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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ian Economics, Freedom,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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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rogram of URJC

Study Austrian econom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Jesús Huerta de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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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或“免费”医疗神话的破产

MisesCircle精选 Jiav · 7 个月前 · 250 次点击 · 29.69031958

托马斯・迪洛伦佐 文
熊越 等 译
熊越 董子云 等 校

美国政府在不断接管经济中的医疗部门,其中的核心是在奥巴马任内通过的一项法案,它会最终把私人医疗保险挤出这个行业,或是在事实上将这个行业国有化(也被称为“社会化”)。这项法案额外增加了医疗保险公司的税负和其他成本,同时建立了一个政府医疗“保险”的官僚机构,以在表面上与私人企业进行“竞争”。

这些都是最终在美国实现公立医疗这个社民主义“白日梦”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公有制计划经济在其他许多国家的表现,已经如此“妙不可言”了。就像所有政府垄断一样,这一个医保机构也会有国税局般的“慈悲”,和邮政部门般的“高效”。

许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研究了美国医疗保健供给的经济史。1992年胡佛研究所出版了一份报告,题为《医疗保健中的投入与产出》。在这份报告中,弗里德曼指出,在1910年的美国,有56%的医院为盈利性私人企业。之后数十年政府对公立医院进行补贴,使这个数字下降到10%。尽管这个过程耗时数十年,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政府已经掌控了几乎整个医疗业。

残存的私人医疗业仅占极少比重,且受到了相当苛刻的监管,我们几乎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国家的附庸。这些“私立”医院的管理层所做出的绝大多数决定,都在应付政府法令,而忽视了护理病人这个目标本身。

弗里德曼的关键结论是,与所有官僚体系一样,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的医疗保健行业,也制造了“投入”增加而“产出”减少的情形。在诸如仪器采购、基础建设和医疗人员薪水方面加大开支,事实上却降低了医疗保健行业在质量和数量上的“产出”。

比如,1989年医疗开销相比1965年上升了224%,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却下降了44%,且床位利用量也下降了15%。弗里德曼研究了1945-1989年的这段时间,发现即便排除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因素,每位患者的医疗开销也几乎上涨了24倍。政府对医疗保健控制的加强,导致的是服务减少而成本急剧上升。

由于缺失所有的市场反馈机制,所以所有政府运营的官僚部门当中都存在这样的结果。因为在政府中不存在会计学意义上的利润,所以不存在可靠的机制来奖励好的表现和惩罚坏的表现。事实上,在所有的政府企业中,事情恰恰相反:在承诺用更多钱能“做得更好”之后,糟糕的表现往往会被“奖励”更多的预算。

政府每涉足一个行业,这个行业的成本就会激增。1970年政府预测医疗保险中住院保险的份额将是每年“仅有”29亿美元。由于实际开支是53亿美元,对成本就有了79%的低估。1980年政府预测医院保险的开支为55亿美元;实际开支是这个数字的四倍多——256亿美元。然而,每当政府要开始接管某个行业,它总会承诺降低该行业的成本。

为了应对自己的政策所导致的成本激增,政府随后在医疗保健行业上赋予自己更加不同寻常的权力,在医疗保险的头30年里推行了23项新税款。

无论在加拿大、英国还是古巴,所有由政府垄断的医疗保健,都经历过行业成本和需求的激增,后者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医疗保健是“免费”的。(它当然不是“免费”的;只不过成本隐藏在你的普通税账单上了。)每当一种商品的标格为零,其消费者需求都会大幅增长,医疗保健也不例外。

同时,官僚体系惯常的惰性,只会导致医疗保健体系的效率一年不如一年。随着成本开始失控,那些曾经承诺降低成本的政客们将会颜面扫地,随即而来政客们使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惯用伎俩——一般是推行价格上限,且通常打着“全面控制预算”的幌子,巧妙而委婉。

价格上限通常会刺激商品的需求,同时也会降低商品的供给,由此产生了短缺现象。因此这种情况下非价格调控的配额政策就变得十分必要。这便意味着,只有政府的官僚机器,而不是病人和医生,才能在“谁有权获得治疗,何种医疗技术得以应用,多少医生护士将会在医学院毕业后就业”等等的问题上做出决策。由此,我们可以预测政府的行为将会形成对整个行业的极权主义式的严格监管。

所有采取过社会化医疗保健体系的国家,都经历过价格监管造成医疗服务短缺的噩梦。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加拿大人在车祸中受到三级烧伤,因此需要做面部修复手术,他要接受治疗需要等五个月。同样,骨科手术的等待时间也长达五个月,神经外科手术为三个月,甚至对于心脏手术也长达一个月。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年来,许许多多较为富裕的加拿大人,在需要紧急治疗时涌向美国医院的原因。

《纽约时报》在2000年1月16日刊登了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一篇名为《医院人满为患,让加拿大人等待和南下》的文章。作者提供了许多例子,讲述了加拿大的国有化医疗保健体系如何造成了极为严重以至于威胁患者生命的医疗服务短缺。比如,一位58岁的老太太在蒙特利尔医院的走廊与其他66位患者一起等待她的心内直视手术,自动门整夜开开关关,把零下的寒流带入室内。这位老人已经为这场心脏手术等了五年之久。

在多伦多25家大医院中,有23家医院在同一天由于医生短缺的原因拒绝出动救护车。在温哥华,突发心脏病的患者在救护车里等候救治,车却居然在停车场里“等待”了数小时。至少有一千名加拿大医生及更多的护士选择离开加拿大,前往美国以避免他们的工资受到价格监管的影响。詹姆斯·布鲁克在《纽约时报》上写道,

“几乎没有加拿大人会推荐自己的免费医疗体系作其他国家学习的典范。”

加拿大这种价格监管所引发的短缺,也体现在病人在医疗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上的严重的短缺。每个美国人人均拥有的核磁共振成像机的数量是加拿大的8倍,放射线癌症治疗手术的治疗服务单位是加拿大的7倍,结石粉碎手术的治疗服务单位是加拿大的7倍,且心脏切开手术的治疗服务单位也是加拿大的3倍。有着五百万人口的华盛顿州,拥有的核磁共振扫描仪数量却比有着三千万人口的加拿大还多。因此,若美国继续走国有化医疗的歧路,未来美国也会重蹈加拿大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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