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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s Institute

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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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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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保护主义:李斯特有害而深入持久的影响

MisesCircle精选 Jiav · 7 个月前 · 260 次点击 · 29.39341638

杰弗里·塔克 文
禅心云起 译

国与国之间贸易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于亚当·斯密和他那一代人,包括大多数美国建国先贤来说,国际贸易是为了促进人民的财富和福祉、增进国家之间的和平。

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解释得好:

“无论就政策、人性还是利害而言,我们都应当跟一切国家保持和睦相处和自由来往。但是,甚至于我们的商业政策,也应采取平等公正的立场,既不向它国索取特权或特惠,亦不给予它国以特权或特惠;一切顺其自然;要用温和手段扩展商业途径并作多种经营,但绝不强求(…)期待或指望国与国之间有真正的恩惠,实乃最严重的错误。这是一种幻想,必为经验所矫正,必为自尊所摈弃。”

你可能认为这种观点是显而易见的。多少能说,它存在了好长一段时间。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理想逐渐成为主流,并在多边贸易协定中得到了体现。只要各国都逐步减少贸易壁垒,这一理想就能最后实现。

随便你称这种理想为自由市场、自由秩序、世界主义、全球主义、自由至上论还是其他什么。关键是要削弱民族国家的权力,尊重商业部门的权利,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实现财富增长。这就是自由主义,一种新的理念,主张我们不干涉社会,赋予个人以权利,让国家不成为妨碍。

反革命

然而,以上观点并非那么显而易见。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反对的做法,可追溯的历史就算没有上万年,也有上千年。根据重商主义的李斯特学说,国家和与之关系密切者的“健康”才是首要的,即使以牺牲消费者和公众的利益为代价。

斯密的思想一度占了上风,它的巨大影响力导致了1846年英国残酷《谷物法》的废除。在欧洲大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勃勃兴起,歌德在他的格言中赞美道:“什么样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最好的政府就是教会我们如何自治的政府。”自由贸易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在1828年,他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关于德意志各邦,已不再讨论邦内和邦外之分野了。”

但自由贸易的胜利并非不受挑战。在19世纪的反自由主义者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年)因其在贸易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特殊作用而引人注目。他不是一名学院派,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个话题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主要作品《国家政治经济体系》(1840年),一连好几代,是德国经济学家中除了马克思以外被引用最多的作品。

他的观点是,财富不该成为国家的目标。一国目标应该是权力(力量)本身,财富只是国力次要的结果。他抨击的对象是自由贸易的主要理论家斯密和J.B.萨伊的著作。他的批评是,老自由主义思想家错误地将经济学视为个人在世界舞台上进行交易。事实上,好的经济学必须把国家权力摆在首位,把个人利益放在逊一筹的位置。

他赞成把自由贸易当成一种只有在适合条件下、在一国历史的适当阶段中才会发生的理想。工农业强国的建设需要保护主义:政府利用国家的课税权,对进口实施积极的控制。国家需要阻止各种竞争的力量,这样才能在不面临外国竞争压力的情况下,让生产不断发展壮大。

他对历史的调查强化了他所有的偏见。他一页页引用成功的保护主义案例。对这些政策可能产生的看不见的影响,他连想都懒得去想。

“国家对于物质资产势必多少有所牺牲或放弃,借以获致文化、技术和协作生产的力量;就是说,必须牺牲些眼前利益,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在工业各部门都获得了发展的制造业力量,构成了各国在文化和物质繁荣上、在政治力量上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

因此,他说,“国家的权力被迫对私营企业施加限制。”且“基于同样的原因,国家为了国民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它本身是无害的)也加以某种约束和限制。”

他刚愎自用,一路坚持他的逻辑,直到攻击劳动分工本身,推出所谓“贸易收支平衡”,倡导以债务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以及促进一种有限的自给自足。

他用难以置信的夸大算术写道:

“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比国外市场重要十倍(…)还有比这个更加重要十倍的,是对国内市场的培育和保障,而且只有在国内工业发展到很高程度的国家,对外贸易才能获得重要性。”

“幼稚产业”这个概念,被世人普遍认为是他最早提出。《维基百科》反驳了这一说法,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才是第一人。然而,这里的关键是,汉密尔顿在巩固李斯特的思想上,发挥了巨大影响力。李斯特来到美国,不是从其自由贸易实践而是从其关税制度中学到东西,而关税制度随后被正确地逐步废除了。【注:杰斐逊入主白宫,“农业共和国”成为主流思想,关税降到最低点。】正如他书中历史章节所显示的那样,他养成了在每个历史案例中找到他急欲寻找之物的坏习惯。

生存空间

现在来谈谈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李斯特对纳粹“生存空间”(Lebensraum)贸易政策有多大影响?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说的对,李斯特虽然是一个反自由主义者,但对此不应该承担全部的智力责任。李斯特“并没有无条件地拒绝自由贸易;他主张仅在过渡时期保护制造业,而且没有提到过保护农业”。米塞斯在1944年肯定:“李斯特会强烈反对德国对外贸易政策过去65年的趋势。”

所有这些都是事实。甚至有可能,在特朗普试图保护农业且联邦当局援引不了“幼稚产业”论证的情况下,李斯特还会拒绝特朗普风格的贸易政策。事实上,特朗普的政策植根于相反的理念,即我们需要保护传统产业不受外国暴发户的冲击。

即便如此,李斯特还是以种种毁灭性方式,颠覆了(自由贸易的)这个叙事。对他来说,决定国际贸易发展进程的,不是商业阶层和消费者。这是国家的职份。应该由它来制定符合民族国家利益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最终会是什么,将取决于政治权力的相机决断。

李斯特断定商业社会利益和国民整体利益之间存在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思想和他受教育过程中流行的右派黑格尔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把贸易政策交给国家是个毁灭性让步。在最糟情况下,他让贸易政策屈膝于“领袖原则”。【注:Fuhrerprinzip,在纳粹德国,这一概念为“无条件地服从领袖权威的原则”。】

在这个时代,我们仍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得到他的影响力。世易时移,国家的组成发生了变化。是什么把一国团结在一起?是语言、地理、宗教、遗产,还是种族?或仅仅是管辖权?正是国家定义了所谓“全民利益”;它是唯一一个有全权这样做并将意志强加于人的机构。如康德在1795年的杰作《永久和平》中所写: “一个国家的真正荣耀在于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不断发展本身的权力。”无论何时何地,权力的运用方式都是如此。

自由贸易并不是一个以所有国家都按一国领导者指示行事为前提的遥远理想。自由贸易是指一国对其公民个人根据本人意愿从事商业贸易的权利不加以干涉的政策。这意味着凡是有自由贸易的地方,也就有最好的交易,不拿商业部门的任何权利做牺牲,以换取所谓“全民利益”的更高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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