起来。这样的发展造就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进步。然而,在利率方面,这种做法并未贯彻到底。

曾经的政府下令指定一个最大利率的做法确实在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年代被废除了。但之所以废除,只是因为政府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个创造更便宜的信贷资金的新方法,即通过银行的信用扩张。在这个过程中,私人银行完全从商业中消失了。政府为国营银行给予特权,让他们垄断信用媒介的发行。这做法对他们而言并不轻松,因为遭到了抵抗。在美国,创造国营银行的努力两次被民意所反对。

政府所做的是引入一个非常软弱的“折中”做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一个坚定的信用扩张的支持者会说:“如果你可以靠信用扩张来降低利率,为什么你最终不去废除它,让利率消失,使得每个人的借贷都不需要交一分利息?这可是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的方法——你可以帮到每一个人。为何不这么做呢?”但是政府并不相信他们可以最终废除利率。

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与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有过书信往来。蒲鲁东是巴斯夏的对手。蒲鲁东认为,只要我们创造出这种信贷银行,那么我们就可以让利率完全消失。巴斯夏不同意,但他并没准确讲出正确观点;他支持一种折中做法,即,利率应当允许存在,但不能“太高”。这种折中立场之后成为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说法。而那些继续坚持认为,意在降低或最终消除利率的做法能使大众变富的人,则被称呼为“货币疯子”(monetary cranks)。其实没有理由称呼他们为货币疯子;他们只是更坚定地支持官方的折中政策。有一些激烈支持降低利率的人是非常杰出的,杰出在其它领域。其中包括欧内斯特·索尔维(Ernest Solvay,1838–1922),一位成功的比利时商人、化学家,他相信通过建立“相容社会”(comptabilisme social),每个人都会感到快乐。在加拿大,有市长Clifford H Douglas(1879–1952)建立的阿尔伯塔实验(Alberta Experiment)。Douglas将其称为“社会信贷”(social credit)。

人们怎么会轻易认定信用扩张不会导致任何后果呢?一个特别的学说应运而生。其说法是,在经济系统中,信用扩张天然存在限制。他们说,商业交易所需要的货币,由“商业需求”所决定;如果银行所扩张的信用不超过他们指称的“商业需求”,那么就不会产生任何危害。他们说道:原材料的生产者向制造商出售原材料,并给他开出一份汇票;购买原材料的商人把汇票带到银行;银行做出一定折扣,并给他信贷资金来支付原材料的费用;三个月后,制造商用这些原材料做出了完成品;他售出产品,并偿还了贷款。因此,这些人主张,如果银行提供的信贷只是帮助商人购得原材料,那么就没有任何危险了。如果银行限制自己只为那些已经发生的交易放贷,那么,他们说,以此目的来要求银行放出的信贷就被受限于“商业需求”——即这个国家实际发生的商业交易额。因此,它就不会意味着信用供给的增加,因为其增加量完全符合立基于真实交易的信贷交易需求。

但这样的学说所忽视的是,这个“商业需求”依赖于银行所发放的信贷;而其发放的信贷数量则依赖于借款人的利率。利率越高,想要贷款的借款人越少;而利率越低,想要贷款的借款人则越多。

每一位商人都在计算其项目的预期开支和收入。如果他的计算表明了,其开支,当然也包括利息的开销,是无法承担的,那么这个项目就不会被执行。但如果此时货币银行出现,并为这个目的创造了额外的流通信贷,那么此时的利率就会比缺少这些信贷时的更低,即便只是降低了0.25%或0.5%,原本在更高利率下无法执行的很多项目现在都可以执行了。银行的信贷扩张,本身就创造了需求;它使得人们认为的,能获得的储蓄和资本品,比实际拥有的要多。事实上真正增加的只是信用额。

如果银行不扩张信用,如果银行不为这种目的增发新的流通信用;即,如果它只从人们的储蓄中借出,那么结果就是,银行不得不比制造新信用的情形下开出更高的利率。于是,在精确地考虑到利率偏高时,很多交易就不会进行。然而,如果银行增发新的信用、额外的钱,它就必定降低利率以吸引新的借款人,因为在当时的利率下所有可用资金都已借出。

银行经常因为政治理由而扩张信用。有句老话说道,如果价格上涨、商业繁荣,执政党就会更有机会赢得下一场选举。因此,扩张信用的决定经常来自于政府企图“繁荣”的愿望。所以,全世界的政府都青睐于信用扩张的政策。

在市场上,信用扩张造成了一种印象,使人认为的可用资本和储蓄比实际要多;而那些在昨天因为利率较高而不可执行的项目,由于今天的状况改变,而变得可以施行。商人们认为更低的利率预示着充足的资本品。这也就意味着信用扩张误导了商人的经济计算;它给人们、给国家、给世界造成了一种印象,即存在着比实际情形所更多的资本品。由于信用扩张,你的“资本”在会计学意义上增加了;但你却没能增加出实际的资本品。由于生产总是必然受制于可用的资本品数量,结果便是让商人们相信其项目是适合执行的,虽然事实上这个项目由于资本品的缺乏是不可能执行成功的。因此,信用扩张误导了商人,扭曲了生产,并导致了经济上的“错误投资”。当信用扩张使得商人执行了这类项目,结果便是产生了“繁荣”。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整个从19至20世纪这一阶段有一种思潮,虽然很遗憾不是反对信用扩张的,但至少是反对政府在信用扩张上拥有太多权力。其核心就是限制政府对中央银行的影响。

在历史上,政府借助中央银行一次又一次地借钱。政府可以从公众那里借钱。比如说,一个握有100美元的人,他可以持有这些钱,也可以用于投资。但除了这么做之外,它还可以用于购买一张新的政府债券。这样的购买行为并不改变既存的货币量;货币只是从他的手里转移到了政府的手里。但如果政府向中央银行借钱,银行就可以通过单纯的信用扩张来购买政府债券,从而把钱借给了政府,这也就创造了新钱。政府对于如何处理这些借款有许多棒棒的主意。

在国家议会和央行中那些担忧于政府影响的高管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许多欧洲的立法会都明确讲道,他们的中央银行必须与政府分离,即央行必须独立。而在我们国家,你知道美联储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总是存在着冲突。这是由于经济法则和政府管制所导致的理所当然的情形。有些政府发现了在不触犯字面意义上的法律条款下实际触犯法律管制是轻而易举的。比如说德国政府,在一战期间向公众借款,因为德国国家银行承诺发放贷款。购买德国政府债券的个人,只需要支付面额的17%,而这笔17%的付款会生出其6~7%的利息。所以,83%的部分则由银行来提供。这就意味着,当政府向公众借钱时,它实际是在间接地从德国国家银行那里借钱。其结果就是,原本一战时1美元兑换4.20马克,到了1923年底,1美元兑换42亿马克。

总是有一股势力在反对给中央银行给予权力,但在过去几十年里,这股反对声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很大程度上、以致完全地,被击退了。美国政府借助于央行的权力,即美联储的权力,来借得相当多的一部分资金以供开销。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以及价格和工资率上涨的趋势。

无疑,信用扩张带来了利率的下降。为什么这不会意味着利率会一直保持低位,并最终完全消失呢?如果利率不是货币现象、而是普遍的市场现象,即反映了未来商品相对于现在商品的折扣的话,我们必须问问自己:“在一开始基于信用扩张而导致利率下降之后,是经过了什么样的过程,才导致了利率返回到那个反映普遍市场现象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利率是人之行动的一个普遍范畴,而货币量与银行信用的增加会带来利率的暂时下跌,那么利率是如何再次返回到反映未来财相对于现在财的折扣的水平?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也在回答一个困扰人们几十年的问题,甚至在那些已经存在中央银行和信用扩张的地区困扰了上百年的问题。这是商业循环的问题,即经济萧条周期性产生的问题。在大不列颠发生于18世纪晚期,之后发生于世界上那些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银行制度的国家。在那里,我们可以时不时地观察到某一事件的周期性产生,即经济萧条或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产生。我们不把经济危机解释为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比如说,1860年代的美国内战导致了棉花无法从美国运往欧洲;而在那时,美国南方各州是欧洲棉花的唯一供应者。这是个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始于欧洲的棉花制品行业,然后依次影响到其它各个行业。但每个人都知道这场危机的原因——是美国内战阻止了棉花运往欧洲。对于这种可被明确识别的经济危机,我们不去考虑。我们考虑的是影响各行各业的真正的危机——尽管有时某些行业受影响更糟——一个人们无法看到任何特殊理由的经济危机。

从19世纪初开始,人们考虑这些周期性危机,并视之为最重要的经济研究问题之一。在19世纪30~4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这样回答:“我们要研究的不是经济萧条。萧条总是先前繁荣的结果。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不是‘危机的原因是什么?’——要考虑的是‘先前产生繁荣的原因是什么?’同时我们必须考虑,为什么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都确定无疑的经济发展,不是稳定地进步;而是波浪式地,其重复着繁荣期与接踵而至的萧条期。”于是,经济危机的问题就转化为商业循环的问题。而对于商业循环的问题,多多少少都存在着错误的解释。

我在这里只提一个。这个学说是由一个也是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提出来的。他的说法有一定的名气。他把经济危机归咎于太阳黑子。他说太阳黑子带来了糟糕的收成,这也就意味着商业萧条。若果真如此,为什么商业不会适应于这个自然现象而做调整,正如商业适应于其它自然现象而调整?

如果存在信用扩张,那么利率必然要降低。如果银行要为新增信用寻找借款人,他们必须降低利率,或是降低借款人的信用评估标准。因为在先前利率下想要借款的人都已经借到了,所以银行要么以更低利率放贷,要么把那些在先前利率下商业活动不那么有前途的、信用评估较差的那些人也囊括在借款人的范围中。

当个人所消费的少于其所生产的,剩余的生产就被当作储蓄。因此,当贷款资金来愿于储户时,它代表了可用于未来生产的实际商品。但当贷款来自于信用扩张时,商人们就会被误导;并没有商品在支持他们的生产,除了新增的信用。这就导致了经济计算的错误。信用扩张带来了系统性的错误——它给每个商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即项目在昨天因为没有足够资本品而无法执行的,在今天由于信用扩张的影响而变得切实可行。结果便是,商业活动得到了增加,这意味着生产要素的价格抬升。但是资本品的数量并未增加。因此,商业活动的增加造就了虚假的繁荣。生产要素的生产者乐于看到其价格比昨天要高。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没有更多的物质生产要素得以制造出来。生产要素的价格随着受惠于新信用的借款者的竞价而水涨船高。结果便会造成两种可能结局。

商业要求越来越多的信贷。要么银行创造越来越多的信贷来满足需求(这曾发生在1923年的德国,其导致了货币的完全崩溃);要么在某一天,他们因某种理由认识到了必须停止信贷扩张,银行就确实停止了创造新信用。那么已经扩张的企业,就无法取得信贷,来支付必要的生产要素价格,以完成其已经开工的投资项目。因为他们无法支付账单,所以他们贱卖其库存。这招来了恐慌,以及崩溃。于是萧条期开始了。

由于信用扩张,全国或是全世界的经济系统,其处境就如一个人以其有限的建筑材料来盖房子。由于技术上的计算错误,他犯下了错误决定。他以为他能用超出其手头的建筑材料来盖一个更大的房子。因此,他把地基打得特别大。而在这之后他发现他犯错了,他无法建成一座预想中那样的房子。于是他要么放弃整个项目,要么使用仍然握有的材料去建一座更小的房子,留下一部分用不上的地基。这就是在信用扩张后,全国或是全世界在危机末期所面临的处境。因为早期的商人在经济计算中犯错,发现他们过于野心勃勃地执行其计划,而这些计划由于生产要素的缺乏是不能被完成的。

在每一个危机到来之前的繁荣期,在大不列颠以及之后的世界其它地方,在每一个经历着信用扩张的国家,你总是能看到有人这么说:“这不是危机到来前的繁荣;只有不知道现在发生着什么的人才会说这种话。这是最后的繁荣——永恒持续的繁荣。我们再也不会有这种危机了。”当越多的人相信这种持续繁荣的声张,在他们发现“持续”繁荣并不持续时就会越加绝望。

有一样使情形更糟的是,在1929年,在大萧条前期,美国工会有权有势,他们无法容忍在本国或是在其它国家所体现的早期危机的结果——例如,他们无法容忍货币工资率的大幅下降。在某些行业,货币工资只有小幅下跌。但大体上,工会成功维持住了在繁荣期所人为增加的工资率。因此,失业人口仍然相当大,并长期保持失业状态。另一方面,没有失去工作的工人享受到了其未随着商品价格下跌而同幅度下跌的工资。一些劳工的生存状况甚至提高了。

相同的情形也造就了1920年代后期的英格兰,这对凯恩斯勋爵和他那套信用扩张理论的推行有重要作用。稳定货币对英国十分重要,但他们不是单纯地稳定货币。在1925年,他们把英镑的金价恢复到战前水平。这意味着金价升值,并相比之前有着更强的购买力,比如和1920年比的话。像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进口原材料和粮食、并出口制造品,这并不能抬升英镑的购买力。正如希特勒所述:“他们要么出口,要么挨饿。”在这种工会不允许工资率下跌的国家,这意味着以英镑计算的英国产品的制造成本,相对于那些没有做出类似金价回归的国家的生产成本,是增加的。在高成本下,你只有要价更高才能维持商业。所以你的销售减少,生产也被削减。因此,失业增加,并带来持久的大规模失业。

因为无法就这个问题和工会交涉,政府于1931年就着手将英镑相对于1925年的水平大幅贬值,他们说这是为了促进出口贸易。其它国家也采取一致的做法。捷克斯洛伐克两次贬值。美国在1933年跟进这个做法。法语国家(法国和瑞士)在1936年跟进。我提及这个,是因为有必要知道为什么1929年的危机——它仅是信用扩张的危机——却相比之前的危机产生了更久且更严重的后果。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会说,每场危机都会愈加糟糕;而苏联人,按他们所说,不存在商业循环。苏联当然没有商业循环,因为他们一直处在萧条之中。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巨大的“心理”作用,即19~20世纪信用扩张受到限制的历史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如此,商人、经济家、政治家和民众,都普遍认为银行的信用扩张是必需的,即利率是通往繁荣的障碍,而“低息贷款”的政策是好政策。每个人,包括商人和经济学家,都认为信用扩张必需;而如果有人试图说明其可能的坏处,他们会变得非常生气。在19世纪末期,支持那些主张反对信用扩张的英国通货学派的人,会被认为是没文化的。

当我开始研究货币与信用理论时,我发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著作中,只有一位在世的作者,一位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他是真正看到了信用扩张背后的问题。今天,“没有信用扩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的观念甚至仍在流行。如果没有非常艰苦的斗争,我们将不可能击败所有那些青睐于信用扩张的意识形态力量。当然,绝大多数人都不去考虑信用扩张的问题。但政府对此有非常坚定的想法——他们说:“我们无法不依赖它。”

信用扩张是关乎公民权利的根本问题。代议制政府所建立的基础是,公民需要向政府交纳的税,仅包括那些以宪法允许的方式所合法颁布的——“无代表,不纳税”。然而,政府却相信他们无法要求公民,支付能够覆盖政府开支的税款。当政府合法规定的征税无法负担开支时,他们向商业银行借款,于是扩张了信用。结果,代议制政府实际就成为了信用扩张与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

如果促成信用扩张的机构,或是其它帮助政府实现通货膨胀的制度,能够在17世纪被发明,那么斯图尔特王朝和英国议会的斗争史就会变得非常不同。查理一世(Charles I,1600-1949)将在获取资金上不会有任何问题,只要他简单地命令英格兰银行为他增发信贷即可,尽管那时并不存在。这样他就可以自己建立一支国王军来击败议会。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不认为这个国家在心理上能够再次承受类似于1929年那样的危机。而避免这种危机的唯一方式就是避免“繁荣”。我们的繁荣期够长了,但我们仍然可以及时停止。然而,有一个不小的危险。资本品受制于数量、稀缺与过去的既定事实,于是项目的可行性就被限制,并使得它们在眼下看起来是不可行的;但是信用扩张可以隐藏在数据报告中的资本增长。信用扩张造就了可用资本的幻象,然而幻象终究是幻象。

根本问题在于19世纪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结果就是,“资本主义”被名誉扫地,因为人们相信这个几乎周期产生的萧条期是资本主义的现象。马克思及其信徒预计萧条会愈加糟糕,而斯大林则每天都公开宣称:“我们只需要等待。资本家的国度将会出现非常糟糕的危机。”如果我们要阻止这种企图,我们必须意识到合理的信贷政策承认资本品的稀缺,即资本不会单纯因为信用扩张而增加。这必须要让我们的商人和政客所承认。

(米塞斯在问答环节的额外点评)

过去发生的信用扩张,大体上都被市场所吸收并调整。我认为,将其视为过去已经发生的既定条件之后,未来将不应当有任何信用扩张。在未来,没有额外的银行钞票被发行,没有额外的信用进入某一银行账户存款,除非有着100%的准备金。这就是100%准备金计划。至于现下,我们应当让过去已发生的就那样发生过——我们不应当试图改变,否则会造成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并没有像通货膨胀那样危险、糟糕。通货紧缩让政府吃紧,而通货膨胀让政府有利可图。然而通货紧缩,也同样需要避免。

如果不存在有特权的银行,如果政府不逼迫公民去接受名为“法定货币”的钞票,钞票也将不会流行开来。今天在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除去那些发展最落后的国家,都认为“钱”就是由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所打印的、有着“法定货币”之奇幻名称的纸票。但在过去,情形并非如此。让人们接受钞票并非易事。他们接受钞票,因为这比空无一物要好。如果有人不想要这些钞票,他会去发行这些钞票的银行那里;而如果银行无法兑现,那么银行就会破产。而这些政府发行的“奇妙”东西,就政府和银行的视角来看,银行并不需要兑现它们;就算兑现也只能给出法定货币,而这还是钞票。

如果政府从未干预过货币与银行,那么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发行其钞票。我想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行自己的钞票。而问题在于让其他人接受这样的私人钞票;或许没人愿意接受。我并不是反对钞票;我只是反对被政府特权所保护的钞票。我想让那些已发行钞票的银行继续握有他们的权利,但不准再有法定货币以及信用扩张了。

我说回归金本位是必须的,因为它可以让通货膨胀成为不可能。在金本位下,货币的数量取决于地质的因素,而这不是政府所能控制的。这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这是避免让货币完全依赖于政府的唯一之道。如果国王查理一世有权力发行纸钞的话,他可能在对抗政府的过程中就处于有利地位。

在金本位下,货币供应独立于政府与政党的变化和政治项目。几个世纪以来,议会中央的继任者和想要货币贬值的国王之前总是存在着冲突。国王说道:“重要的只是我给货币规定多少面额。”而当国王在银币里掺铜时,虽然含银量比旧币下降了,但宣称新发行的货币享有和旧币一样的购买力和法币地位;于是便遭遇了通货膨胀。如果政府处于这样的地位,即它的一部分开支可以通过创造货币来覆盖,那么它再也不需要依赖于其它机构,比如说国会。历史上和政治上,金本位都是法令系统中一套限制政府权力、让政府听命于民众意愿的工具。


Ludwig von Mises. Marxism Unmasked: From Delusion to Destruction.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7TH LECTURE: Money,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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