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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s Institute

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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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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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犯罪:关于政府未加修饰的真相

XiongYue Jiav · 9 个月前 · 1472 次点击 · 24.52921047

托马斯・J. 迪洛伦佐 著
山 雏 熊 越 等译
熊 越 董子云 校

序言 奥地利学派政治经济学‬

已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如果得益于学术经济学家们的影响,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比它原本的水平降低了几个百分点,由于自由贸易的财富增加效应,这些经济学家的工资就已经物超所值了。到此为止,弗里德曼都是正确的,但在他做出这一评论的时代,经济学界的“主流”却大多在通过罗织种种“市场失灵”的传说和建议无穷无尽的政府干预,支持寄生福利国家/监管国家的财富毁灭效应。

多年以来,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为中心的市场失灵理论家,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他们炮制出各种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就算没有彻底脱离经济现实,通常来说也离经济现实相去甚远。事实上,一个可以解释真实世界现象的现实性理论,在过去(和现在)常常被视为缺乏想象力和不够学术。据说只有无法理解和看上去平凡的数学处理才配得上“经济科学”。长期以来,经济学界的主流一直饱受物理学嫉妒之苦,他们试图用模型去处理无法模型化的人的行动,以便让自己的“科学”看起来更像物理学和更科学。‬‬‬‬‬‬‬‬‬‬‬‬‬‬‬‬‬‬‬‬‬

市场失灵理论家的第二个特征,是坚持应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所说的“涅槃谬误”(the nirvana fallacy)。游戏的玩法如下:首先,构建一个完全不现实的“完全”竞争理论,假设完全的信息、同质的产品和价格、免费或无成本地进入和退出行业以及“多家”公司,以此来排除掉所有真实世界的竞争。其次,比较真实世界的市场和这个乌托邦的涅槃状态,并谴责市场是“不完美的”或“失灵的”。‬

‪市场失灵理论的第三个特征,是由完美的政府(已假定它不会失灵并且能纠正市场的失灵)来进行干预。‬‬‬‬‬‬‬‬‬‬‬‬‬‬‬‬‬‬‬‬‬‬‬‬‬‬‬‬‬‬‬‬‬‬‬‬‬‬‬‬‬‬
‪在经济学领域,有两种思想学派从不同意这种国家主义伪装是合理的:奥地利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至少是其“弗吉尼亚学派”分支——运用经济学家对激励的理解来研究政府及其全部附属物(选民、官僚、政客、利益团体等)的行为。对简单假设政府能正确感知市场的缺点的人来说,以此方式来理解政府究竟如何运作能治愈他的愚蠢。‬‬‬‬‬‬‬‬‬‬‬‬‬‬‬‬‬‬‬‬‬‬‬‬‬‬‬‬‬‬‬‬‬‬‬‬‬‬‬‬‬‬

奥地利学派从未同意过愚蠢的涅槃谬误“经济建模”法,其原因一目了然——它在智识上不诚实。例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没有因为市场参与者(和任何人一样)只拥有不“完全”的信息,而谴责市场“不完美”,而是会探讨市场参与者运用对他们可用的信息并获取新信息的方式。主题始终是理解经济世界如何运作,而不是像市场失灵理论家那样,为政府干预提供看似“学术”的辩护。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也研究政府如何运转,并且不会简单假设它作为市场失灵的纠正者,是某种仁慈而全能的机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官僚主义》一书,或者穆瑞·N. 罗斯巴德关于政府在整个历史中的阴谋诡计的诸多著作都是例子。在奥地利学派的文献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

‪笔者把本书视为一本遵循奥地利学派政治经济学传统的文集——一本关于应用经济学和政府现实研究的文集。“主流”经济学家们满足于建立一个又一个难以(或者不能)解释真实世界的数学模型,和他们不同,笔者的重点一直恰恰相反——运用经济理解来更好地理解政治经济世界如何运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实现这个任务不可或缺。‬‬‬‬‬‬‬‬‬‬‬‬‬‬‬‬‬‬‬‬‬‬‬‬‬‬‬‬‬‬‬‬‬‬‬‬

‪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强制与监管”分析了政府对企业监管的方方面面;“政治与窃贼”当然是关于政府的本性的;“集权对自由”讨论了集权主义者们为了尽可能不受公众的影响,对垄断和集中政治权力永无休止的追求;“货币与国家”介绍了中央银行的种种罪恶,它在美国一直被其最初的支持者当做腐败的发动机;“工人与工会”讨论了关于工会的各种神话和迷信,这些神话和迷信常常蒙蔽了公众对劳动市场真相的思考;而“关于市场的真相与谎言”概括了一些主要的市场失灵神话,这些神话有的长期以来一直被不正当地用于提出经济干预主义的目标,有的则是一些较新的神话。‬‬‬‬‬‬‬‬‬‬‬‬‬‬‬‬‬‬‬‬‬‬‬‬‬‬‬‬‬‬‬‬‬‬‬‬‬‬‬‬‬‬

‪托马斯·J. 迪洛伦佐‬‬‬‬‬‬‬‬‬‬‬‬‬‬‬‬‬‬‬‬‬‬‬‬‬‬‬‬‬‬‬‬‬‬‬‬‬‬‬‬‬‬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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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ongYue Jiav    9 个月前

第一部分 强制与监管

第一章 价格控制四千年

通常来说,需求和供给可以在能源市场自由发挥作用,所以汽油的价格会时起时落。每当汽油价格大幅上涨,这个产业就必然会受到国会价格控制的威胁——美其名曰“反价格欺诈法案”或其它同义词。

反对价格控制——不管政客们怎么称呼它——的理由已经为人所知几百年了。通过人为刺激需求,并去除供给的部分或全部利润,价格控制必然会造成短缺。它们还会诱使供应商尽可能地偷工减料,并常常导致政府实施荒诞的限量供应方案,而这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

然而,反对价格控制的理由并不只局限于经济学教材上的学术探讨。价格控制接二连三地造成灾难,已有四千年的历史记录。罗伯特·薛廷格(Robert Schuettinger)和伊蒙·巴特勒(Eamon Butler)于1979年首次出版的《四十个世纪的工资与价格控制》(Forty Centuries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一书漂亮地记录了这段价格控制的历史。

两位作者开篇引用了《古代世界的经济生活》(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Ancient World)一书作者让-菲利普·列维(Jean-Philippe Levy)所说的话,指出在公元前三世纪时的埃及,“国家”在谷物生产和销售的监管上“真是无处不在”。“各种级别的法令规定了一切价格”。这种“控制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检查员队伍非常庞大”。埃及农民对价格控制的监督非常愤怒,许多人离开了自己的农场。到了该世纪末期,“埃及的经济崩溃了,也政治也不再稳定”。

在四千年前的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实际上就是一系列价格控制的规则。国家规定,“如果一个人雇用了一名农场劳工,此人应每年给这个劳工8古尔(gur)玉米”。“如果一个人雇用了一名放牧人,此人应每年给这个放牧人6古尔玉米”,以及“如果一个人租用了一艘载重60吨的船只,此人应为此每天支付六分之一谢克尔(shekel)银币的租金”,等等。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像这样的法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抑制帝国的经济发展”。而一旦废除了这些法律,“人民的命运就大大好转了”。

古希腊也对粮食实施了价格控制,并建立了“一只检查粮食的队伍,目的是把粮食价格设定在雅典政府认为公正的水平。”希腊的价格控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粮食短缺,但古代企业家通过黑市绕开了这些不公正的法律,让数千人免于饥饿。尽管规避希腊的价格控制法会被实施死刑,但这些法律“几乎不可能执行”。希腊的价格控制法所造成的短缺创造了黑市的机会,使公众大大受益。

公元284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是把大量货币注入流通,造成了通货膨胀,接着又“规定了出售牛肉、谷粮、鸡蛋、服装及其他物品的最高价格,他还规定,用更高价格出售自己货物的人会被处以死刑”。薛廷格和巴特勒引用了一位古代历史学家的话来解释,结果是“人们不再向市场供应必需品,因为它们得不到合理的价格,这大大加剧了粮食的短缺,最终许多人因此丧命,这条法律也被弃之不用。”

到了更靠近现代的时候,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他一些殖民政府所实施的食品价格控制几乎让乔治·华盛顿的革命军饿死。宾夕法尼亚州特别对“那些军需商品”施加的价格控制,让军队需要的几乎每样商品都出现了灾难性的短缺。大陆会议在1778年6月4号明智地采纳了一项反价格控制的决议,该决议写到:

鉴于经验已经告知我们,对商品价格的限制不但与其初衷背道而驰,还产生了许多恶果——我们决议,应建议各州废除或暂停一切有条款限制、监管或控制价格的法律。

薛廷格和巴特勒也写道,“这项政策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到1778年秋,军队的补给就相当不错了。”

法国的政客们在大革命之后重蹈覆辙,在1793年颁布了“最高价格法”(Law of the Maximum),这条法律首先对谷物,接着对一长串其他物品,实施了价格控制。可想而知,“在一些【法国】城镇,许多人食不果腹,他们由于缺乏营养而饿倒在街上”。几个省的代表团写信给位于巴黎的政府,宣称在新价格控制法实施之前,“我们的市场一直有供给,但就在我们规定了小麦和黑麦的价格之后,就再也看不到这些谷物了。市场上只剩下其他不受最高价格法监管的品种。”在这部灾难性的价格控制法害死了数千人之后,法国政府被迫废除了它。后来,在罗伯斯庇尔被押往刑场的途中,他穿过巴黎街道,人群纷纷喊道,“肮脏的最高价格来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美国的中央计划者在经济政策上的极权主义思维显然和纳粹如出一辙。在战后占领德国的期间,美国的计划者们相当欣赏纳粹的经济控制(包括价格控制),所以它们在战后都被保留了下来。连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赫尔曼·戈林都在教导美国战地记者亨利·泰勒,这样的政策是愚蠢之举!薛廷格和巴特勒在书中重述了戈林的话:

我们发现,你们美国在经济领域上所做的很多事情,都给我们造成过很大的麻烦。你们想控制人们的工资和物价,控制人们的工作。如果你这样做就必须控制人们的生活。没有国家能做到只控制一部分。我试过,但是失败了。也没有国家可能一直控制下去。这我也试过,同样失败了。你们并不是比我们更好的计划者。我觉得你们的经济学家应该看看在这里发生过的事。

在1948年的一个星期日,即将卸任的美国占领军当局无法制止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他最终结束了德国的价格控制。这酝酿出了“德国经济奇迹”,当然,这并不是奇迹,只是通过让市场而非政客来设定价格,回归了常识。

价格控制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90年代的加州发生能源危机的原因。四千多年来,各式各样的独裁者、国王、专制君主和政客都认为价格控制是对公众最终极的“不劳而获”的承诺。而四千多年来,结果也一直是相同的:短缺、产品质量降低、由罪犯经营的黑市横行、贿赂、国家产能遭到破坏、经济混乱、创造出大规模的价格控制官僚机构和警察国家,以及权力危险地集中到价格控制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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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ongYue Jiav    9 个月前

第二章 另一场战争

笔者以前有位MBA学生曾是市区一家大医院的急诊科主任,他有一次说道,他和同事们大约90%的时间都花在治疗贩毒团伙成员的刀伤和枪伤上。在准备这份工作的时候,他曾在战争时期担任外科医生,他说这让他受益匪浅。在所有的类似医院里,这种伤害都以巨大的代价占据着主要地位。美国各个城市里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暴力是政府禁毒战争的直接结果,如果“战争”结束,这些暴力也将结束。

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震惊。在一个自由而合法的市场里,企业之间或买卖双方之间的任何争端,都可通过协商或法院——如果需要的话——来解决。如果一个商人相信他受到了欺骗,他可以寻求由法院来保护他的财产。当然,他也可以不再和不可信的商人做生意,并敦促他认识的其他所有人也这样做。

在政府让某些产品或服务非法之后,这种相对文明的解决方案就不复存在了。一个毒贩不可能找到法官并对他说:“法官大人,我送了一吨可卡因给这位史密斯先生,但他拒绝全额付款。我希望你能强迫他履行合同中的义务。”相反,毒贩——和禁酒令时代里的酒贩一样——只能采用唯一有效的手段来强制执行他的商业协议:暴力。

然而,这里还有一种更为不祥的动态过程在起作用。一旦暴力成为非法市场中的一种有效手段,在这些市场中赚取的巨额利润将吸引那些在暴力和残忍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社会群体前来竞争。最暴力的群体将上位。

各个贩毒团伙之间只是生意伙伴关系,但是,不同于合法市场的正常生意伙伴关系,在以暴力手段消灭竞争对手这件事情上,他们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在合法市场里,只能通过生产比各个竞争对手更好和/或更便宜的产品才能“消灭”它们。在非法市场里,竞争对手往往只是被人谋杀。借用经济学的话来说,人们用谋杀来创建入行的“准入门槛”。

在这种谋杀和残害中,警方经常是“沉默的同伙”,因为已有的毒枭可以轻易地贿赂警察,成为“线人”并向警察通报任何新入行的人。这样,通过逮捕他们的竞争对手,警方就为他们做了脏活。

在合法市场里,一个由多年的优秀表现和/或低廉价格建立起来的品牌是一笔能带来利润的宝贵资产。在非法市场里,品牌是通过格外野蛮的暴力行动建立起来的。贩毒团伙恐吓对手的能力是在这样一个行业里唯一算数的“品牌”。

可以说更糟糕的是,这种暴力行为还存在规模经济。如果一个贩毒团伙在洛杉矶特别臭名昭著,这一事实将使它更容易进入并主导在芝加哥、纽约、迈阿密等城市的非法毒品市场。

在非法毒品市场里使用暴力创造出非凡的垄断利润也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儿童入行。他们充当了警察的“眼线”,或者帮贩毒团伙把毒品送给客户的“跑腿小弟”。在大多数州, 对于和毒品有关的罪行,18岁以下的孩子通常会被判缓刑,并且在一些州,刑期无法延长至超过17岁。参与非法毒品交易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没有,这些孩子逐渐成为美国社会中一批最为冷酷和暴力的犯罪分子。

终结毒品战争会让美国各个城市的暴力出现引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降低。与毒品战争有关的医疗费用也会直线下降,医院将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到其他各类医疗服务上,鉴于婴儿潮一代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将使用越来越多的医疗服务,这在现在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好处。唯一的输家将是由毒品战争提供资金的各种政府官僚机构,当然还有毒枭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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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ongYue Jiav    9 个月前

第三章 谁来监管监管者

对政府来说,失败就是成功。我把这叫做迪洛伦佐政府第一定律。如果福利国家的官僚机构未能降低贫困率,他们反而会被赋予更多的税金和权责作为“奖励”。如果政府运营的学校没有把孩子教好,他们会得到更多的拨款,拥有更大的权力去干预教育。如果美国宇航局的航天飞机爆炸了,政府反而会奖励他们更多的财政预算(而私人航空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破产)。2007年美联储造成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他们的职权反而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迪洛伦佐的政府第二定律是,政客们的糟糕政策所导致的问题,他们自己很少甚至从不负责。在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比政客更不负责任。除了个别例外,总体而言,他们总是把我们的经济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尽管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对现状更准确的描述是经济法西斯主义或者裙带主义)。此举无异于采用越来越多的中央计划,故意摧毁我们仅剩的经济增长引擎。即使这些监管都被冠以可笑的“公共利益”之名,其实是不负责任之极。

迪洛伦佐的政府第三定则是,除了个别例外,政客们都习惯撒谎。所谓的“看门狗媒体”其实更应该被叫做“哈巴狗媒体”。这是因为指出政客们的谎言往往会终结一个记者职业生涯。如果你这样做,你的消息源会跟你一刀两断。

政府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金融市场未受监管,而且急需政府更大规模的中央计划。人们指控自由放任导致了最近的“大衰退”。美联储的官僚们游说要求建立一个据说能够补救这个问题的巨型监管机构。这些都是谎言,因为根据一本美联储自己的出版物(《联邦储备体系:目的与职责》),美联储已经对这些活动(部分名单)具有管理和监管的权力:银行控股公司、州许银行、(联邦储备银行的)会员银行的外国分支、协议公司、州内授权的支行、外国银行的代理、外国银行的非金融行为、国有银行、储蓄银行、银行控股公司的非银行下属机构、储蓄机构控股公司、银行的金融报告流程、会计标准、紧急情况下的商业“连续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条、银行的证券交易、银行的信息技术、国外投资、银行跨境借贷、分支银行制度、银行并购、谁可以拥有一家银行、资本“充足标准”、用于购买证券的信贷、平等机会贷款、按揭信息披露、准备金率要求、电汇转账, 银行间负债、社区再投资法令(次级贷款)的需求、所有国际银行业务,面向消费者的租赁、消费者金融信息隐私、活期存款的支付、“公平信用”报告、会员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之间的交易、诚实借贷和储蓄实情。

除此以外,美联储也利用“公开市场操作”进行合法的利率限价并制造通货膨胀和繁荣-萧条周期。同时,金融市场也受到证券管理委员会、通货监理官、储蓄机构管理局和其他数十个州政府管理机构的严密监管。这就是华盛顿特区对金融市场“自由放任”的定义。

迪洛伦佐的政府第四定律是,只有在能够借此增加国家机器的力量、财富和影响力的时候,政客们才会听从自己那帮学术顾问的建议,哪怕他们知道这些建议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损害。这些学者乐于参与这个腐败游戏,因为这也增加了他们的名声和财富。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是,已经有海量的经济学文献记录了最近一个世纪政府为促进“公共利益”进行监管所导致的种种失败,但在“大衰退”发生之后,却鲜有政府官员、媒体从业者或社论作者谈及这些文献。

在美国,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对经济活动的某种政府监管。而借1877年最高法院对穆恩诉伊利诺伊案(Munn v. Illinois)的判决,联邦政府权力才出现第一次明显扩张。穆恩兄弟俩拥有一家谷物储藏公司,而伊利诺伊州强势的农业游说集团想要通过立法规定谷物储藏最高价格的方式来窃取他们的财产。这样的限价法令曾因违反美国宪法中的合同条款而被判违宪。可是最终这些一心想要劫掠的农民赢得了这场官司。所有的国家主义者都将此称颂为“公共利益”的胜利。由此见得,第一个主要的“公共利益法规”就毫无疑问是一次法令性劫掠。它牺牲了公众的福祉来使很小的利益集团获利。普通民众本可以从自由市场中获益更多。

国家主义学者在谈论政府监管的时候唱着“公共利益”的高调,还制造了诸如市场总是“失败”,需要明智善意的政府监管来保护公共利益的谬论。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腐败(或者两者皆有)。尽管他们身边有层出不穷的证据证明监管总是为了保护特殊利益(事实上所有政府行为都是如此),很多学者仍然坚持这种论调。

正如历史学家加布雷尔·科尔克(Gabriel Kolko)在他1963年的《保守主义的胜利》(The Triumph of Consevativism)一书中所写,二十世纪的大企业之所以谋求政府监管,是因为“行业领导者始终能够控制监管,并将其引导到他们想要的方向。”总体而言,政府监管反而促进了那些他们想要监管的人的利益。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把这种现象总结为“监管的俘获理论”(capture theory of regulation)。

做政府顾问意味着声望、职位和金钱,受此诱惑,大部分学术经济学家无视如上所述的现实,在一战前到20世纪60年代的五十年间创造了各种各样空洞无物的“市场失灵”理论。当时有一本很流行的书是弗朗西斯·巴托尔(Francis Bator)写的《剖析市场失灵》(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这一整类文献都曾经是(现在也是)以这样的欺骗性技巧为基础:对比真实世界的市场和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理论概念(完全竞争),然后指责真实世界“不完美”,同时假设政府监管及相关政治行为能够完美地“纠正”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将这样的闹剧称为“涅槃谬误”。将真实世界中的市场与一个理想化的“涅槃”相比较,永远会使人相信市场并不完美。只是市场失灵理论家们从不用同样的理想化标准衡量政府干预。只有奥地利经济学派是从一开始就不参与这场滑稽剧的经济学派。

值得赞扬的是,芝加哥经济学派后来也和奥地利学派学者们一起揭露了许多市场失灵/监管永远有益的谬误,出版了数以百计的期刊论文和专著,并重新发现了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在1971年总结的古老真理:“毫无例外,监管总是由利益集团发起,并且设计运行为之牟利”。

这类研究逐年进展,证明了大企业总是支持并游说要求繁琐的政府“安全”和环保监管,因为他们明白执行这些监管代价不菲,很可能让较小的竞争者破产,并让其他有意进入市场的竞争者望而却步。企业们早就发现,长期维持一个卡特尔的唯一方式就是让政府来强加一个卡特尔协议。相反,私人执行的卡特尔协议总是会因为成员的作弊行为而失败。比如,联邦州际贸易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的监管就使得铁路和卡车运输业卡特尔维持了数十年之久。州际贸易委员会为铁路和卡车运输业设定了垄断价格,并禁止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民用航空局(Civil Aeronautics Board)限制了价格竞争,导致了民航业的卡特尔,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监管逐渐解除,事态才有所好转。二十世纪初期,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着手监管,创造出垄断专营权,结束了此前美国电力行业一直存在的激烈竞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也享受了数十年政府认可的垄断。

在这个政府认可的垄断越来越成为常规的历史时期,设立美联储也是为了方便创造银行业的卡特尔。在《美国货币与银行史》(A History of Money and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中,穆瑞·罗斯巴德 (Murray Rothbard)写到:

这个国家的金融行业精英们……创造了联邦储备系统,作为一个政府建立并支持的卡特尔机构来帮助这个国家的银行扩大货币供给……而不用立即承担因储户和票据持有者要求提现的后果。

换言之,给予美联储更多的监管权限,无异于送酒鬼一瓶威士忌,递凶手一把枪,或者给银行抢匪一个滑雪面罩。这只会让事情更糟,而不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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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ongYue Jiav    9 个月前

第四章 监管与股市

如果不是政府监管导致企业把无法估量的时间和资源转移到迎合政府监管部门,而不是通过创造新产品、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并削减成本和价格来追求利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本应该要高上好几千点。因为人们所期望的未来盈利能力是股票定价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监管破坏了股票的价值。

政府监管已经让美国各家公司从进取的企业变成了行动迟缓的官僚巨兽。正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自由主义》(Liberalism)中所写的:

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民营企业官僚化纯粹是干预主义的结果,干预主义迫使他们去考虑一些因素,而如果它们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政策,这些因素不会在他们的商业行为中起到任何作用。当为了避免被各种国家机构不断被骚扰,一个企业必须留意各种政治偏见和情感时,它很快就会发现,它不再有能力基于盈亏的坚实基础进行计算。

米塞斯在1962年时写下了这段话,但比起今天的全能利维坦国家,当时的政府算是微乎其微了。在它们各种监管的打击下,法院和监管机构已经去除了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三大因素:私有财产、契约自由和结社自由。由于监管措施影响了美国的每一个企业,真正的私有产权在商业世界中几乎不复存在。

对企业的政府监管多到让人头皮发麻。位于华盛顿的竞争企业协会每年都会发布一本关于联邦监管适用范围的会计信息《一万条戒律》(小克莱德·韦恩·克鲁斯编)。这本出版物的2011年版表明,各个企业遵守联邦法规的货币成本估计为1.752万亿美元,金额相当于该年度整个联邦预算的50%。这一金额超过了所有企业的税前利润,接近该年度所收缴的所得税收入额的两倍。《联邦公报》(The Federal Register)列出了超过8万页的法规附属细则,不少于58个联邦监管机构勤奋工作让它们每年新增数千页。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还实施了成千上万页的附加法规。

显然,除了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美元,各家美国公司还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来遵守政府的文书工作、规定和法规,而不是专注于制造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利润减少了,工作职位被摧毁了或者一开始就没有出现,股票价格也遭到抑制。随处可见的监管法令所造成的产权不稳定导致投资者对他们达成合同的价值心存疑虑,因为规章制度在不断变化,有时似乎无章可循。

通常,大多数政府监管对消费者的好处甚微(如果有的话),而这些监管正是以消费者的名义颁布的。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结论,他曾是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编辑了久负盛名的《法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多年,当时该期刊曾就监管的影响发表了数百篇学术研究论文。在编辑和发表了几百份这样的研究论文之后,科斯教授(在J.F. 韦斯顿的《变化社会里的大企业》中)总结道:

比起之前的整个时期,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特别是在美国,就政府对行业的监管已经有了更多的重要研究论文。这些研究论文既有定量的又有非定量的……从这些研究论文中得出的主要教训显而易见:它们都倾向于认为这些监管要么是无效的,要么是它具有显着的影响,总体效果却是恶劣的,以至于作为调节的结果,消费者得到了更坏的产品,或更贵的产品,或更坏和更贵的产品。事实上,人们是如此一致地发现了这样的结果,以至于创造出了一个难题:在所有这些研究论文里,人们会期望发现至少有一些政府项目是利大于弊的。

有商学院的大学很少讲授专门与企业家精神相关或者一般来说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美德相关的任何事,但会提供许多关于“商业法”、“行政法”、“商业道德”和 “企业社会责任”的课程。所有这些课程关注的都是如何让学生成为好的企业官僚,这样的官僚会迎合国家的各种政府代表,却不会创造利润。即使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命令,学校会教学生会计。因为政府监管部门对每个企业的束缚,越来越多顶级企业的高管背景是律师、说客或公关(政府操纵的工具),而不是制造和工程。

监管还险些在商业世界中摧毁了言论自由。出于对政府监管惩罚、税务审计和其他形式骚扰的恐惧,极少有企业界人士站出来反对政府监管。许多美国公司都被监管国家吓得不轻,他们把数十亿美元给了政治活动团体,为更多的监管和干预游说。据华盛顿特区的国会研究中心(Capitol Research Center)估计,美国各大公司每捐给米塞斯研究院这种亲自由企业组织一美元,就会捐给反自由企业组织三美元。它们中有些公司似乎认为,它们在“购买”监管者的青睐,但实际上它们是把国家在经济上“绞死”它们的“绳子”拱手让人。其他公司只是左翼活动团体勒索的受害者。

联邦官僚机构完全没有能力管理它自己的预算,更不用说成千上万家私营企业的各种预算决定。政府企业因为懒惰、迟钝、低效和腐败而臭名昭著。它们应该负责由成千上万家私营企业做出的经营决策这个概念是一场正在摧毁美国资本主义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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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ongYue Jiav    9 个月前

第五章 我们的极权监管官僚机构

在哈耶克1944年的经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的第5章里,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警告道,国家并不需要直接控制所有或甚至大部分生产资料,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发挥极权控制。他援引了德国1928年的例子,“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控制”德国经济的“53%”。哈耶克写道,除此之外,私营工业在德国受到了如此严厉的监管,国家间接控制了“几乎是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正是通过这样的极权控制,德国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进一步指出,“于是,几乎没有一个个人目标不依赖国家行动才能实现,而指导国家行动的‘社会价值尺度’实际上必定包括所有个人目标。”换句话说,政府监管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受消费者偏好驱动的追求利润大多被监管官僚的突发奇想取代。

这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听起来令人震惊,但就国家干预和控制经济活动的程度而言,现代美国足以媲美上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德国。首先,各级政府的政府支出占了国民收入的40%左右。这比例每年会相差几个百分点,但近年来它一直在40%附近。正如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nett)和我在我们的书《地下政府:预算外公共部门》(Underground Government: The Off-Budget Public Sector)里讨论的那样,这并没有把存在于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预算外政府机构计算在内。如果把这些包括在内,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至少是45-50%,这离哈耶克顺便提到的纳粹德国的53%并不远了。

至于监管,在联邦一级有九个内阁级部门分别监管、控制和监管住房、交通、医疗、教育、能源、矿业、农业、劳工和一般商业。在几十个联邦监管机构之外,州政府也提供了大量的监管。例如,阿拉巴马州的网站列出了进行监管的监管机构和委员会:退休、地质、卫生、教育、保护、自然资源、工业关系、农业、老年人、旅游、出差、退伍军人、环境管理、司法鉴定科学、业务拓展、康复、银行、保险、劳动力、运输、青少年服务、儿童事务、电影制作、港口、残疾人、艺术、房地产、石油和天然气、森林、道德、露天开采、酒精饮料、拍卖和“以诚信为本的举措。”而阿拉巴马州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州;大多数其他州可能有更长的监管职能名单。

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一切政府计划都必然失败,哈耶克写道:“【人们越来越】相信,如果想落实有效的计划,管理就必须‘与政治分家’并交由专家——常设的官员或独立自主的机构——掌握。”此外,“为一个经济独裁者而呼吁是转向【中央】计划运动中的一个特有阶段”。这的确描述了许多上述的监管职能,但这尤其描述了现在充斥在联邦政府行政部门里的那些中央计划“沙皇”。截至2010年,被政治任命授予了“沙皇”地位的官员包括如下几类:阿富汗、爱滋病、自动恢复、边界、加州水、汽车、中东、波斯湾、巴基斯坦、南亚、气候、家庭暴力、毒品、经济学、能源、环境、诚信为本的举措、政府绩效、大湖、绿色就业、关塔那摩基地关闭、卫生、信息化、智能化、科学、经济刺激法案、支付、监管、苏丹、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技术、恐怖主义、城市事务、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石油、制造、网络安全、安全学校、和伊朗。

反对这一主张其实将是非常困难的:相比在哈耶克写《通往奴役之路》时的纳粹德国,今天的美国经济受到了国家更为严格的控制、监管和管制。靠着骗自己民主之神会设法让他们免于集权的奴役,美国人已经顺着通往奴役之路走了很远。正如哈耶克警告的,“没有理由相信,只要相信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序授予的,它就不可能是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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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ongYue Jiav    9 个月前

第六章 反托拉斯,反真理

美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起诉微软公司时(经过十年的“调查”结果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的负责人乔尔·克莱因(Joel Klein)这样为诉讼找借口:这是在保持美国消费者保护法规的悠久历史,这一历史始于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实际上,反托拉斯监管的历史一直是一部针对美国最具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企业的政治迫害史,这种迫害通常是由它们的酸葡萄竞争对手煽动的。

在同行评审的《国际法律与经济学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1985年6月刊里,我说明了被参议员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及其同僚指控为“垄断”的各个行业的生产增速,是在1890年谢尔曼法案之前的十年里经济整体平均水平的四倍(一些行业是快了十倍)。在这十年的价格通缩期间,它们的降价速度还快于价格水平的下降速度。“托拉斯”遭受政治攻击正是因为它们已经让产品越来越便宜,足以让它们效率较低但有政治关系的各种对手沮丧。反托拉斯是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保护主义的喧闹。

微软反托拉斯案中的法官(托马斯·潘菲尔德·杰克逊)实在是太心存偏见,以至于被任命他的三人联邦法官小组调离了这起案件(即开除)。他的偏见的一个例子,是在一次杂志采访中,他把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比作了约翰·D. 洛克菲勒(以及阿尔·卡彭 )。在把盖茨比作卡彭的时候,杰克逊法官是大错特错,但当他把盖茨比作洛克菲勒时却没那么离谱。正如多米尼克·阿尔门塔诺(Dominick Armentano)在他的《反托拉斯与垄断:剖析一次政策失灵》(Antitrust and Monopoly: Anatomy of a Policy Failure)一书中所证明的,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让精炼石油的价格从1869年的30美分/加仑下降到了在1897年的5.9美分,同时创造了无数的新产品并刺激了整个行业的创新。为此,洛克菲勒遭到起诉,并被迫拆散了他的公司——尽管在他据称“垄断”了石油工业时,他还有着300多个竞争对手。

在他的经典之作《反托拉斯与垄断》中,多米尼克·阿尔门塔诺仔细考查了55起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反托拉斯案件,并得出了结论:在每一起案件中,被告公司都在降低价格、扩大生产、创新、创造新产品,并且一般来说都在造福消费者。受到伤害的不是消费者,而是这些公司低效的酸葡萄竞争对手。例如,美国烟草公司在1911年被判犯有“垄断”罪,即便公司在原材料成本增加了40%的情况下,让香烟(每千支)的价格从1895年的2.77美元下降到了1907年的2.20美元。

勒尼德·汉德法官在1944年认定美国铝业公司犯有通过采用“卓越的技能和远见”来“垄断”未尽利用的锭铝市场的罪,法官说这些“卓越的技能和远见”“预先阻止”了不那么有技能和远见的企业的竞争,这可能是反托拉斯史上关于荒谬空话的最佳范例。他谴责美国铝业非常善于正确预测其产品的市场需求并提供需求,以此来“排斥”价格较高的竞争对手。

汉德法官吟诵道,美国铝业以“伟大”的组织”来“拥抱每一个新机会”,并且,它为组织配备了“精英业务人员。”他说道,这种“罪行”必须公之于众。

1962年,政府禁止占有鞋子市场1%的布朗鞋业公司收购在当时同样高达1%市场的金尼鞋业。政府离谱地宣称,一个有2%市场的公司据称威胁到了行业内的竞争。

1969年,IBM曾在电脑市场占有65%的市场份额,并被联邦政府起诉涉嫌垄断电脑业。在政府最终放弃了这一案件之前,IBM在这个官司中深陷了十三年。与此同时,该公司被英特尔、微软等公司蚕食了市场。政府对IBM这种攻击不可否认地削弱了该公司。

1962年,政府强迫施温自行车公司自行剥离它的经销商网络。来自外国的竞争随后迫使施温走向了破产。

通用汽车从未被起诉过违反反托拉斯法,但该公司对反托拉斯的恐惧驱使它在1937年到1956年采用了一个这样的政策:决不让自己在“三大”汽车制造商中的市场份额超过45%。这使得该公司在竞争中输在了外国汽车制造商(尤其是日本制造商)的手上。

反托拉斯监管机构禁止美国无线电公司从美国的执照持有者那里收取专利费,因此该公司转而把它的产品授权给了各家日本企业。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电子产业在美国市场上的压倒性优势。

通过禁止它收购国内航线,反托拉斯监管杀死了泛美世界航空公司。没有了这些为其国际航班“引流”的航线,该公司走向了破产。

在一个自由市场里,垄断是不可能的。政府的垄断专营权、保护性关税、特许经营法、各种“所需证书”和像反托拉斯监管这样的其他垄断监管把戏,才是垄断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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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ongYue Jiav    9 个月前

第七章 反托拉斯卢德分子

卢德分子(Luddites)是在十九世纪初英国的纺织机工人,他们通过破坏机器,并以传说中的舍伍德森林的卢德王(King Ludd)之名发表声明宣布废除这一新技术,以此来抗议机械织布机的引入。卢德分子们未能理解——今天的新卢德分子们同样未能理解——的是,那些“节约劳力的技术”可以减低生产成本和价格,这增加了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需求,因而可以在该行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而非更少。

在2011年,当奥巴马政府阻止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德国电信美国公司(T-Mobile USA)的提议并购时,我们又一次看到新-卢德分子们的身影。根据2011年8月31日《纽约时报》的报道,阻止并购可以“帮助美国工人保住工作”。用司法部反垄断副部长科尔的话说,“【奥巴马】政府的观点是,通过创新和竞争,我们可以创造工作岗位。”并购常常会“通过减少冗余”减少工作岗位的数量。科尔补充到,“因而这一行动可以防止工作岗位的流失。”对奥巴马政府来说,创造工作岗位背后的规则就是,如有必要,可以保护和增加那些成本上升的“冗余工作”。美国制造业的国外竞争对手们想必已为奥巴马政府欢呼喝彩。

事实上,与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学分析”相反,商业上减少“冗余工作”是另一个“降低成本来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方法。当一个公司以这种方式提升了竞争力,其市场份额增加,该公司因而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

“创新”的确能创造工作岗位。奥巴马政府没明白的是,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德国电信美国公司这样的并购是一次创新。这是一种被提倡的降低通讯服务成本的新方法。在手机领域这样高度竞争的行业中,不停的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奥巴马政府对提议合并的态度是卢德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结合。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者们相信这样一种迷信:财富不是生产创造的,而是囤积黄金创造的。奥巴马重商主义者们显然相信,必须囤积已经存在的工作(而不是黄金)。他们没有认识到,经济是动态的,当更新、更好的工商实践取代更旧、更低效率的(在服务顾客上的效率),就业机会也会被不断地创造和破坏。 

与往常在反垄断案件中的表现一样,通过宣传合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竞争,奥巴马政府为其对合并的阻止进行了辩护。但是,这究竟怎么会发生呢?当时美国有超过180家手机公司,世界各地还有数百家在美国市场的潜在竞争者。在有数百家竞争者伺机而动,等着利用它们的错误定价决策的情况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德国电信美国公司可能永远都无法提高价格,更不用说把价格提升到垄断的水平。
   
提议合并的方案的目的显然是降低价格,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定会成功实现,因为生意场上没有这样一定的事。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奥巴马政府对合并提议的阻碍,阻止了这两家公司变得更有竞争力和提供比现在更多就业岗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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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ongYue Jiav    9 个月前

第八章 公立医疗保健对经济学法则

美国政府在不断接管经济中的医疗部门,其中的核心是在奥巴马任内通过的一项法案,它会最终把私人医疗保险挤出这个行业,或是在事实上将这个行业国有化。这项法案额外增加了医疗保险公司的税负和其他成本,同时建立了一个政府医疗“保险”的官僚机构,以在表面上与私人企业进行“竞争”。这些都是最终在美国实现公立医疗这个社会主义白日梦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在其他许多国家的表现已经如此精彩了。就像所有政府垄断一样,这一个医保机构也会有国税局般的“慈悲”,和邮政部门般的“高效”。

许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研究了美国医疗保健供给的经济史。1992年胡佛研究所出版了一份报告,题为《医疗保健中的投入与产出》。在这份报告中,弗里德曼指出,在1910年的美国,有56%的医院为盈利性私人企业。之后数十年政府对公立医院进行补贴,使这个数字下降到10%。尽管这个过程耗时数十年,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政府已经掌控了几乎整个医疗业。残存的私人医疗业仅占极少比重,且受到了相当苛刻的监管,我们几乎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国家的附庸。这些“私立”医院的管理层所做出的绝大多数决定,都在应付政府法令,而忽视了护理病人这个目标本身。

弗里德曼的关键结论是,与所有官僚体系一样,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的医疗保健行业,也制造了“投入”增加而“产出”减少的情形。在诸如仪器采购、基础建设和医疗人员薪水方面加大开支,事实上却降低了医疗保健行业在质量和数量上的“产出”。比如,1989年医疗开销相比1965年上升了224%,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却下降了44%,且床位利用量也下降了15%。弗里德曼研究了1945-1989年的这段时间,发现即便排除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因素,每位患者的医疗开销也几乎上涨了24倍。政府对医疗保健控制的加强,导致的是服务减少而成本急剧上升。

由于缺失所有的市场反馈机制,所以所有政府运营的官僚部门当中都存在这样的结果。因为在政府中不存在会计学意义上的利润,所以不存在可靠的机制来奖励好的表现和惩罚坏的表现。事实上,在所有的政府企业中,事情恰恰相反:在承诺用更多钱能“做得更好”之后,糟糕的表现往往会被“奖励”更多的预算。

政府每涉足一个行业,这个行业的成本就会激增。1970年政府预测医疗保险中医院保险(hospital insurance)的份额将是每年“仅有”29亿美元。由于实际开支是53亿美元,对成本就有了79%的低估。1980年政府预测医院保险的开支为55亿美元;实际开支是这个数字的四倍多——256亿美元。然而,每当政府要开始接管某个行业,它总会承诺降低该行业的成本。

为了应对自己的政策所导致的成本激增,政府随后在医疗保健行业上赋予自己更加不同寻常的权力,在医疗保险的头30年里推行了23项新税款 。

无论在加拿大、英国还是古巴,所有由政府垄断的医疗保健,都经历过行业成本和需求的激增,后者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医疗保健是“免费”的。(它当然不是“免费”的;只不过成本隐藏在你的普通税账单上了。)每当一种商品的标格为零,其消费者需求都会大幅增长,医疗保健也不例外。同时,官僚体系惯常的惰性,只会导致医疗保健体系的效率一年不如一年。随着成本开始失控,那些曾经承诺降低成本的政客们将会颜面扫地,随即而来政客们使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惯用伎俩——一般是推行价格上限,且通常打着“全面控制预算”的幌子,巧妙而委婉。

价格上限通常会刺激商品的需求,同时也会降低商品的供给,由此产生了短缺现象。因此这种情况下非价格调控的配额政策就变得十分必要。这便意味着,只有政府的官僚机器,而不是病人和医生,才能在“谁有权获得治疗,何种医疗技术得以应用,多少医生护士将会在医学院毕业后就业”等等的问题上做出决策。由此,我们可以预测政府的行为将会形成对整个行业的,极权主义式的严格监管。

所有采取过社会化医疗保健体系的国家,都经历过价格监管造成医疗服务短缺的噩梦。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加拿大人在车祸中受到三级烧伤,因此需要做面部修复手术,他要接受治疗需要等五个月。同样,骨科手术的等待时间也长达五个月,神经外科手术为三个月,甚至对于心脏手术也长达一个月。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年来,许许多多较为富裕的加拿大人,在需要紧急治疗时涌向美国医院的原因。

《纽约时报》在2000年1月16日刊登了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一篇名为《医院人满为患让加拿大人等待和南下》的文章。作者提供了许多例子,讲述了加拿大的国有化医疗保健体系如何造成了极为严重以至于威胁患者生命的医疗服务短缺。比如,一位58岁的老太太在蒙特利尔医院的走廊与其他66位患者一起等待她的心内直视手术,自动门整夜开开关关,把零下的寒流带入室内。这位老人已经为这场心脏手术等了五年之久。

在多伦多25家大医院中,有23家医院在同一天由于医生短缺的原因拒绝出动救护车。在温哥华,突发心脏病的患者在救护车里等候救治,车却居然在停车场里“等待”了数小时。至少有一千名加拿大医生及更多的护士选择离开加拿大,前往美国以避免他们的工资受到价格监管的影响。詹姆斯·布鲁克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几乎没有加拿大人会推荐自己的免费医疗体系作其他国家学习的典范。”

加拿大这种价格监管所引发的短缺,也体现在病人在医疗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上的严重的短缺。每个美国人人均拥有的核磁共振成像机的数量是加拿大的8倍,放射线癌症治疗手术的治疗服务单位 是加拿大的7倍,结石粉碎手术的治疗服务单位是加拿大的7倍,且心脏切开手术的治疗服务单位也是加拿大的3倍。有着五百万人口的华盛顿州,拥有的核磁共振扫描仪数量却比有着三千万人口的加拿大还多 。因此,若美国继续走国有化医疗的歧路,未来美国也会重蹈加拿大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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